生死地1937年淞沪抗战纪实（近代上海风云录之）

一、虹桥机场事件

1937年8月初的上海，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坐落在虹口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汇山码头，装卸十分繁忙，一辆又一辆军用汽车和一批批武器装备从运输船上卸下，开往日军驻地。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此时已得到情报，知道近来日本领事馆情报处活动十分频繁，不断派出侦探探悉国民党军警在上海的布防情况，他们甚至还通过关系委托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调查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的人员数量，军官姓名，武器装备等军情。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军方将在上海有所动作。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几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提出战争将波及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第二天，日本海军军令部即秘密制定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为配合陆军进攻华北，第二阶段将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海军军令部这一意图后，即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他主张派五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和上海。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分散在长江沿岸的近3万名日本侨民在8月9日前撤到上海。8月8日，长谷川清按照东京海军军令部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同时重新部署了兵力。

就在长谷川清对其部队下达指令后的第二天，虹桥机场一桩突发事件使上海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虹桥事件现场

8月9日这天下午5时，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驾着一辆军用吉普，沿着虹桥路直冲虹桥机场，在机场入口处，被执勤的哨兵喝令停车，这两个日本军人不但不停车，反而径直往里冲，还开枪射击。这一个月来，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在华北的侵略，已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恨，守卫机场的保安部队士兵见这两个日军竟如此猖狂，便开枪还击，日军中尉大山勇夫当场毙命，汽车因轮胎中弹，也歪倒在路旁，驾车的日军水兵斋藤与藏跳下汽车，企图逃命，跑了100余米，被正在修筑工事的守军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报，但日方却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没有人奉命外出，即使有人外出，也绝不会到虹桥机场去，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的。

尽管如此，当晚9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日本驻沪领事还是同各国驻沪领事赶到现场，进行察看。一到现场，果然看到两个日本军人尸体和一辆日本军车。事后俞鸿钧市长又亲赴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态扩大，日方当场也表示同意。

但是到了11日下午4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约见俞鸿钧市长，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强硬地声称虹桥机场击毙两个日军官兵一事，已在日本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他受东京政府之命，提出两项要求：一、撤退保安队；二、同时拆除所有保安队的防御工事。原来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范围内驻扎，只能由非正式军队编制的保安队驻守。其实就是这些保安队，日军也如骨鲠在喉，恨不得要它早日离开上海，以便其为所欲为。如今突然发生虹桥事件，正好是个机会。对此俞鸿钧答复道；“既然是中国的土地，无所谓撤退可言。保安队的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冲突发生。如日方能遵守有关规定，冲突自然可以避免。”冈本在俞鸿钧处碰了壁，便紧急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来讨论处理此事。

于是8月12日下午3时，一二八事变时期为处理中日冲突而成立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应日方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虹桥事件的善后解决办法。这天的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中日双方代表，还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本总领事冈本在会议上竭力指责中国方面保安队及正式军队在停战协定规定的限制区域内设置防御工事，进行作战准备，违反停战协定，要求共同委员会采取措施加以制裁。对此我方代表驳斥道：中日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本方面破坏，日方军队应全部撤退。同时提出：日本方面对于虹桥事件，一面同意以外交方式加以解决，一面调集军舰，增运军队，大量补充军用品，这种举动，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由会议对日方的要求予以驳回。会议不欢而散，这次不欢而散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会议，预示着中日冲突已无缓解的余地。

二、激战开始

就在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开会之时，居住在虹口、闸北的老百姓从种种迹象中已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纷纷搬家，迁入租界，一时间，马路上车辆拥挤，人声嘈杂。在闸北、江湾、吴淞一带各大学校进行的新生招生考试也突然中断，校方劝告学生迅即离去。8月12日在苏州河外白渡桥一带，交通全部堵塞，只见马路上、桥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流，从虹口涌向市中心区，这一天，搬家的人口达几万人。

此时日军已做好了战争准备。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全部登陆，并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好阵地。集中在淞沪的日本军舰已达30多艘，海军和陆战队共有15000人。

中国政府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直密切注视着日军在上海的动向，从这次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借机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和拆除所有防御工事，再结合几年前日军采取突然袭击进攻闸北的教训，意识到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事已不可避免，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从8月11日晚上开始，驻防京沪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受命率第五军开赴上海布防。张治中统帅的第五军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同日军进行过较量，曾经给日军不小的打击，因此被派往第一线。8月12日，第五军的八十七师主力进至江湾市中区杨树浦一线和吴淞，八十八师主力进入闸北、虹口公园以北一带布防，另有预备队分别开至太仓和南翔一带待命。同时在外地的第一军两个师，第十八军4个师等均奉命调往上海。

抗战中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8月13日上午9时许，驻在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由天通庵路及横浜路越过淞沪铁路侵入宝山路口，向我驻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发起进攻，我保安队当即予以反击，淞沪抗战自此拉开序幕。

日本随军画家服部征一郎描写的淞沪战争：冲入闸北K家屋

这一天，江湾路、八字桥及闸北青云路、宝兴路、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中日军队相继开火，停在浦东高桥的日军战舰，向我虬江码头至沪江大学一线猛烈炮轰，战火在各处燃烧。下午4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挂出信号旗，命令日军全线出击，一场恶战，由此展开。

整个上海一下子进入了战争状态。市内电车和公共汽车一律停驶。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全副武装地驻守在各公共租界通向闸北、虹口的要道口。黄浦江靠近十六铺宁绍码头附近水域，江南造船所奉命已将1艘军舰、12艘商船沉于航道中央，以阻挡日军军舰驶向黄浦江上游。8月14日拂晓，中国军队对日军开始进行总反击，第五军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并列攻击，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处，此后两日，又将五洲公墓、爱国女中、奥东中学及日海军操场诸点攻破。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也大显神威，连战告捷

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舰队旗舰“出云”号

8月14日上午，中国空军首次出动，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舰队进行轰击，将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炸伤。8月17日，中国空军又出动战机多架，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攻击中飞行员阎海文的座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入敌阵，日军数十人持枪围捕，阎海文待敌人靠近，拔出手枪击毙数人，敌人迅速退下，双方相持颇久，日军翻译大声劝降，狂叫要“支那空军投降”，遭阎拒绝。于是敌人又发起攻击，阎海文又拔枪击毙两人。最后，在距离只有50米的大批日军包围下，阎海文整装立正，仰望祖国蓝天，从容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壮烈殉国，时年仅21岁。

8月20日晚9时起，我军继续发起全线攻击。从西安调沪的宋希濂三十六师沿天宝路及其两侧进入租界，分别由兆丰路、公平路、舟山路等纵线，向东有恒路、唐山路、东百老汇路等横线推进。八十七师也由引翔港攻入租界。第三十六师一部向汇山码头日军发起攻击，一度攻入汇山码头，敌人凭着其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至21日夜，该师二一五团二营营长李曾阵亡，全营官兵仍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至华德路十字路口，穿户入室同敌人格斗。日军以战车堵塞路口，并放火焚烧房屋，一时间熊熊烈火燃遍了整个街区，冲入街区作战的二营300余名官兵全部葬身火海，写下了淞沪抗战开始后极其悲壮的一页。

浦东方面，战斗也异常激烈。8月1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军舰掩护下登陆，我守军五十七师之一部在三菱、三井、耶松等码头同日军对阵，双方炮战激烈，第一线的步兵短兵相接，进行了肉搏战，敌军抵挡不住，放弃了进入浦东的企图。20日，登陆浦东的日军全部被肃清。

这个时候，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对全国的战局也在进行统一部署。上海的抵抗开展一个星期来，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日军死守据点等待援军，使战绩无法扩大，原先的计划受到挫折，上海这场战争，不能小看。于是中国军事当局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时，将上海、苏南、浙江划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任战区总司令，顾祝同任副司令，指令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方面由张治中指挥，江防方面由陈诚指挥，投入兵力约30万，准备全面击退日军。

三、罗店、宝山县城之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在8月14日晚上召开的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即发表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就在这一天，日本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派遣军司令，迅速开赴上海作战。

8月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和第六、第十三师团的一部分，由50多艘运输舰运送，在吴淞、张华浜、川沙等处强行登陆。8月23日，从小川沙、狮子林登陆的日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在日舰炮火掩护下，向罗店、月浦方向扑去。敌军企图攻占罗店、嘉定，切断京沪铁路。日军在进攻罗店之前，先用舰炮、重炮、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然后步兵发起进攻。在敌人轰炸和炮击下，在罗店的我守军往往整营、整连牺牲在炮火之下，但援军仍源源不断地补上，狙击敌人的进攻，并冒着炮火将敌军包围。

8月25日，我军二O一旅旅长蔡丙炎奉命率5000余官兵赶赴罗店支援。次日晨，日军也大量增援，将中国军队反包围。二O一旅旅长蔡丙炎深知罗店在淞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号召全旅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自己亲赴前线指挥战斗，不料就在他指挥部下向日军猛烈进攻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子弹正好射入左胸心脏部位，血流如注，但他仍然用手势指挥将士战斗，直至心脏停止跳动。蔡丙炎是淞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军队中最先牺牲的一个高级军官。在这场战役中，还有几个团长壮烈牺牲，整个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罗店这一战，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短兵相接，反复冲杀和肉搏。在连续几天的鏖战中，敌我双方屡进屡退，作拉锯战。经轮番炮轰，整个罗店镇几无完屋，成为一片焦土。中国军队虽伤亡惨重，但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使日军胆颤心惊，他们恐惧地称这里是“血肉磨房”。

1937年八一三期间日军炮击宝山县城

围攻宝山县城的日军正在登越城墙

率全营官兵坚守宝山县城两昼夜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姚子青

日军在罗店受阻，无法实施从侧背包抄中国军队的计划，便改变战术，将进攻重点转向宝山县城。9月5日，日军调集了30余艘军舰到吴淞口，先用排炮猛烈轰击吴淞口我军阵地，然后以大批军队向宝山县城进攻。面对大批日军的进攻，守卫宝山的第十八军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二营营长姚子青表示：“誓死固守城垣，倘一息尚存，将奋战到底!”全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齐心协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日军见强攻不成，便施恶计，向城内施放了一批硫磺弹，一时间城内浓烟滚滚，熏得人睁不开眼，喉咙辣得直咳嗽，日军乘此机会用舰炮轰毁城墙东南一角，在战火掩护下，想从缺口冲入城内。

姚子青营的官兵便同敌人展开了巷战和肉搏战。在弹丸之地，凭一营兵力，竟同敌军相持达两昼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50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开后，上海市民无不为之动容，深为这些将士英勇壮烈地为国献身所感动。

连当时上海的《大美西报》也载文赞道：“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迹而不朽。”

四、大场失守

战局持续到9月上旬，尽管上海中国守军的伤亡较大，但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斗志仍十分高昂，日军进攻进展缓慢。这一形势，使日本统帅部焦虑不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早在8月31日即向日军参谋部紧急呼吁，请求派遣五个师速向上海增援。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上奏说：“上海的作战迟迟未有进展，需要增加陆军兵力。”为此日军统帅部决定再次向上海增兵。

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由海军舰艇急运上海，同时日军统帅部又将华北方面军后备步兵十个营及炮兵、工兵一部分调往上海。9月11日，又下令调华北方面第九、第十三、第十师及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作战，正式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兵力，已近20万。这个时候，日军已明确地将侵华战争的主攻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了上海。

9月30日日军以战略要地大场为中心，发起总攻击。日军的企图十分明显，即打算在攻陷大场后进攻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以北的中国军队，然后向南翔进攻，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并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由此，大场的得失关系到会战的全局。大场北面的蕴藻浜，是保卫大场的一道天然屏障，如果蕴藻浜被敌人攻破，大场自然难保，于是中日双方在蕴藻浜一线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

10月1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命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浜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一线阵地转移，在3日拂晓前，完成了新阵地的占领，严阵以待。10月5日，日军第三师、第九师在第十一师和十三师的掩护下，开始向蕴藻浜地区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殊死阻击，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双方激战了四个昼夜，伤亡都十分严重，中国军队终于未能挡住过河之敌，蕴藻浜南岸阵地失守。

10月15日，第三战区为守住大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10月19日，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之部队，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发起反击，以期收复蕴藻浜南岸阵地。战斗打响后，中国军队向前推进，敌人开始后退。

但22日后，日军也调整了兵力，倾陆海空三军全力向我军反扑。这个时候，由于接连几天下雨，中国军队粮食和弹药都补给不上，官兵浸在积满雨水的战壕中，忍着饥饿，缺少弹药，同敌军苦战，三路攻击军约三万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我第二十一集团军反攻受挫以后，日军更加猖狂，仰仗着海空优势和陆军重型武器，步步紧逼，l0月24日乘胜进犯大场。经一昼夜之恶战，大场、南翔阵地被日军突破1公里。入夜，我军反击，大场守军第十八师“敢死队”以肉搏战同敌人展开血战，因伤亡过重，阵地大部分被毁。25日，大场终于失守。

大场可谓是淞沪会战中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它的失守，将对整个战局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大场阵地守军第十八师师长自觉愧对国家，举枪自杀。大场失守后，中国军队在闸北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日军攻击线之下，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中国军队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10月26日，守军主力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一线撤退，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原驻守闸北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率领所部官兵，由闸北转入西藏路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据守。

五、孤军营顽强抵抗

记载四行孤军英勇事迹的出版物

谢晋元乃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一员悍将。他本是广东蕉岭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时年33岁。谢晋元为人诚挚刚直，几天前师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师长询问谁愿担当掩护主力撤退的重任时，在座的军官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要完成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可说是凶多吉少。当其他军官默不做声时，谢晋元却主动表示愿接受此任务。他向师长表示：“职在未完成任务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当大部队完全转移后，谢晋元率一营400余人(对外号称八百壮士)与全军失去联络，便以苏州河边上的四行仓库作为保卫闸北的最后据点。

这四行仓库，原是金城、监业、中南、大陆四家著名银行联合组成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建造的仓库，坐落在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附近，是一幢七层楼高的钢筋水泥大楼，十分坚固，原先一直作为八十八师司令部所在地。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四行仓库后，立即赶修防御工事，在朝西朝北的所有窗户边上都堆上沙袋，在楼顶的平台上也架起了好几个机枪阻击点，居高临下，随时准备还击进攻的敌人。实际上此时的四行仓库已是一个孤岛，它的西边和北边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河对面也是公共租界。

孤军营所制谢晋元团长纪念像章

10月27日，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发起攻击，谢晋元沉着地指挥部队还击。谢晋元枪法极好，发现敌人进入射程便举枪将其击倒，战士们都以团长为榜样，争相杀敌，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密集的火力下，敌人在阵地上留下几十具尸体，其余抱头逃窜。这时，在苏州河南岸这一边聚满了观战的市民，目睹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群情振奋。在苏州河对岸的一些大楼的楼顶上，许多群众聚集在那里喝彩助战，有的还在黑板上写明日军集合的地点、行动情况。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将一面国旗缠在身上，渡过苏州河来到四行仓库，将这面国旗送给坚守在那里的战士。29日早晨，当这面国旗在四行仓库的楼顶升起时，苏州河南岸的群众欢声雷动，这场景，使不少租界里的外籍人士也深受感动。

从10月27日到30日，日军发起了多次进攻，均被打退。29日，谢晋元在给某团体的信中说：“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即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面对四行仓库孤军营的顽强抵抗，猖狂的日军也无可奈何。敌人虽有飞机大炮，但不敢投弹轰炸，因为四行仓库旁边就是公共租界，此时日本还没有同英美等国撕破脸，它怕万一流弹误入租界，引起国际争端，故只能望楼兴叹。

八百壮士孤军抗敌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连日来，各地的慰问信以及上海人民送的食品、药物等慰问品，源源不断地从苏州河南岸送到四行仓库。不仅如此，市民还想方设法帮助军队抗击敌人。30日下午，两艘日军汽艇从苏州河东面向西藏路桥驶来。很明显，日军从正面对四行仓库久攻不下，便派汽艇从背面探个虚实，以图不轨。没想到当汽艇穿过浙江路桥，接近西藏路桥东侧时，停泊在那里的中国船民不约而同地以小木船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堵塞了河面，挡住了日军汽艇的去路。最后在租界内英国军队的干预下，汽艇只好原路返回。

正当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民众的支持下，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却害怕战争如此继续下去将会危及租界的安全，便要求中国政府下令孤军营撤退。10月30日清晨，坚守了四天的孤军营奉命撤离四行仓库，由新垃圾桥退入租界。在这四昼夜中，谢晋元率部歼敌200余人，自己仅牺牲10余人。

10月31日上午10时许，谢晋元由租界内万国商团司令陪同，乘车由跑马厅来到胶州路上的“孤军营”。当轿车驶出大门，门前门后，街上墙上甚至一些楼房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群，人们热烈鼓掌，并高呼“抗日英雄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欢送抗日英雄。

谢晋元原来以为部队撤退到租界后，即可由沪西方向归队，继续同日军战斗，不料一进入租界后，所持武器即被租界当局收缴，八百壮士全部被软禁在胶州路上的“孤军营”中。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度尽生死之劫的这八百壮士，因租界当局为了讨好日本侵略军，在“孤军营”中被囚禁几年后，仍没有逃脱日军的魔爪，而孤军营的统帅谢晋元则在1941年9月20日被日伪收买的几个叛徒杀害，正如他生前给父母的信中所说：“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

六、日军登陆杭州湾

大场失守后，中国守军按照部署，向吴福线后撤。11月11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来到南翔，召集师长以上将官开会。会上蒋介石一改前不久已同意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作长期固守的部署，要求各部在上海战场再坚守两个星期。原来此时国联正委托九国公约有关国家举行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国际间一般多同情我国，主张对日本进行制裁，蒋介石认为如我方能在会议期间继续在上海坚持作战，必可取得国际上更大的同情与援助。于是我军又在苏州河一线及南起江桥镇，北至施相公庙浏河一线布阵。

使人想不到的是，这一着棋，却给后来的战局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原来淞沪会战进行两个多月后，日军虽然一再增援，投入的兵力已超过20万人，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军统帅部急于在上海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10月9日，日军统帅部决定再增派一个集团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侧背攻击上海守军。

位于上海南侧的杭州湾北岸，离上海市中心不过200公里，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十米以上的水深，是淞沪地区最优良的登陆场。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城，即可切断沪杭甬铁路，阻止中国援军的进入，与北线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即对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早在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投入第八集团军四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在那里，防止日军部队在这一带登陆。后来，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部分守备部队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作战，由此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只有第六十二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守卫，兵力十分薄弱。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11月5日拂晓，天边刚露出亮光，只见一阵阵排炮向金山卫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轰来。人们猜测已久的日军登陆行动终于开始了。在连续几个小时的炮轰之后，由空中一批战机的火力掩护开道，日军第十集团军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分别从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漕泾等处登陆，此时中国守军在这一带担任警戒的只有第二十八军六十三师的两个连，单薄的兵力，很快为敌军击破，日军没花多大代价，即登陆成功。

到这天上午，已有3000余人在全公亭登陆。中国第三战区指挥部闻讯急调第六十二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及第七十九师前往阻击，并令在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占领交通要地，但中国军队因联络不畅，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反击，使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登陆。日军大批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后，即兵分几路，以第十八师一部向沪杭铁路前进，第六师和第十八师的主力向松江进攻，当天晚上，日军即抵达金山县城、松隐镇、亭林镇一线。第二天11月6日，敌人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时分渡过黄浦江，向松江方向进攻。

此时匆匆赶来的中国第六十二师和第七十九师分别向被日军占领的亭林镇、金山城发起反击，伤亡较大。同时指挥松江地区防御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组织部队固守黄浦江各个渡口，企图阻止日军第六师、第十八师渡江。但此时日军迫不及待地要结束战局，因此在8日清晨，第十集团军主力又强渡黄浦江，在渡江过程中同中国军队一O八师发生激战，一O八师拼命阻止终没成功。9日，日军一部分占领松江城，逼近沪杭铁路，淞沪我军侧背受到重大威胁。

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成功，使形势急转。第三战区被迫再次下达转移命令，中央兵团向青浦、白鹤港之线转移，但在转移过程中，因遭敌机轰炸和扫射，再加联络困难，各部准备不周，撤退时秩序混乱，十分仓促，以致于原先的吴福线、锡澄线两道费时二三年，耗资百万元所筑的钢筋水泥战略防御工事，都没能派上用场，结果日军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即长驱直入，直逼南京。

七、上海沦陷

日军侵占上海后，不时在租界内进行武装示威。

从9日开始，中国守军开始全线撤退。为掩护上海方面中国守军顺利撤退，第六十七军在松江对日军进行阻击，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完成了“死守三日”的任务。后来在向昆山突围的战斗中，军长吴克江壮烈牺牲。

11月11日夜，在上海南市一侧和浦东担任掩护的中国守军同进入市区的日军相遇，在进行激烈的抵抗后，中国守军4000余人撤入法租界，有相当一部分沦为难民。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悲壮失利而结束。

但是这场前所未有的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叫嚣的三个月内可以灭亡中国的狂言。日本侵略者原以为只要有15000兵力，就可以占领上海，直驱南京，然实际上到淞沪抗战结束，日军经过五次增援，总共投入了陆军九个师团，三个重炮兵联队，三个野战炮联队，另有飞机500架，军舰几十艘，总兵力近20万。在会战中日军的伤亡也不轻，据战后日本防卫厅调查，日军在淞沪会战中，战死10240人，伤31257人。实际上日军伤亡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第九师团联队长何佐一男大佐曾对人说，仅该师团在上海作战中就死3833人，伤8527人。

当然，在三个月的激烈抵抗中，我军的伤亡也十分惨重，据估计在20万人。一些部队，在同日军血战时整连、整营、甚至整团阵亡，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侵略者面前不畏强暴、英勇抵抗的气概。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向上海人民和外国侨民显示其武力，全副武装的几万军队从虹桥路进入租界，穿过市中心，从大世界经南京路转向外滩，过外白渡桥进入虹口日军基地。在西藏路口靠公共租界一侧，矗立着一块巨型广告牌，上半部是红锡包香烟广告，下半部是一幅百龄机补药广告，一个青年工人正在上面油漆。当日军队伍经过这里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油漆工人高呼着“中国万岁”，纵身从铁架上跳下，跌落到日军队伍，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那青年引爆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日本兵5人，炸伤14人，这个青年也壮烈牺牲。原来这名青年身怀自制炸弹，以此壮举来表示对日军的反抗。日军队伍一时陷于混乱，后来重整队伍，又向南京路前进。

当日军队伍行进到西藏路、南京路时，从大新公司五楼，又跳下一名爱国青年，身带一枚烈性炸弹，在日军队伍中爆炸，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十多人，其中有一名上尉军官。事后日军将该地区封锁一周之久，宪兵挨家挨户搜查，却一无所获。后来人们获悉这个青年名叫朴顺元，为朝鲜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志士，尹奉吉的战友，是当年一二八事变后在虹口公园参与炸死白川大将的几位英雄之一。短短一段路上，这两次特殊的炸弹爆炸，预示着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日军，将面临上海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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