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等级层次纷繁（周代衣着的周密与完备）

作者：华梅

说起中国的周代，应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起始，直至前256年为秦所灭。其间定都于镐的周王朝强盛，正值奴隶社会的巅峰时期，因此周公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三代之鼎彝”的丰功伟业。而周平王迁到洛邑以后的春秋战国虽说也算东周，但从制度的确立上已远不如西周了。西周至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为止。

这一千年中，曾经鼎盛一时的古埃及由新王国的兴盛逐渐衰落，直至落入我们熟悉的埃及艳后统治。雅典、斯巴达等古希腊城邦崛起，并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决战于马拉松平原；天才少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罗马由台伯河边的小村落逐渐发展为共和国，经过马略军改后军事实力大增，并逐渐演变为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统治的帝国。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各个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辉煌，但值得中华儿女骄傲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详尽健全的服装制度，这绝对是文明并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

谈及中国儒家礼仪时，人们自然想到的有《周礼》《仪礼》《礼记》，号称“三礼”。《周礼》也称《周官》，搜集了大量周代官制，其中包括许多服饰制度内容。

《周礼》第一部分是“天官冢宰”，强调“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于是定“大宰”等官职59个。大宰同太宰，为天官中级别最高的，他负责的“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第三典即为“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大宰领导的官员各司其职，其中与服饰相关的有“幂人”，幂人负责“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这里所说的“幂”为遮物的巾，也可罩于头上，唐代初年女子就曾戴幂篱，是一种从头遮至腰下的薄质巾。看来周代用于王的巾都要绣上图案。另有“玉府”一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同时还“掌王之燕衣服……”即除了掌管王在什么时间和礼仪上要佩戴什么规格的玉饰外，还负责王在休闲时的衣服。另有“司裘”和“掌皮”二职，关乎帝王的皮衣。

“内宰”是专门负责宫廷内诸礼的，主要针对的是嫔妃女史等，也在大宰的管理范畴。内宰之下有“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染人”“追师”“屦人”“夏采”。其中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辨外内命妇之服……”，缝人、染人的职责都规定得很细，追师是负责首服，屦人是负责鞋子。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正其服，禁其奇邪”。在“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中强硬规定“丧服、凶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这是政治制度中的服饰制度部分，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前就制定了这种正统的仪礼，一切不属于正服的奇装异服都不许进入宫廷等郑重的场合。

《周礼》第二部分“地官司徒”，这里包括“大司徒”在内有官职60个。大司徒主要“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小司徒则“掌建邦之教法”，特提到“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强调制度、法律的重要性。与服饰材质有关的如“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等，职责非常具体。

《周礼》第三部分“春官宗伯”，有“大宗伯”等官职57个。大宗伯主要“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这里提出许多仪礼的性质和执行要求。“小宗伯”负责的范围中专门有“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牵扯许多仪仗内容。“典瑞”一职“掌玉瑞、玉器之藏”，特别说明要“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这一句话在几处重复提到，充分证明其服饰制度是政治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命”负责的“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均要“各视其命之数”，这里按级别高低、轻重、缓急等确定的规格显示出统治的成熟。“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另有“巾车”“典路”等职，共同构成王及后出行各种活动时的舆服规格谋划与实施。

《周礼》第四部分“夏官司马”，有“大司马”等官职62个。其中“节服氏”负责“祭祀，朝觐衮冕”“弁师：掌王之五冕”。这里对于王的冕冠说得非常细，如“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

《周礼》第五部分“秋官司寇”，有“大司寇”等职位58个。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这里又在强调“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服饰制度充分体现在仪礼之中。《周礼》第六部分“冬官司空”早佚，仅这五部分已是浩繁周密郑重，令世人崇敬。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周礼》一书中选取涉及服饰制度的点滴内容，足可见西周时中华民族的文化程度已经如此之高之强。作为华夏子孙，我们从中领悟到的不只是具体规定，而是制定这些典章以形成的庞大文化体系。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尚且可以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以期国泰民安，而制定出如此周密的服饰制度，上述官职仅是一二级官员，他们的手下又有许多人员在各司其职。为什么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衣冠王国”？不是仅比当今有谁进入国际时装圈，而是看我们设立服饰和礼仪制度有多么久远，多么完备。当然，我们不能躺在祖先的宏伟基业上，这正体现出“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任务的紧迫与重大。回顾历史才愈发感到肩上责任的不容推辞和不容懈怠。（华梅）

来源：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