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城国是现在哪里（占城这个千年古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越南一个省）

占婆顺城镇政区性质及地位的演变

文：韩周敬

（二）、作为间接行政区的顺城镇（1790-1832）

1790年，顺城藩王佐因率军邀杀阮卒，而为阮福映击杀，此后阮福映以二占人阮文豪、阮文振为正、副镇，废除顺城藩王号。藩王号的废除，和镇守制的确立，使顺城镇的藩国地位丧失。嘉隆元年（1802）以后，延续了1790年的政策，仍置镇守，并将护卫京兵的编制由三十人增加至五十人。

此时期在占人聚落中，随着越南移民不断渗透，至嘉隆五年（1806），多数村落都存在着顺城民和华民间居的情况。由于“占婆地区的越化过程贯穿了整个18世纪”，以至于“十七世纪以后，仍然居留于顺城地区的占婆人基本上都远离了沿海地区，占婆人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正如《大南一统志》所反映的，平顺地区的土民（占人）‘习野性拙，只事耕农，并无别业’”。嘉隆时期顺城镇亦是如此：占人村落被散布在内陆山林中，不仅丧失了反抗阮朝的经济力量，就是将其组织在一起亦相当困难。一首占人民歌记述了此时占婆人对自身境况和未来命运的担忧：

“占人后裔的教长泪满襟，只缘发号由南人。可怜啊，我们的国家，南人驱策占人像牛羊。安南人有王，欢笑号令；占人无王，孤苦零丁。等到我们的苦难完结时，占人已和古鲁斯族的林中野人一样蠢。占婆人和野蛮人人们哟！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等候天帝的拯救吧！祈求上苍赐我些许欢乐吧！只求能服役于占王统治下，如我们的祖先一样。”

这样一来，无论是顺城镇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其自主能力都被弱化了。正如蒲﹒达玛所言：“占族居留地就像猎豹身上的斑点。越南逐渐侵吞着占族的土地，旧有的自治统治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此段时期，顺城镇做为国家的三个条件被悉数削除或弱化了：首先，藩王的罢废。借着原藩王佐邀杀阮卒之机，阮福映顺势废除了藩王之号，而改由阮朝直接任命镇守以治之，镇守虽然亦是占人，但与藩王不同的是，他只是阮朝地方官员中的一员，这也就意味着其地被纳入了阮朝地方行政序列；其次，军队力量的削弱。由于正镇、副镇等官兼领军政之权，因此在镇守被纳入行政序列的同时，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也下降了。在处理域内戎务时，顺城土兵往往只能充当配合调度的角色。第三、行政体制的转变。行政体制的转变，实际上早自1728年即已开始，随着该年占王继婆子的离世，新任占王不再直接与阮主接洽，“所有的事务都由设在潘郎-潘里-潘切的平康和平顺营官员经理。因此，从许多方面来说，本来自主的占王在阮主眼中只相当于地方政府的首脑”。阮朝复置顺城镇后，在其地设置“职官员役”，由先前的驻官监视到设置职官，是阮朝对顺城旧有政体与该地的黏合度的进一步稀释。

该时期的顺城镇，“尽管在阮朝仍被重建为一个实体政区，仍然保有异于越人的军队和行政体制，它却不再像以往那样独立，而只是一个看似独立，实际上只有顺应阮朝皇帝的意图方可存在的地区”。在对阮朝的责任上，顺城镇由岁输职贡转变为岁输租税。此时的顺城镇在政区圈层中的位置发生了由外而内的位移，在政区性质上，则体现为由统治区向间接行政区的转变，故而《大南实录》记：“顺城一辖，俗犹仍旧，似属羁縻。”虽然此时期仍在平顺-顺城地区，保留了立体圈层，但事实上，在阮朝初建之时，是完全有能力将顺城镇纳入经制区的，嘉隆仍对顺城建置予以保留，足见其为政风格的稳健和理性。

（三）、1832年—从间接行政区到经制区的转化

自1802-1832年，经过三十年的经略，阮朝对顺城镇有了绝对的控制力，这从阮廷对阮文承请分别汉、土以置县的建议的驳斥中可以看出。明命十三年（1832），“该队署副镇守阮文承自率土民，愿为编户，遂拟请分设府县，汉土各别”，廷议却以“顺城之与平顺，从来人民耕居相间，岂应彼此互岐”为由，将其拒绝。不难看出，阮文承的提议有纯化占人聚居区之意图，这显然是与阮朝当时“加之声教，用夏变夷”的策略背道而驰。阮朝决定混一汉土，正表明当时越人在与土民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

同年冬十月，阮廷对顺城镇建置进行了改革：

“原镇改为宁顺府，增置绥定、绥丰二县，其土民所居田土，合与原属咸顺府禾多、安福二县，量地分设：自平和界末至麻布江为安福县，麻布江之南至存江为绥丰县，存江之南至罗芃山为禾多县，罗芃山之南至边和界首为绥定县。仍以安福、绥丰二县隶宁顺府，禾多、绥定二县隶咸顺府，府各置知府一、教授一，宁顺府知府兼理安福县，咸顺府知府兼理禾多县。绥丰、绥定二县，县各置知县一、训导一。再随地界之联络，县设有总（安福、绥丰、禾多，每县四总，汉土各二，绥定三总，汉二土一），总置该总一，汉用汉人，土用土人。”

此项改革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土官向流官的转化：废除镇守，改授其以荣衔，在实际政务中，“令从平顺镇公务，管辖诸总土民及茶娘蛮诸册征纳税例”。如此一来，原镇守从专阃一方军政大权之要员，而成为省级官员的副手；其所管理之事务，则由原顺城全镇兵民庶务，而缩减为诸总土民及茶娘蛮诸册征纳税例，这一方面固然是改土归流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则是在明升暗降，以剥离其权力；第二、对顺城辖地重新分划：改革之后，顺城镇消失，其原有境域，并非直接的、整体的让渡给宁顺府，而是将其镇土与原有之安福、禾多地域重新整合之后，再加以区划。重新整划后的宁顺府之地，以麻布江、罗芃江和存江三条天限为界，这种“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有利于界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了汉土居民的混合度和依存度；第三、汉土分居只在“总”级实施：整并后的四县之地，共有十五总之地，其中汉总八、土总七，汉总用汉人，土总用土人。汉土诸总地域相间，肢解了土民的反抗势力、弱化了其反抗情绪。另外，在土总之内，仍然因地而治、因俗而治，不派征租税，并有条件的保留故俗，则又是阮廷对其地之安抚。

明命十三年（1832）的改革举措，使顺城地区由间接行政区转变为经制区，这实质上是由政区性质转变而造成的管理幅度的扩大。至此，平顺地区结束了经制区和自治区双轨并行的局面，全部归于经制区这一单一圈层之下。这一转变，是在明命政改（1831-1832）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整齐划一”特色，但由于此时顺城镇土民的越化程度已相当深，加之阮廷对其地的开发日益深入，控制力亦随之强化，因此并未带来太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