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农奴却拥有贵族教养（天生贵族却为奴隶舍身）

十二月党人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一批参加远征拿破仑的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极其不满。他们先后建立多个革命组织，制定革命纲领，提出“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天赋人权”等思想，要求废除农奴制，等级制，取消贵族特权。

1825年11月19日（俄历十二月），十二月党人率军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起义遭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起义军血洒参政院广场，为首的五位领袖被判处绞刑，其余贵族军官全部流放西伯利亚。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打响了武装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枪，唤醒了沉睡几百年的人民，无数的革命者开始沿着十二月党人开辟的道路，为摧毁专制，为解放奴隶而战！

十二月党人得到历史的高度评价，列宁称之为“贵族革命家”“俄国第一代革命者”“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帮助唤醒了人民”。

不仅这批青年贵族军官令人钦佩，他们的妻子更是让人感动不已。

当起义失败，大批青年贵族被迫流放西伯利亚时，沙皇特意修改贵族不得解除婚约的律令，给了他们妻子两个选择，要么改嫁，要么放弃贵族称号，放弃土地，财产，追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服苦役，终生不得返回家乡。

结果，大部分十二月党人妻子选择放弃一切，追随她们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地区，甚至有一些尚未正式完婚的贵族女子也选择履行婚约。几年后，她们中的很多人跟丈夫一道，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因饥饿劳累死去。

曾有诗人歌颂这些奇女子的所作所为，并称之为“女英雄”，但她们听到诗人的颂扬后，只是淡淡地说：“我哪是什么女英雄，我只是去找我的丈夫罢了。”“他的泪水与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

圣彼得堡

以下转载自筱敏的《山峦》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历史称之为贵族革命。那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龌龊的时代，除了匍匐于王权靴下的草芥，任何生命都不能生长。然而，恰恰是窒息生命的统治，使自由成为一种焦灼的渴望；恰恰是腐质土的堆积，迫使一种名叫崇高的生物直立起来，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生长。

一群心怀使命感的贵族青年站到了起义队伍的前列，并且沿着这条因自由的火把而延伸的道路，走到了绞刑架下或者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要理解这种崇高的生命必须有同样崇高的心灵。一位政客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这样一种无耻的“幽默”，除了表明其躯壳能增长腐质土的堆积，其灵魂卑贱地受着王权专制的役使之外，难道可以给予崇高的生命些许蚀损么？

百余名十二月党人带着镣铐到西伯利亚去了，并将在苦役和囚禁之下终其一生。他们的罪证是对祖国的忧虑和挚爱，对奴隶的关注与同情。在那条被他们的歌声和镣铐敲击过的驿道上，那条漫长的，永无终了的，直插入蛮荒和苦难的驿道上，远远地追踪而来的，是他们年轻的妻子。

这些年轻的女性，这些在乳母的童谣里和庄园的玫瑰花丛中长大的女性，这些曾在宫廷的盛大舞会上流光溢彩的女性，这些从降生之日起，就被血缘免除了饥馑、忧患和苦难的女性。歌剧院中不曾演过，恶梦中也不曾见过，那些属于旷古和别一世界的悲剧，突然集中在一个流血的日子里，利刃一样直刺人体内。生活因此断裂。狂泻的泪水，突然就把她们冲到春季的彼岸了。

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砾，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面对昏蒙了数百年的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那一线由她们的丈夫们的英勇而划开的皎白的边幕，选择难道是必要的吗？

像踏过彼得堡街角的积雪，她们踏过沙皇那纸特许改嫁的谕令，在“弃权书”上，签署她们从此成为高贵的标志的姓名：放弃贵族称号，放弃财产，放弃农奴管理权，甚至放弃重新返回故乡的权利；——难道那一切是人的真正的权利吗？那些虚荣的玩具曾经掏空了多少生命？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怎么可以忍辱屈膝，把青春重新搅拌入豪奢的腐朽和华贵的空洞呢？

那一年的冬天，日照极短，枢密院广场的落日惨红，如同一环火漆，永不启封地封存了轻盈的过去。从此，她们站到悲惨和苦难之中了。——到囚徒那里去！女性的爱，其最本质的激情是母性。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就让病弱者和受难者靠在她们肩头吧，她们的臂弯里，不是有一种浴雪的乔木在生长么？

当她们以永诀的伤恸吻别熟睡的幼子，以微笑排开威吓和阻挠，任由恐怖和厄运箭矢一样穿过她们身心，孑然跋涉数千俄里，采到她们的丈夫身边的时候，——爱情，还仅仅是一个花朝月夕的字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