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文物浩劫（谢辰生逝世百岁人生只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2010年，《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出版。书中既有对文物保护宏观政策的建言，也有对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文物古迹保护的献策；有对时弊逆行的针砭批评，也有对科学决策的褒扬鼓励。图为谢辰生（左）与单霁翔（右）。周高亮/摄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一铲，发掘出了图案绚丽的彩陶片；1922年，祖籍江苏武进的谢辰生，出生于北京。这是两件基本没有什么关联的小事，毕竟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

2022年5月2日，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去世，享年百岁。中国现代考古学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发轫，谢辰生是迄今最完整的见证者。甚至连“文物”的定义，也是上世纪80年代，谢辰生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会主任时，第一次系统、明确阐述的。

当他的前辈们已经载入史册，他的故事也写到了结语处。

1922年，谢辰生出生于一个繁茂的书香门第：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也就是最早的北大毕业生；历史学家谢国桢是他的堂哥，家族中还有金石学家、新闻学教授、著名记者……小时候，谢辰生住过一阵北京白塔寺锦什坊街的小水车胡同1号，那是谢国桢家的房子。

谢国桢比他大20多岁，家中往来无白丁，唐兰、容庚、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渐渐地，耳濡目染，谢辰生也喜欢上了文史和文物。顺带提一句，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是“样式雷”家——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

“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在谢辰生的回忆中，那是一个盛满了童年记忆的美好的院子，“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

谢辰生的两个亲哥哥，1932年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大学附中参加了青年团。从中学起，谢辰生就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慢慢地，他想去延安、去参加革命。瞒着家人，谢辰生和几个同学偷偷上路，但一路奔赴，几经周折，此行还是停滞在了西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辰生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负责人是郑振铎，谢辰生就开始帮助郑振铎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目录编了9个月才编成，只是最终文物也没索讨成。

1949年，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郑振铎北上赴任，谢辰生跟随一同。从此，一直到去世，除了抗美援朝期间的从军经历，谢辰生一辈子没有换过单位，没有离开过文物工作。他家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写着“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这是他88岁时全国文保志愿者赠他的，他对这个评价很认可。

年过八旬后，谢辰生写过一首七绝：“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做壮兵。”如今，也许文物很火，博物馆很热，文博成为年轻人聚焦的潮流文化。但谢辰生和文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几十年来总有着“救亡”的色彩。

1968年，北京修地铁一号线，正好要穿过位于建国门的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打算拆除古观象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到他处保存。这样一个大工程，也考虑到了文物安置问题，但谢辰生还是急，和几位同道一起给周恩来写报告，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全世界仅有此一处。周总理收到后，马上做了批示，不仅让地铁绕道，还批了绕道所需的200万元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992年，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谢辰生发起并联合76位委员，提交了《应当高度重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工作》的提案，建议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应超前进行。在1993年的三峡考察中，谢辰生还提出，白鹤梁绝对不能离开原址，不能搬迁，建议搞一个水下博物馆。10年后，重庆涪陵的长江边，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终于开工，并在2009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文博界耳熟能详的十六字工作方针，是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时，谢辰生积极推动写入总则的。当时，谢辰生参与起草的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文物保护法已经颁布了20年，社会环境已经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谢辰生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前30年的破坏，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问题。”他认为，文物价值经济化、文物工作产业化、文物管理市场化、文物产权国际化是当时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

保护文化遗产，增强人民的保护意识也很重要。2005年7月，谢辰生等11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国家领导人，呼吁设立“文化遗产日”。从2006年开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2年3月，谢辰生曾到营造学社的旧址李庄，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日’是从纪念梁思成开始的，而现在危机最大的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梁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我和梁先生没有什么交往，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我半个世纪。当年的‘梁陈方案’没有实现，但是在50年后，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这算是告慰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了。”

其实，谢辰生1994年就离休了，很多事情都是在他离休后干的。2010年，他还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写信，针对社会上文物收藏的乱象，建议编纂出版《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集》，以正本清源。这一倡议当即得到批准并组织实施，5年后，他看到了首批书籍出版。

当年跟着郑振铎整理文物的“小谢”，就这样慢慢成了“谢老”，直呼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少。谢辰生的故事，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在他之前——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谢稚柳、郑孝燮、宿白、罗哲文、张忠培……

谢辰生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文物保护的这条路上，循着前人的尝试与坚持，前行。

参考资料：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姚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当前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谢辰生，《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03

《文物》词条，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