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评史可法（一代名臣一代完人）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旨刊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以褒奖明末为国殉节的诸大臣。其中对史可法的评价极高。

原话是：“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不仅仅是乾隆，清代乃至近代许多著名人物，对史可法都是情有独钟，撰联撰诗盛赞其忠。也正因如此，后世人们普遍认可史可法。

御史也很钦佩史可法，民族英雄四字当之无愧。不过御史也窃以为，史可法算不上是一代名臣，更与乾隆所说的“一代完人”相差甚远。

各位先不忙抬杠，且听御史之言有无道理。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宣告了大明王朝灭亡。一个月后，北都沦陷的消息才传到南京，南京作为留都自然也就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当时南京最有声望、最有实权的人物便是史可法，他任南京兵部尚书，并被崇祯帝赋予了参赞机务的大权。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大顺政权和大清政权的双重威胁下，南京诸臣必须拥立一位新君来主持局面。

按例崇祯死后，第一继承人应该是皇子。遗憾的是崇祯帝三个皇子皆被李自成俘获，未能逃出北京且生死不明。

皇子被排除后，那么就应该以血统亲近为标准，在神宗（万历皇帝）的子孙中选择，经过讨论，南京有实权的人物，包括大臣、勋贵、太监等选出了四个继承人选，分别是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

明代皇位继承，一般是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按照这样的排序，潞、惠、桂三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辈，自然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条件，只有朱由崧与崇祯同辈，当为最佳人选（朱由崧比崇祯年长）。

本来这也没什么好争的，让朱由崧即位便是的。但东林党集团包括史可法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要反对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朝“国本之争”的当事人。由于东林党搅局，让朱常洵丧失了皇位，所以他们怕朱由崧即位后会翻旧账，这才极力要推潞王朱常淓为帝。

在拥立问题上，史可法是主心骨，他也认为朱由崧有“七不可立”，既“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然而史可法立场很不坚定，他虽然认为朱由崧不可立，却也意识到立潞王朱常淓不合大明祖制。于是又写信给凤阳总督马士英，还在信中列出了福王“七不可立”。

马士英是投机分子，起初也站在史可法一边。但不久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暗中与江北四镇串联拥立朱由崧。马士英得知此消息后，马上抛弃了史可法，转为拥护朱由崧。

东林党人苦无兵权，见江北四镇拥护朱由崧，不得已就范。这年的五月，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史称弘光帝。

朱由崧即位后，史可法任内阁首辅，东林党核心成员姜曰广、高弘图、王铎等，也被授予大学士、尚书等职。有“定策之功”的江北四镇，也窃取了政治利益，分别授予侯、伯爵位。

按说到了这儿也就翻篇了，只要朝野内外团结一致，凭借江南富庶之地，守住淮河甚至是把防线推向黄河沿线也不是没有可能。

1644年各方势力图

然而，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马士英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为了翻盘他将史可法的信呈给了朱由崧，这让史可法陷入窘境。不得已，史可法自请江北督师，将内阁首辅的位置让给了马士英。

史可法的个人品质是没话说的，如果他当初一心一意拥护朱由崧即位，或者说立潞王朱常淓即位，就不会有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那么毫无疑问，马士英这个奸臣就无法进入中枢，大概率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党争乃至后来的左良玉兵变。

江北四镇即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他们驻守在江淮一线。本来武将对朝政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可是他们因为有“定策之功”，故而嚣张跋扈染指南京，不把东林党那些文臣放在眼中。

四镇在辖区内胡作非为，以掠民为能事。而且他们为了抢夺地盘，屡屡发生矛盾甚至是冲突。

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十月这半年多时间内，李自成与多尔衮在京师、山西一带鏖战。这对于南明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此时被李自成占据的河南、山东二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原明官员、士绅纷纷举兵反叛李自成。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山东、河南已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

史可法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让江北四镇主动出击占据河南、山东，而是采用“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讨好多尔衮，并派出使团到北京谈和，企图偏安一隅。

不料多尔衮根本不买账，在山西击败李自成后，马上派兵占据山东、河南，兵锋直指两淮。

自古江南政权丢黄河尚可自保，若丢淮河则难自立。如此浅显的道理史可法居然看不透，江北四镇见史可法无心北图，更是集中精力内耗，越到后面史可法就越难驾驭。

不久，多铎率兵南下，这时大局已定，史可法难以挽回。江北四镇除了黄得功外，其余三镇纷纷投降。史可法在扬州作困兽斗，不到一日扬州城陷。

单就守扬州来说，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也实在平凡，比起江阴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战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也不止千丈。

后来有个叫谈迁的著名人物路过扬州，回想起史可法守城不慎感慨，撰文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不难看出，谈迁于惋惜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一俊遮百丑，一忠掩百弊。史可法为后世所追捧，其根源在于他对大明的“忠”，生死存亡关头宁死不屈，而且从他做官的经历来看，向来也是清廉自持。

气节、忠诚、廉洁是封建时代人臣最高的品德标准。乾隆之所把史可法立为榜样，无非就是在教育天下臣民，要做大清的忠臣，纯属政治手段。

纵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政治、军事上并无大的作为，甚至可以说弘光朝的短命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而御史认为，史可法可敬可叹，却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一代名臣”、“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