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失格类似文（我偏爱有感而发没有定式的）

作家杨葵。

《杨葵自选集》三卷本。

三十年前，杨葵还在作家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编过一套六卷本《贾平凹自选集》，风靡一时。三十年后，他自己的40万字三卷本自选集也交由“老东家”作家出版社出版。稿子由杨葵亲自编选，旧作重读，更觉太阳底下无新事，“穷究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旧道理。”

他的文章大部分是灵活短小的散文，自言属于“自唐宋一路下来到民国的‘笔记’文体”，写节气、旅游、读书、观影、听琴，乃至日常生活的琐碎种种，往往兴之所至、有感而发。因在作家出版社供职15年，杨葵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打过交道，文集里涉及许多文坛的逸闻故事。

在《立冬·昆明》里，写到在昆明陪汪曾祺逛一条小巷子，老头儿故地重游，“细长小眼滴溜转”，仿佛侦察兵深入敌后，嘴里还叨叨:“基本没变，基本没变”。写为了送稿费去冰心家拜访，老太太坐在沙发上笑道:“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写贾平凹自得于文物收藏，总向来访者说“不值啥钱么”，但“说那话的神态，像个老财主，生怕人家盯上他碗里的肉”……

这些作者，在杨葵的编辑生涯里，有深交有浅交，有的成了知心好友，有的如流星一闪而过。杨葵倒又写了许多不知名的小人物，老傅、老段、小张、小罗等等，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甚至也谈不上有什么故事，只是像相册里的旧照片一样，一张张翻过去，哭哭笑笑地组成了岁月的样子。

沉甸甸的《杨葵自选集》分为《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三卷，一卷写柴米油盐，一卷写文艺生活，一卷写知交故人，卷名出自陶渊明诗《停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是一首思亲友的诗作，暗喻着杨葵对往昔的绵绵追怀之情。于他，“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记录人生，并从中体悟人生”。

专访

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

南都:你在什么情况下起意编辑出版这套《杨葵自选集》?有什么挑选标准?阅读旧作的心情是怎样的?

杨葵:前年开始疫情肆虐，每天在网上东看西看，越看越焦虑。与此同时，会时时想到自己写过的一些旧文。之前一直以为那些内容早已过时，可是经历这场疫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人生并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重常识、讲逻辑、有爱心，能把这三样做好，就不会糟糕到哪里去，而这三点，正是我不厌其烦写来写去的三个主题。想到这一层，我主动找回作家出版社，建议全集就别扯了，选一些篇章，出一套自选集还有价值的。

旧作重读，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在微博上写了一句编稿感想是这么说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孔老夫子当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今天的人心，再变幻莫测，穷究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旧道理。这段话也算做我选稿的大原则吧——只选对当下生活还有参考意义的篇章。这一标准里边，含有两层时间的检验，一层是我自身写作三十多年后还能认可；另一层是社会发展三十多年还不过时。

南都:《枝条载荣》里写过日子的点点滴滴，印象最深是说到“两微一抖”让当下人们的交流越来越简单粗暴。你怎么评价二十多年来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变迁?它对语言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杨葵:具体到社交媒体这一项，我个人突出感受是四个字:过犹不及。社交媒体迅猛发展，好处是每个人公开表达的障碍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过度表达。与此同时，曾有过专业统计，当代人一天接受的信息，大约是几十年前一个人好几十年接受到的信息。这就导致了语言的泛滥。记得互联网初期有个词叫信息爆炸，还是中性词，现在可以说是信息泛滥，成贬义词了。人是靠语言思维的，语言泛滥，人的大脑，尤其是用心，自然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日常生活日渐令人焦虑。外因(泛滥)导致了内因(焦虑)，内因(焦虑)又反过来影响外因(日常生活质量)。

南都:你在《常识，逻辑与爱》这篇文章里也提到，现在的公众号里涌现出了许多写文章的高手，指点江山气势磅礴，读之让人惭愧。面对看起来铺天盖地的内容生产，你觉得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杨葵: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这一概念，因为互联网公开发表的便捷，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按照传统的“作家”概念来衡量，中国作家的队伍可能要上亿了吧。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现在作家都很难算一个独立存在的职业了。这个问题，不妨换一下: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于我个人而言，始终秉承一个理念:写作就是我手写我心，记录人生，从中体悟人生，努力让自己讲常识，讲逻辑，始终怀有爱心，不会沦为行尸走肉，乃至通过自己的写作，影响他人也向这个方向前进。

做编辑比别人更投入

南都:在《愿言怀人》里，有一篇长文记录了你在出版社做编辑时打过交道的作者们，其中包括冰心、贾平凹、王安忆、阿城、戴锦华等等。你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抢稿”经历?另外，作为一个编辑，你怎样去和作者建立并保持较长时间的友谊?

杨葵:做编辑多年，抢稿的故事太多了，书里写到过一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找看。举个例子吧:当初找王安忆约新书稿，我如约到她家，她说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刚刚离开，放言杨葵如果答应版税10%，我们就12%；杨葵12%，我们就14%。我听了说:颇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啊……后来书稿还是由我出版的。

我对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书稿，都会在业务上倾尽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书稿被抢，从来没有怨言。我一般不会认为是自己业务不好，只是没有缘分而已。缘分这种事，哪里说得清呢，就别去较劲了，不如该来来，该去去。和作家的友谊也是如此，从未刻意去所谓“维护”友谊，真心相待，有缘自来相会，自会相交。

南都:当年你在出版界以“眼毒”著称，关于寻找好选题，你有什么诀窍吗?作为资深的出版人，你怎么评价当下的图书出版业?

杨葵:“眼毒”是读者和同行的赞美，甚至是捧杀，看走眼的时候也常有。不过确实我选择的出版项目，从未赔过钱，这是真的。总结原因，我不妨自夸一句:我比绝大多数编辑更爱这项工作、更爱书、更投入、更努力，所谓“眼毒”，所谓“好选题”，不过是前述这几项“更”的自然结果。

南都:图书编辑的从业经历对你个人的写作有什么影响?你出版的两百多万字作品大抵是散文，为什么偏爱这种文体?

杨葵:我一直认定自己的写作是“业余写作”，少年时期爱好文学，诗歌散文小说一通胡写。后来为了工作需要，做编辑的人，如果自己不写作，对待书稿和作家很难细致入微，所以也一直在写。

连续编一个作者的稿子时间长了，会不自觉地被他(她)的文风拐跑，不过不用担心，就当是写书法临帖，向前辈学习，博采众家之长，只要自己有主心骨，过不了多久会回来的。

于业余写作而言，散文这种文体比较合适，篇幅可长可短，也不需占用太多整块的时间。另外，我只写散文，也是我对它有一些思考——中国当代文体划分，是分成小说、诗歌、散文、纪实这几大类；而在中国古代，只分诗、文两大类，一切非诗的文体，都可划在文类，其内涵非常丰富。我写的这些东西，其实和当代文体的“散文”不太相符，更像中国古代文体划分中的“文”，尤其是自唐宋一路下来到民国的“笔记”文体。简单说来，文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以载道的文，志向宏大；一类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的文，没有定式。我偏爱后者。

阅读习惯比读什么更重要

南都:《静寄东轩》一辑里收录的大部分是读书笔记、书评、影评等，能谈谈你的阅读习惯吗?最近几年有没有特别喜爱的作品或作家?

杨葵:我的阅读，特别像那句俗话: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从小到老几乎没有过做学问式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阅读。年轻时候也很期待自己有这样的“整体”阅读，但是屡试不成，过了四十岁，觉得自己肯定不是做学问那块料，就放弃了。这也是人生一个遗憾吧。

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阅读而言，其实读什么、怎么读都是第二位的事，养成阅读习惯更重要。近几年读书，古籍偏多，佛教类偏多，现当代文学读得越来越少。最近最喜欢的作家是左丘明，因为我正在读《左传》。这是本历史著作，可是从文学角度去看《左传》，写得太棒了。甚至觉得，左丘明比司马迁还要好。

南都:书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你觉得应该怎么描述书与人生的关系?

杨葵:书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形影不离啊，自然重要。但是和过去比，还是有不小变化。比如我过去总希望坐拥书城，但现在很少买书了，很多书也都送人送图书馆了。日本古典名著《徒然草》里说过，“让人感到粗俗下品的物象有:落座的周围放置很多东西，石砚上笔多，佛堂上佛像多，庭院里草木过多，家里子孙过多，与人见面话多，祈愿文中写自己的善行多。”我现在深深认同这个话，觉得坐拥书城就是落座周围太多书，是“粗俗下品的物象”，哈哈。

南都:回顾这三十五年，你觉得文学生涯带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未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葵:还是那个话:常识、逻辑和爱。假如说我也配有个“文学生涯”的话，这是我一直在写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这套三卷本的《自选集》出版之后，希望能尝试着写写虚构，就是写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主题仍然会，也一定会是常识、逻辑和爱。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