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话语风格（死亡与抽象的抒情）

原文@独芒 载于中读App，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沈从文小说的话语风格?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沈从文小说的话语风格

原文@独芒 载于中读App

从1939年到1941年，沈从文陆续发表了一组散文作品（<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后统一收录于1941年8月出版的散文集《烛虚》第一辑中。贯穿这些文字的一条中心线索，就是沈从文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烛虚》

在这一系列文章的开篇<烛虚>中，其一、二部分的正文是对现代女性教育的讨论，但是正文前的题辞却充满抒情的美感和哲理的深邃。我们首先来看<烛虚>之一的题辞：“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在上述题辞当中，沈从文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反思人类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局限。相较而言，对人的肉体生命必须历经生老病死而归于消亡这一事实，历来人类尚有可称清醒的认识，但多半将其视为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也即仅从人的个体存在出发思考生死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人对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则时有妄自尊大的无限夸张，最终转化为一种对自我的崇拜而不能自拔。对此人类不仅缺乏自省，而且在进入现代以来，这种过度的自信反而成为以“进步”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受到极力推崇。从当代生态主义角度看来，这两种心态都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和自大，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既是许多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导致人与自然疏离、生态系统失衡的祸首之一。

在<烛虚>随后几部分的文字以及同辑其它三篇散文当中，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缺失的思考又很快超越了对都市文明具体弊端的批判，转而以诗意的语言，探索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以及生命与自然、与生活世界辩证的关系。在<烛虚> 之二的题辞中，沈从文明确指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面对自然，人的存在是脆弱的、短暂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人只有理解和接受自身存在的这种有限性并由此重构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在面对个体生命因死亡而失去意义时领悟存在更为深层、更为博大的内涵。在这里，自然不是人类统治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依照其自身逻辑运转、将人类和一切生命涵容其中的伟大存在。但是，这种自然又不是与人类截然对立、单纯唤起人类敬畏和恐惧的“崇高”的自然，而是与人密切交融、共同构建生活世界的积极的因子。在<烛虚>之二正文的开头，沈从文便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场景：

上星期下午，我过呈贡去看孩子，下车时将近黄昏，骑上了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照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媒触剂，引起了许多奇异感想。

在这原本平常的乡间行走当中，自然的景致在作者眼中却显得“庄严而兼华丽”，体现了生命的伟力与秩序。在这一时刻，作者与自然密切地契合，并跨越时空、跨越自然与历史和文化的界限，形成统一的生活世界的视域，对存在的全体产生深刻的把握。很遗憾，这一和谐的场景，很快被两个路过的现代女学生的嬉笑打闹所打破。这两个代表了现代都市文明的女学生表现出的，是琐屑、浅薄、以及对人与自然深刻契合的麻木不仁。沈从文并非对女性有特别的偏见；他在文中随后列举各种现代文明的怪象，指出这种心灵的浅薄和狭隘实际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各个群体、尤其是以进步自居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与这种现代文明的麻木相反，沈从文对自然的美、对隐藏在这美景背后的生命的伟大奥秘、对人与自然契合所获得的神秘经验怀有赤子的敏感和好奇。在《烛虚》第一辑所收录的各篇散文中，他以诗意的语言，营造了各种理想的场景，生动而又曲折地向读者传达这种独特的生命经验。试举数例：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最好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了，在一片未干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白花，有细脚蜘蛛在旁边爬。河水从石罅间漱流，水中石子蚌壳都分分明明。石头旁长了一株大树，枝干苍青，叶已脱尽。我需要在这种地方，一个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又如：

饭后倦极。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木叶微脱，红花萎悴，水清而草乱。猪耳莲尚开淡紫花，静贴水面。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然个人生命，转若甚感单独，无所皈依，亦无附丽。上天下地，粘滞不住。

又如：

住小楼上，半夜闻山中狼嗥。在窗口见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顾盼。耳目所接，却俨然比若干被人称为伟人功名巨匠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清楚深刻得多。

沈从文

在这些场景当中，沈从文所努力追寻的，已经不仅是他理想中“人性”的小小希腊式神庙 。另一方面，他也并非简单站在客观观察者的位置来捕捉和描述自然之美。当他突破了对“人性”的孤立思考之后，他进而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与生活世界的万事万物彼此交融的广义“生命”。这种生命经验一方面通过突破个人自我，直达存在深层，揭示了存在的普遍意义；但与此同时，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生命经验又是具体的、高度个人化的，甚至灵光一闪、转瞬即逝，“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它甚至无法用人类有限的语言充分表达。写出上述沉博绝丽文字的沈从文依然感叹：“我说的是什么？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 不过，如果我们不得不勉强用语言来表达这种生命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唯一可能采取的形式便只能是具象的、隐喻的、诗的语言，而非抽象的、分析的、科学和实证的语言。这种生命体验和它独特的表达形式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这种内容与形式的有机关联可从下面这段文字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微风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漂浮着菜叶。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丛间跳跃，远处母黄牛在豆田阡陌间长声唤子，上游或下游不知何处有造船人斧斤声，遥度山谷而至。河边有紫花，红花，白花，蓝花，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一种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试摘蓝花一束，抛向河中，让它与菜叶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在不占据他人视线与其它物质的心的虚空中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法华经》虽有对于这种情绪极美丽形容，尚令人感觉文字大不济事，难于捕捉这种境界。又稍过一时，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 唉，上帝。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

“目击道存”的当下经验、记忆、想象，这一切相互关联的感性经验在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中融汇、重组、升华，并最终指向超越语言和具象之上、至大无外、涵容万有的生命经验和纯粹的“美”。这既是对存在本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体验，同时又是对艺术创造历程的形象描述。两者内在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互为表里；只有这种直觉的、诗的语言能够担负起（虽然依旧只是部分地）揭示存在奥秘的使命。

对这种至高的、却又深藏万有之中的“美”，以及与这种美相应，在认识了个体存在局限之后转而与生活世界的万有交融为一的博大的生命经验，沈从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常以“抽象”来形容。这种“抽象”所意味的，并非理性分析判断中的抽象思维，而是对“美”和生命经验的整体把握；这同时又是一种类乎“言语道断”的神秘境界。在<烛虚>之五中，沈从文提到，要“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在<生命>中，他大声呼号：“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在沈从文心目中，“美”的意涵并不限于某种具体的外部形式或个体的审美经验；在其终极意义上，“美”是超越了功利盘算和世俗道德、涵盖了“真”与“善”的最高价值标准，是存在奥秘的直接流露，是一种远离狭隘人性而接近神性的理想境界。正如他所大力赞美的：

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学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用嘴唇触地，表示皈依真主，情绪和这种情形正复相同，意思是如此一来，虽不曾接近上帝真主，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抽象”认识，其实正是现代主体在摆脱都市文明的藩篱、突破日常经验和个体生命的局限，在努力与广大万物融合为一、把握生活世界整体的过程当中，对生命“最完整的形式”和“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的美的极致追求；换言之，这种“抽象”所反映的，是有限的现代主体通过对具体生活、尤其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生活的体验和反思，力图突破局限、把握无限的尝试。对“抽象”的美的追求，成为40年代沈从文创作的重要主题，除《烛虚》外，在<看虹录>（1940）、<水云>（1943）、<绿魇>（1943-44）、<白魇>（1944）、<黑魇>（1944）、<青色魇>（1946）、<虹桥> （1946）等一系列作品当中，沈从文都力图反映自己对抽象的美的最新思考。

但跨越有限和无限的鸿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在两者之间永远存在巨大的张力：“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 故而“在抽象中好好存在”的，却“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因此，作家对“抽象”的追求令他激动、令他迷狂；他挣扎着走向彼岸，但又永远无法到达。这种矛盾折射出了现代主体在现实中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它与本书第3章所讨论的突入抒情田园叙事的“阴影”实际同出一辙。虽然沈从文试图通过自然来把握“抽象”生命和美的尝试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自然观念存在明显的邅递关系，但类似的内心张力乃至焦虑，在传统天人观念笼罩下的自然美学中是难以觅见的。当沈从文努力在作品中通过具象的文学语言传达这种“抽象”的美和生命的境界、并由此超克上述有限主体和无限追求之间的矛盾时，在他笔下便浮现出一个动人的、但同时充满了复杂寓意的场景：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

在这个场景的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勾勒出门前石板路之侧为绿树浓荫覆盖的一片小小山坡。这虽然不是指名的实写，但仍旧还是读者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幕田园小景。然而，忽然之间，一个超越现实经验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秀腰白齿，往来其间”的山灵。这一形象立即令我们联想到楚辞《九歌》中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这是一个联结了人类与自然、真实与幻想的形象，也是一个充满魅惑、联结了爱欲与死亡的形象。她的形体是完美的人类女性（姑且认为是女性---但男性也不无可能），其美丽令人倾心向往；但她同时又是超越现实的神灵，人尽管极力追慕，却始终无法接近。

《九歌》中的山鬼

在沈从文的想象里，山灵往来于临近人世的山林当中，随着她的穿梭，人间与神界、现世与彼岸的界限也逐渐模糊，最终融合为一，难分彼此。当人与这神秘的山灵相遇时，“遇之者即喑哑”：这种失声既显示人类在把握至高的、“抽象”的美的那一刹那的狂喜，也说明这种神秘的体验已经超越了人类语言的局限。就体验者的主观经验而言，一旦捕捉到这种“抽象”的美，随之而来的狂喜会如此强烈、如此彻底地攫住发现者的身心，使他“如中毒，如受电”，“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 在这种高度主观化、个人化的体验当中，现代主体貌似矛盾地彻底放弃了对于个体自我的掌控，遁入一种类乎《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的境界。如果企图用语言向读者传达这种感受，那么，在所有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中，也似乎只有死亡会给个体自我带来类似的完全否定，故而沈从文在此感叹：“爱与死为邻”。但在此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又一个开始。通过“美”的洗礼，人可以从死亡中再生，获得新的生命 --- 与自然深切契合、与生活世界的万物联结为一、在至高的“美”澄明朗照之下的、洞察了存在真谛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理想中的死亡与再生恐怕永远无法完美地实现，正如人类永远无法捕捉那时隐时现的山灵。沈从文在<潜渊> （二）中便叹息道：

…… 心甚跌宕，俨若对生存无所自主，但思依傍一物，方能免于人渊陷泥。然当前所依傍的本身，也就正像一个往“不可知”深渊中陷溺之物体。虽荇藻纠缠下沉极缓，明明白白，生命却在下沉中。渊深无底，不易着脚。下陷越深，压力越大，因此视听诸官觉，逐渐失去灵明敏锐感……所见既多，转觉人生可悯。庄周两千年前用文字建设一种“明智”与“解脱”观念，就正是因为生命粘住在“事实”上，生悲悯心，强为诠释，用以自慰罢了。

由此出发，对于与山灵相伴的死亡意象，我们又会产生一种不甚乐观的解读。在死亡当中，未必包含着与“美”邂逅的狂喜和重生的潜能。死亡就是死亡---它仅仅是每一个生命体无法逃避的必然结局。对个体而言，死亡是对其存在意义的终极否定，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可怕虚无。在死亡背后，并没有足以令人安慰的拯救或解脱。

但是在极端的狂喜和极端的虚无之间，在沈从文的思想当中，我们也许还可以找到对“死亡”的第三种可能解读。死亡作为个体存在的终结，同时又使我们回归自然和生活世界循环往复的运转当中。向死而生的觉悟，可以帮助人类主体勘破自大的虚妄，对生命的意义和局限形成深切的认识，同时彰显生活世界永远向未知敞开的特性；而通过死亡回归自然，又是让人类与自然重新达成和解，令人类跳脱自我中心，认识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结的重要方式。但是，这种对死亡的认知并不许诺确凿无疑的终极拯救或解脱，并不预先规定主体超越自身存在局限的必由路径；它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提供一种不断推动我们通过思考死亡来发现、或者重新建构生命意义的内在动力。

《野草》

在早期现代中国文学当中，鲁迅的《野草》开创了“死亡”与现代主体关系的探索，但在此之后却长期继踵无人。在我看来，在现代中国作家群中，沈从文是继鲁迅之后对“死亡”的体验最为深刻、最为独特的作家，而最能凸显沈从文对“死亡”独特认识的，实际正是上述第三种见解。在沈从文成熟期的作品当中，死亡的主题常常可见。但死亡并非突如其来地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引发我们的恐惧和厌恶；相反，它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常景象。与其说死亡是一种与生命相对立的、震撼性的事件，不如说它是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烛虚>之三中，沈从文曾经描述过一段鲜明的回忆：

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桔子，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夜，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象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桔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的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这固然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一幕，但在这一幕当中，死亡并非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戏剧性的方式袭来，引发生活世界的震荡；它也没有引起年轻的沈从文这位唯一的目击者情感上的强烈波动。死亡的降临几乎是无声无息、波澜不惊的；死者接受自己将死的命运，而当他死后，世界依然平静如故，似乎一切皆未改变，“桔子尚好好搁在身边”，周遭一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

在这种平静之下，死亡展现出令人困惑的复杂涵义：究竟是世界对人的苦难和死亡保持冷漠、视而不见，还是死亡本身就是世界和生命运转一个有机的环节，本来就应当如此波澜不惊？或者，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解读所反映的，恰好是死亡两个相反相成的侧面？也许死亡对生者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对生命的意涵感到永恒的困惑而追问不已？面对这“寂寞的死”，年轻的沈从文也显得出奇冷静，甚至对死者的面庞尚能不动声色地从容观察，发现他“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这几乎是对死亡目不转瞬的当面凝视。除了对死者的悲悯，沈从文心中没有恐惧和厌恶，只有一种对死亡的茫然不可解。死亡激发了年轻的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考，这种向死而生的启迪，使得这位无名老兵的死在作者心中比城市中人热闹而混沌的生更具价值。

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似乎对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又不同于西方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颓废派文学对死亡故作姿态的迷恋。假如依照沈从文的标准，后者恐怕也只是浅薄、纤弱、矫揉造作的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病状。

从沈从文的童年开始，死亡，甚至是最暴力、最残酷的死亡，已经是他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早年间即开始的与死亡的密切接触，似乎并没有给沈从文的心理世界带来任何严重的震撼创伤。相反，这使得他很早便学会平静地直视死亡，将死亡看作日常生活和广义生活世界中一个无法回避、却也无需回避的组成部分。在《从文自传》（1934）当中，沈从文曾以非常淡泊的口吻描述幼时所见死囚的尸首，这种口吻与他描述其他景物或童年经历时并无不同：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放十多本破书。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若从西城走去，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大清早若干犯人从那方面戴了脚镣从牢中出来，派过衙门去挖土。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地看看，就走开了。

这种静谧的死亡、或者生者对死亡的沉静态度，在沈从文成熟期的小说作品中不断闪现，具体例证不胜枚举。沈从文对死亡的独特理解，也许正是解开他自己在追求 “抽象”的“美”的历程中所遇困局的钥匙。对于当代读者而言，这种对死亡的认识不仅彰显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并且为个体超越自身的局限回归自然运转、与生活世界建立普遍联系指出了可能；然而，这种融入又并不简单意味着个体与生活世界的完全同一、并不许诺某种彻底地拯救、超越或解脱。通过思考死亡，我们不断地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对话，并在对话中探索和建构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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