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烈士原型（电波长存烈士永生）

引子：2023年4月15日，是我国第8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走近英雄秦鸿钧，感受真实红色故事，增强做好新时代安全工作的责任意识和能力本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国家安全部为致敬国安战士，推选出了9位“隐身”英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堪称中国情报战的传奇，有隐蔽战线杰出代表潘汉年，有被周恩来总理称作“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其中，秦鸿钧的名字赫然在列。

鲜为人知的是，秦鸿钧出生在沂蒙山，在这片红色土地的革命洪流中淬炼了自己，并从这里走向大上海，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作为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要人物原型之一的秦鸿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的英名及其英雄壮举将永世长存！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电影中由孙道临饰演的李侠，在特务的枪口下，口吞电报稿，沉着坚定地发出了最后的电波信号，这个真实地再现当年历史事件的镜头，又令多少观众泪目！

1949年5月7日，不幸被捕的秦鸿钧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残忍折磨之后，与李白、张困斋等12位同志在浦东戚家庙英勇就义。仅仅20天，上海就解放了，而他们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这三人被称为我党的“秘密电台三杰”，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正是以三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为原型来塑造的。

那些硝烟的日子过去了，尽管秦鸿钧长眠于上海，但他留给我们的，除了怀念和伤痛，更多的是他的英勇故事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踔厉奋发、勇往直前。

沂水南乡农民运动的“领路人”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后人推测，“鸿钧”一名源于“红军”谐音。1911年2月，他出生在沂南县辛集镇世和庄村。10岁时跟着家里长辈读私塾，尽管只读过4年私塾，可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找来一些进步书籍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思考和探索，较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为反对剥削和压迫，刚刚16岁那年，他跟随这里早期的共产党人徐湘南、贺伯珍等人闹革命，秘密组织成立了“沂水南乡农民协会”。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沂南县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

从大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半个沂南一直由沂水县管辖，被统称为沂水南乡。那时候正处在军阀反动统治之下，具有革命理想的共产党组织刚刚在此兴起，为了安全，都在地下秘密活动，党员身份不敢公开。

1928年，世和庄村的农民协会成立。至今，在他们庄村东“龙王庙”前，还有一棵被称作“槐抱松”的古树，这棵“槐抱松”，就是农民协会成立时，由他和贺伯珍二人共同栽下的。现在成了他们早期革命留给后人们的佐证和念想。

在党的领导下，沂水南乡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为团结乡村民众、壮大协会力量，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行动，以沂河为界，南到大庄、河阳，北到斜屋、许家湖，东至浮来山，在方圆几十公里内发展了农协会员数千人。这期间，他们坚持武装斗争，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他们还积极发动“拆庙破神”、剪辫子、倡导男女平权、女子放足等反封建、破迷信活动，一时间，世和庄成为沂水南乡党组织活动的核心区，秦鸿钧与贺伯珍等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带头人。

没想到，像这样轰轰烈烈闹革命的日子没过多久，农民协会里就出了叛徒，南乡区委遭到破坏，区委书记徐湘南在湖头南岭被叛徒残忍杀害，许多协会骨干和地下党员被通缉逮捕。这时的秦鸿钧也没能幸免，他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抓捕入狱。家里为了营救他，变卖了全部田地，最后在党内同志的合力营救下，才被保释出狱。

一出狱，他随即又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中共沂水南乡区委得到恢复重建后，他成为区委核心成员之一。就在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情况下，他们除了恢复党组织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外，还组建了莒西、城南关小学、西辛庄等党支部，一直秘密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沂水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部分人，分成几路分别去外地寻找上级党组织，有的上河南，有的去了安东，考虑到秦鸿钧有文化、工作有经验，就征求他的意见能否去青岛寻找上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秦鸿钧二话不说，毅然接受了新任务，并瞒着一家人离开家乡，只身前往青岛。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苏联培养出来的优秀“谍报员”

秦鸿钧到青岛后，一边打工吃饭，一边寻找党组织，四处联络先后从沂水县去的党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还趁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招考警察的机会，派地下党员刘翔鸥报考了个三等警察，让他以此身份作掩护，团结一些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工人，与他们交朋友，以便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

秦鸿钧在青岛待了2年多。这期间，他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多次往返于大连、上海寻找党组织。那年头，地下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像现在有身份证或介绍信，只能随着逃荒要饭的人群一路往北走。没人知道在寻找党组织的日子里，他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直到1936年，秦鸿钧在大连找到了老乡李墨林，当李墨林看到他时，只见他蓬头垢面，鞋都磨破了，露着脚趾头。李墨林告诉他，贺伯珍在哈尔滨，他随即决定赶往哈尔滨，还是李墨林东借西凑，给了他十块银元当路费。辗转千里之后，远赴东北，他终于重新与贺伯珍、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原来贺伯珍为了避免遭到敌人的逮捕，流落到了哈尔滨，找到了国际组织“第三国际”，曾被派到原苏联学习报务技术。不长时间，秦鸿钧由于工作能力突出，组织上决定也派他到苏联学习报务技术。

秦鸿钧到苏联学习，是从东北一路步行穿越密林去的，因为有日本鬼子的严格盘查和封锁，他按照党组织绘制的一张道路地图，凭着自己的警觉、机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关卡，终于到了那里。在苏联，秦鸿钧起早睡晚，刻苦攻学收发报技术，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从安装、拆卸、维修到发报的一整套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春，按照去时路线，秦鸿钧返回国内。淞沪抗战爆发后，党组织为了确保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便派他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负责我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

秦鸿钧工作的地方根据任务不时变换。1939年夏天，他接到上级指示，撤销电台，前往哈尔滨接受新的任务。到了哈尔滨后，秦鸿钧与老战友贺伯珍等人，完成了苏联远东情报局交给的一项艰巨任务：成功破获了东宁要塞军事防御体系构造图纸。

这个东宁要塞，曾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是侵华日军在中苏边境线上，修筑的十四处军事要塞之首，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被视为日本关东军在防御、反击苏联方面的杀手锏。据史料记载，仅在修建东宁要塞的时候，日军就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17万余人，要塞修筑完后，日本为了防止要塞秘密泄露，参与修筑的劳工，绝大部分不是活埋就是被枪杀灭口。

为了破获东宁要塞，秦鸿钧曾多次装扮成劳工想混进劳工队伍里，结果因日寇盘查太严，而没有成功。后来，他认识了一个照相馆的老板姜延平，这才有了转机。这个照相馆的老板，那段时间，每隔几天都被拉去照相，让他拍摄正在修筑的要塞工事，给日本那边冲洗要塞图纸、构造之类的照片，每次拍完照，都让他在一个密室内冲洗胶卷，防止带出去。他就是通过这个照相馆老板，进行周密策划，让他利用冲洗照片的时候，对每张照片再次翻拍，将影像存在另一个胶卷之内，藏在鞋里带出来的。从而获取了大量情报，然后通过电台发报给苏联远东情报局。

1945年8月8日，美军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两天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之后，苏联红军以最小的人员伤亡，一举攻破了日军连续11年苦心经营的东宁要塞，东宁要塞之战，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战，秦鸿钧和战友们为战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5月，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秦鸿钧离开哈尔滨，再次前往上海，按原计划取道天津、青岛，这样分段返回上海，正当他准备从青岛坐船去上海时，突然接到贺伯珍家属的一封来信，信上写着这样几行字：“我原先给你小孩起的名字不吉利，把他的名字改了吧。”这句话，是他离开哈尔滨时与贺伯珍约定的暗号。知道贺伯珍已被捕遭遇不测，尽管难过极了，为防止敌人追捕，他立刻改变原计划路线，没有再坐船，而是乘火车西去周村、济南，然后迂回到上海。

想不到，此去上海，经受了战争历练和考验的他，为解放上海壮烈牺牲。

红色电波划破白区长空

我党地下电台，是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从事我党情报工作的秘密电台，是众多地下工作中最紧张、也是最具风险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因为隐蔽战场，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一不小心就会流血牺牲。

从哈尔滨回到上海后，因为电台未能与“第三国际”接通，组织上决定他先到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盐城工作。几个月后，党组织又决定派他再回上海建立与中共中央华中局联系的秘密电台。

这段时间，秦鸿钧冒着生命危险，先后3次往返于上海和苏北解放区新四军总部，根据新架设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与呼号，终于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他不但接通了两地之间的电台通讯，还完成了建立地下电台及输送情报的任务。

经他传递的有关抗日形势、盟军动态、物资保障等情报，对新四军决策层，提供了重要判断决策依据，比如：新四军奇袭虹桥军用机场后的敌人反应、江南沦陷区抗日斗争、抢运日伪禁运物资等（电影《51号兵站》有生动再现），就连日伪“清乡”作战部署，他都在第一时间，传送到新四军总部。

抗战时期，秦鸿钧在上海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吴兴里开了一家糖果厂，后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73号街面房子，开设永益糖果公司，并以公司老板兼跑外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始筹建电台。

架设秘密电台，秦鸿钧必须亲自制造收发报机。机器需要零件，又不能到电器行购买新的器件，这些电器店都被敌人监控着，他只能利用“跑外”的时间，四处寻找电台所需的旧零件。东找一点，西凑一件，他就这样从一个个小摊上把需要的零件买来，修好。几经周折，才凑出一台收发报机和一台备用机。有了电台，紧接着就是架设天线。为防止敌人发现和破坏，他在天花板的顶端开1个小洞口，把天线嵌设在阁楼的天花板内。后来他又改进了，把天线嵌在阳台晒衣杆里面，地线藏在楼梯缝里。

因为工作特殊，为掩护电台，党组织指示他尽快组建家庭，以应对恶劣环境，并好好协助他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已参加革命的小学教师韩慧如见了面，转年后，结为革命夫妻，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一幢小楼里建立了家庭。从此两人生死相依、患难与共。

每到深夜，有的邻居进入梦乡，有的邻居打麻将的兴趣正浓，而他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轻轻地从装煤球的箱子夹层底里拿出电台，接上天线、地线，插上听筒。每当这种时候，也往往是敌人出动搜捕的时候。他对妻子说，他发报时，外面的声音一点听不到，为防止意外，得事先有个准备。他让妻子在窗口仔细听着敌人的警车，是否朝着他们这边开来，或有敲打门声，让立即告诉他。每当工作结束，把机器藏好后，妻子才会松一口气，心想这一晚上，总算又平安过去了。

据韩慧如回忆，当时她对丈夫和哪些地方收发报的内容是什么等情况，很想了解一下。但问起他时，他总是避而不答，有一次他索性说：“这些你没有知道的必要，以后不要再问我了。”开始，妻子很不高兴，后来自己想通了，自己还没有入党，政治上很幼稚，有些事情怎能对她不保密呢？韩慧如是在1945年入的党。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知道那一段时间，丈夫一直是和第三国际通讯的。

白天，发报机和天线分开，发报机藏在煤球炉的夹层里，外面照样可以生火做饭。韩慧如说，丈夫手特别巧，收发报机是自己买来零件组装的，有些小部件买不到，就自己一点点磨，他自己会制作机器配件。

抗战结束后，中共上海局开始直接同党中央联系，暂时停止与华中局的联络。为确保电台安全，按照上海局党组织决定，他的电台也由金神父路148号搬到了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阁楼上，他负责报务工作，过去由自己亲自接送文件的任务，改由韩慧如负责，他把党组织的决定转告了妻子，并对她说：“你所传递的都是党内机密文件，一定得小心，稍有疏忽，就会给党带来不堪设想的损失！”

妻子除了在他工作时候担任警戒外，还担任起党的地下交通员，每次都按照他的交代，把传递的文件折得很小揉成团，藏在包花生米的纸包里，遇上接头的同志，以请他们吃花生为名，把文件递送过去。文件多了，就将文件缝在一双未做好的儿童鞋底里，有时缝在小衣服里。都巧妙地瞒过了敌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电台的任务也更加繁重了。党组织考虑到他工作紧张，晚上经常不能睡觉，白天需要休息，决定让他不再做任何公开的工作，要他以失业者的身份出现。这时，周围的邻居们不免说三道四，有的说秦先生“没出息”，有的说他“靠女人家养活”。听到别人对丈夫的嘲讽，妻子心里很难过，在她的心目中，自己的丈夫是世间最勇敢的英雄。但这一切却不能对任何人说，还得承受别人对他的鄙视和奚落。无奈地对他说：“看吧，人家又在讽刺你了……”秦鸿钧却笑着安慰她道：“这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讥笑我，说明我这个身份掩护得好，不会引起他人怀疑，对工作也更安全，这不是更好吗？”他依然乐呵呵地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空闲时还不停地为居民们做点杂事。时间一长，邻居们也都认为“秦先生是个好人，虽然找不到工作，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生命之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发展很快。这个时期，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上海局、上海市委不能和党中央失去片刻的联系，必须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并接受上级的指示，随时要保持和中央电讯畅通。那时候，我党在上海一共设置了3个秘密电台，其中有2个是承担最重要情报任务发送的核心电台，其中一个被称为“秦鸿钧台”。

1948年12月30日，“李白电台”的负责人李白夫妇不幸被捕。其实，他们两个的电台只相距8公里，虽然他们并不知晓彼此的身份，但内心深处却明白他们一直是生死相托的地下电台战友。

1949年初，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大军准备横渡长江，更加密集来往的情报，对“西柏坡”的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时候，此前准备的“预备电台”尚无法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后续任务交由秦鸿钧来完成。作为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革命战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的任务。

秦鸿钧同时负责向党中央和华东局传递情报，几乎每晚都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一直要干到第二天下午，连饭都顾不上吃。长期下来，他的口中长了满嘴的口疮，吃东西都困难，两条腿也因长期久坐引发了关节痛，韩慧如担心他的身体，可他总是笑着对妻子说：“只要这里不出毛病就行。”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随着发报任务愈来愈繁重，即将覆灭的国民党政府，也更加紧了对我党地下电台的侦测和破坏。

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和往常一样，正在全神贯注地发报，由于发报时间过长、频率过密，电台被敌人的无线电定向侦测仪监测到。

如同《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中的情景那样，韩慧如发出警报，他收到警报后，立刻向电台那边的同志发出“危急信号”，接着就以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并销毁了密码本和其他文件。

当晚，夫妻一起被捕。被捕后，他们被关押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他遭受秘密审讯，严刑拷打。韩慧如回忆，当时，敌人为了从她嘴里得到口供，将她带到丈夫受刑的地方。看着敌人将一块块砖头加在他脚下，同时又往他鼻子里灌辣椒水，另一个敌人拿着一根粗木棍，一直用力打他。丈夫的双腿被压断，肺部受重伤，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一丝机密。整整一个晚上，妻子被迫站在丈夫旁边，看着他被敌人一次次打昏，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过来，敌人要他说出联系人、领导人，并让他承认妻子是帮他工作的，但是他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讲任何东西。敌人对他上刑更重了，从鼻子和嘴里冒出来的血，流进身边的铅桶里，水面上漂着一块块的血块……

即使走向生命的尽头，秦鸿钧想到的还是革命。5月初，他再次被提审回来后，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轻声地说：“慧如，我恐怕不能再和你见面了，你能坚持下去吗？”妻子哽咽着说，“能！”他交代妻子出去后，一定把藏在房间木墙缝里那张自己画的发报机路线图交给组织留个纪念。但她没想到，这竟然是丈夫和自己的最后一次握手。

1949年5月7日，秦鸿钧在经受了敌人长时间的残忍折磨之后，与李白、张困斋等12位同志在浦东戚家庙英勇就义。此时，距离解放上海战役打响仅剩5天，距离上海全部解放仅仅20天，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

“遗爱斑斑在，勿忘缔造难！”上海战役胜利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写下了这饱含深情的诗句，缅怀为上海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9年8月，上海各界为“秘密电台三杰”专门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

践行沂蒙精神，赓续红色基因

秦鸿钧的一生是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独处”中默默度过的，这都是革命的需要。他既不能在明面战场上像战友一样与敌人拼杀，也不能与更多的人共处交流，但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红色电波，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让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中央心相连、情相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8年，共和国开国上将李克农提议，创作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影片，随后，以上海“秘密电台三杰”为主人公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被搬上银幕，并迅速叫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经典。

2007年，韩慧如出版了革命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此之前，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读了书的初稿，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秦鸿钧的事迹所打动，两次写信给韩慧如，关心和帮助书稿的出版工作。齐心在信中说：“最好把秦鸿钧烈士的一生经历，在此书中有个交代。后代需要这样的精神遗产，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要作为传统教育代代相传。”

韩慧如信守着丈夫在狱中“将孩子带大成人”的承诺，此后一生终未再嫁，从事着自己热爱的小学教育工作，除最小的孩子不幸夭折外，他们的两个孩子后来长大成材，都从事国防科研事业。韩慧如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届妇代会代表，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9年5月26日因病去世，享年96岁。

秦鸿钧当年在老家被追捕时，已经成婚，在老家留下了一儿一女。儿子秦维安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乡镇默默工作了大半辈子，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以后将从沂南县政协退休。女儿和母亲一起成为“沂蒙红嫂”这一伟大女性群体的成员，积极拥军支前，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并甘于平凡和普通，后来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

上世纪50年代，秦维安到上海“认亲”后，几乎每年都到上海为父亲秦鸿钧扫墓。秦晓东作为烈士的孙子，参加工作的第一站也是在基层税收征管一线，目前身为沂南县一名普通税务干部的他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心用情地把爷爷的故事讲出来，来教育激励更多的人，于是，几年前，他在全市税务系统主动申请做一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宣讲员。去年，他被临沂市委宣传部聘为“红色宣讲团”成员之一，他不仅利用重要时间节点，深情宣讲爷爷的先进事迹，还适应网络社会需求利用现代手段制作成专题片，使千万青少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秦鸿钧被临沂市委追授为“百名沂蒙榜样”。秦晓东常说：“爷爷是从沂蒙走出去的革命英烈，他的故事和精神也是沂蒙精神的一部分，传承并践行好沂蒙精神，赓续红色基因，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牢记初心使命，保持昂扬斗志，自己责无旁贷！”文/ 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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