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那么多蝗虫哪里来的（收钱买蝗虫捕捉吃蝗虫）

2018年山东潍坊等地暴发高密度蝗群

2020年尼泊尔沙漠蝗迁飞入境

提到“蝗灾”

你是否首先想到的就是以下这种场景

飞蝗蔽天

亚洲飞蝗起飞（2004年，新疆）

赤地千里

禾草皆光

东亚飞蝗在荒草滩聚集（2006年，山东河口）

当代著名文学家莫言在长篇小说《红蝗》(《收获》1987年第3期)中描述了一段人类大战蝗虫的故事，讲述了在胶东大地高密发生的两次震天动地、触目惊心的大蝗灾。

《红蝗》以五十年前后两次大蝗灾为背景，描画了世间奇异景象的同时，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情形和人类最真实最原始本能，从五十年前乡村生活的愚昧野蛮到五十年后“现代文明”的不足。

《红蝗》结尾总结：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馑伴随瘟疫，饥馑和瘟疫使人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

中国蝗虫分布

蝗灾在中国的农业灾荒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危害影响深远，是农业自然灾害的最典型代表。翻阅史书史料，蝗灾记载之详细、发生之持久、范围之广泛、危害之严重，远胜于其他自然灾害。正如明代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除蝗疏》中所述：“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可见蝗灾发生的严重性。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与蝗灾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斗争。帝王将相高度重视，文人墨客热情关注，有识之士万般施策，人民大众艰苦捕打，但由于受到思想认识、科学技术、物质装备等条件的制约，蝗灾在古代和近代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纵观中国文明发展史，可将历史蝗灾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蝗灾（1840年以前）、近代蝗灾（1840—1949年）、当代蝗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前8—20世纪每百年蝗灾发生频次

据统计，我国古代发生蝗灾的文字史料记载有984年，从蝗灾发生频率看，蝗灾发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蝗灾偶发期、蝗灾上升期、蝗灾频发期。

蝗灾偶发期

先秦时期蝗灾

我国先秦时期蝗灾的文字记载共有12年，平均18.75年发生一次。

其实，关于蝗灾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期。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尧教授在研究西安半坡村遗存时认为：我国禾本科作物栽培历史已经有6000多年了，在栽培那些作物的同时，人们必然会注意到成群结对的暴食性蝗虫。查阅殷商时期甲骨文，可发现不少蝗虫的“蝗”字和“蝝”字。

戴应新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神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圆雕青玉蝗虫，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1976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浅绿色圆雕玉蝗，北京昌平1975年出土的西周时期黄褐色玉料蝗虫，均说明蝗灾在更早的时期就受到关注。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蝗（发现于陕西神木西县石峁，引自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商代晚期玉蝗（河南安阳妇好墓1976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西周玉蝗（北京昌平1975年出土，引自陈志达、方国锦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商 西周》，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彭邦炯、南京大学范毓周、河南科技大学刘继刚等学者对商代甲骨文有关ト辞的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商代对蝗虫迁飞危害和以烟火驱杀蝗虫的认知。认知由此推，中国古代人民对虫的朴素认识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

螽、秋两字的衍化示意图

（引自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在西周、春秋战国和汉时期，人们对蝗虫生物学特性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是中国蝗虫生物学观察的原始启蒙时期。但仅这些，也能证明蝗虫生物学知识在蝗虫防治方面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对蝗灾的认识严重不足，应对蝗灾多是被动的。其治蝗措施从最初的听天由命到逐步引起封建王朝的重视，通过帝王诏令和官府命令，采取了简单的人工扑打捕杀措施。

秦汉时期蝗灾

我国秦汉时期发生蝗灾记载共有86年，平均5.13年发生一次。涵盖秦、西汉(包括新莽和更始帝)和东汉时期，历时441年，其蝗灾发生频率比先秦时期有所增加，受灾程度也比先秦时期有所加重。正史中，《史记》记载的蝗灾5年，《汉书》记载的蝗灾30年，《后汉书》记载的蝗灾44年。

玉米田飞蝗成虫

蝗灾的严重性及皇帝对治蝗工作的重视程度，使人们对蝗灾的认识开始从唯心向唯物转变。同时，皇帝颁发的治理蝗灾法令有很多，包括收买蝗虫、赈济灾民、减免税收、查找兴蝗原因、委官献计献策寻求治蝗方法、处置不力官员、蝗灾区人民互相帮助、不得卖酒等措施，以及侦查蝗虫、食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蝗灾记载共84年，平均4.28年发生一次。涵盖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360年间的蝗灾发生情况。

《三国志》记载的蝗灾有5年，其中多次提到东汉兴平元年(194年)曹操与吕布大战于濮阳，由于蝗虫起，缺粮少谷，双方被迫罢兵的事情。《三国志・魏书》记载，三国魏黄初三年(222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是年河北保定、望都、南和、安新、饶阳、邱县、成安等县均由于蝗灾严重发生而造成饥荒。

晋代蝗灾发生严重，可见于《晋书》记载的蝗灾有18年，因此晋朝在蝗虫研究和防治方面有很大进步。晋朝不仅观察到蝗虫产卵、卵期及孵化后蝗蝻活动习性以及不食三豆的食性，而且最早派遣官员组织群众除治蝗虫，并发布了最早的侦查蝗情的法令。

隋唐(含五代十国)时期蝗灾

隋唐(含五代十国)时期发生蝗灾记载共106年，平均3.58年发生一次。从发生频率看，比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增加，其危害和影响进一步加重，并引起朝廷和帝王们的高度关注。

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京畿发生蝗灾时，蝗虫能飞到皇宫之内，并有唐太宗李世民捕蝗而食的记录。唐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

贞观之治带来了唐初的强盛，对蝗虫的认识也有较大进步，对蝗虫的生物学观察逐步增加，对蝗虫的危害性、生活史、发生与气候的关系、天敌以及人们佐食蝗虫均有进一步的认识。唐太宗食蝗虫增强了治蝗决心，姚崇的治蝗思想得以推行。

山东莱州月光祠驱蝗神壁画

（2002年根据历史故事重绘：唐开元三年，莱州掖县县令崔覃首以米易虫，发动百姓开灭蝗虫先例。第二年，宰相姚崇借鉴其法在全国倡导灭蝗。崔覃首致仕后入东莱山修道,被后世尊为驱蝗神）

唐朝最早提出蝗虫调査监测和预报方法。在了解蝗虫发生地点和发生密度后发出布告，并根据不同的蝗虫密度，采用不同除治方法。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河南、河北蝗大起，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眼看食苗不敢捕；河南、河北的蝗虫所经之处，苗稼皆尽。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姚崇仍主张采用驱、扑、焚、瘗等办法进行除治。但姚崇的治蝗决心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扰，皆以驱蝗为不便。唐玄宗认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也认为蝗是天灾，难以人治。面对是治蝗还是不治蝗两种主张，姚崇引《诗经》为证，并以“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这样的哲理说服玄宗支持治蝗。姚崇主张设置检校捕蝗使赴各地捕蝗，推行“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法，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共捕蝗900余万石，蝗虫因此亦渐止息。

蝗灾上升期

宋代(含辽、金)发生蝗灾记载共165年，平均1.82年发生一次。其发生频率比之前的蝗灾明显增加，960—965年、98—986年、1004—1013年、1204—1218年、1240—1246年等时段蝗灾连年发生，最长时持续发生长达10年之久，说明宋代(含辽、金)蝗灾发展之快速。

宋朝治蝗以朝廷为主导，其治蝗策略既有朴素唯物的扑打捕杀措施，又有唯心的神话寄托。宋朝采用人工捕打为主线的治蝗方法，同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治蝗法令，治蝗法令数量之多，是以前历代王朝都无法相比的。比如“熙宁诏”，即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颁布的治蝗诏令，是《救荒活民书》保存下来的我国现存最早、内容具体的一道治蝗法规，规定有蝗蝻处要委县令、佐要躬亲扑打，相关人员参与，募人捕捉，分蝗、蝻、卵给谷或钱，并规定了分别给谷的标准、损苗的赔偿与免税。又如“淳熙敕”，即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宋孝宗赵炅下达的宋朝最为严厉的除蝗条令，明确规定发现蝗虫不报告、不除治、除治不力的相关人员实行仗一百等处罚，对治蝗不力的官员给予相应处罚。

蝗灾频发期

元明清时期，我国蝗灾进入高频率发生期。从元代至清中期(1840年)，共发生灾531年，平均1.09年发生一次，蝗灾几乎连年发生，危害程度也相当严重。

元代蝗灾

元代发生蝗灾记载共93年，平均1.16年发生一次，蝗灾发生频率比之前显著增加，甚至连年发生，最持久的一次蝗灾长达27年。史料中“飞蝗蔽天”“人马不能行”“禾稼、草木尽”“人相食”等惨状不胜枚举。

元代治蝗措施继续沿用朝廷主导策略，元代统治者，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农桑业的发展和灾害的防治，其治蝗法令在机构设置、官员处罚等方面有新的内容，还规定了对吏的处罚标准，并于蝗灾严重年份减免田租和劳役。至元七年（1270年），立司农司，又颁农桑之制十四条。这是古代官方设置司农司机构主管治蝗工作，定期侦查蝗情并设法除治的最早记载。为促进治蝗，朝廷下诏将董煟编《救荒活民书》印发各地。

明代蝗灾

明代发生蝗灾247年，平均1.12年发生一次，蝗灾发生频率比元代又有增加。最持久的一次连发蝗灾长达57年。明代蝗灾发生十分频繁而严重，许多年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导致人吃人、父子相食、兄弟相食、夫妻相食的惨状。

山西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壁画“捕蝗图”局部

（稷益庙建于明正德二年，保存有壁画130余米²。该壁画用拟人夸张手法，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一群猎户手持短剑长矛，农夫们拿着各种农具。两个壮年农夫，一个红衣，一个白衣，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正用力将一头一人高的凶猛巨蝗捆绑押着前行，蝗虫挣扎欲逃，农夫紧抱不放，老年农夫们神情紧张观望）

明朝先后颁布了四次重要治蝗政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初八，奉太宗皇帝旨，吏部发布明代第一道治蝗法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扑打蝗虫，对坐视怠慢者严加问罪，军队也要参与打捕蝗虫。《明会要》记载，永乐十一年九月，下诏发布第二道治蝗法令。嘉靖《宿州志》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吏部又奉太宗皇帝旨发布第三道治蝗法令；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奉宣宗皇帝旨发布第四道治蝗法令，要求各处军卫、有司遇蝗蝻生发，务要打捕尽绝，敢有怠慢者不饶。

明代推行徐光启的治蝗对策。徐光启根据历史记载，结合自己的采访、观察和实践中除治蝗虫的经验，总结出《除蝗疏》，收录于《农政全书》中。他对蝗虫的发生规律、生活史、活动习性比前人有了更加深入、更加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捕打、扑杀和农业预防等措施。同时，人民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生物防治蝗虫。据闵宗殿研究，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写道，经过试验发现鸭子除蝗效果很好。这是利用鸭子生物治蝗的最早记载。后来他的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遇到蝗灾时，即利用家鸭防除，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于是便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州县。《捕蝗必览》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嘉湖旱蝗，乡民捕蝗饲鸭，鸭最易大而且肥。又山中人养猪，无钱买食，捕蝗以饲之。其猪初重只二十斤，旬日之间，肥而且大，即重五十余斤。始知蝗可供猪、鸭”。这是民间捕蝗饲畜，开展变害为利研究的最早记载。

清前期蝗灾

清前期发生蝗灾191年，平均1.02年发生一次，蝗灾已进入高度频发期。其间，除了1790年、1816年、1820年这三年未发现蝗灾记载，其余年份的蝗灾均连年发生，最持久的一次蝗灾连发长达145年，创历史之最。

搜挖蝻子（清乾隆二十四年，李源主持编绘《捕蝗图》）

清前期对蝗虫的认识没有多大进步，主要是对明代的继承，但仍有一些持续的观察认识。关于蝗虫的习性，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史茂还总结出了“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掘子”的治蝗策略，这一策路在清代实行了很长时间。

为应对严重的蝗灾，清朝几代皇帝都很重视对蝗灾的控制，朝廷户部、内阁等部门根据皇帝谕令，多次发布治蝗旨令，一定程度上起到治蝗法令的效果。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分别颁发过6道、5道、6道治蝗相关旨令，嘉庆朝《户部则例》也制定了严格的捕蝗规定，要求“地方遇有蝗蝻，州县官轻骑减从，督率佐杂等官，处处亲到，偕民扑捕，随地住宿寺庙，不得派民供应。州县报有蝗蝻，该上司躬亲督捕，夫马不得派自民间。如违例滋扰，跟役需索，借端科派者，该管督抚严查，从重治罪”。

近代消极求神治蝗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饱受蝗灾之苦的同时，也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力，同蝗灾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人蝗斗争”，并创造出许多非常宝贵而有效的传统治蝗方法。

20世纪50—60年代拖拉机喷粉治蝗（河北）

尽管有些方法已经废止，但有些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如人工扑打蝗虫法、鸡鸭啄蝗法、种植蝗虫不喜食植物法、改造蝗区自然环境等，为促进现代科学治蝗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地面应急防治队以背负式喷雾机治蝗（2007年，河南）

运-5型飞机喷雾治蝗（2008年，天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蝗减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千年蝗患得到全面遏制，许多昔日的“蝗虫窝”变成了今朝的“米粮川”，这不仅是中国治蝗史的丰碑，也是世界治蝗史的典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蝗虫局部暴发时有发生，同时面临境外蝗虫迁入威胁，因此控制蝗虫不起飞、不成灾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任务。

控制蝗灾是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未来蝗灾发生发展态势，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总结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用大历史观来推进生物安全建设，有效防范蝗灾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历朝历代对其发生都十分关注，不仅史料记载多，而且防治手段多种多样。相关统计整理中国历代蝗灾记载工作，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梳理。 如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物异考》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宋嘉定十年（1217年）的中国蝗灾记载173年。清代蒋廷锡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蝗灾部》中，收集整理了自春秋时期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403年。陈家祥在1935年浙江省昆虫局年刊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历代蝗患之记载》一文，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35年的中国蝗灾记载794年。周尧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昆虫学史》中，收集整理了自前707年至1911年的中国蝗灾记载538年。但上述对蝗灾记载的统计都不够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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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蝗灾发生防治史》

“治蝗减灾，保粮安邦”，既是历史遗训，也是现实遵循。本书编者长期从事蝗虫防治工作，出于对治蝗事业的责任感与执着情怀，坚持30多年梳理研究历代蝗灾发生防治史料，并查阅大量地方志和研究文献，系统总结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蝗灾发生及防治情况。

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为中国历代蝗灾发生防治概论，主要描述历史蝗灾发生概况、重大蝗灾危害影响、主要蝗灾防治的发展进程、与蝗虫有关的文学诗词、治蝗传说故事、主要治蝗人物和古代至近代治蝗书籍史料。第二卷为中国蝗灾史编年，描述前707年至2019年的蝗灾发生情况，并收录正史及其他史料中的蝗灾记述。第三卷是分省蝗灾史志，分省叙述2700多年历史蝗灾的发生情况。第四卷是地方志蝗灾集成，详细收录了我国32个省（区、市）历史上2500余部地方志中的蝗灾发生事件。全书共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蝗灾共1094年，其中唐前时期187年、唐代（含五代十国）101年、宋代（含辽、金）165年、元代93年、明代247年、清代263年、民国时期38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蝗灾发生概况也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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