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县明代名人（井陉古今名人武文）

明代淅川首任知县、淅川县城的设计与创建者——井陉人武文武知县

作者：许力扬

关于淅川县

提到河南淅（读xī）川，可能河北一带人不太熟悉，但一提到造福于河北等地的南水北调工程，恐怕就无人不晓了。而南水北调的源头，就在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丹江口水库；而一提到淅川县老县城的创建、文化教育与寺庙宗教发展历史，就不能不提到500年前的一位井陉人——明代淅川县城的创建者、明代第一任淅川知县武文。

今日淅川境内的丹江口水库

清代《淅川厅志》所记载明代淅川首任知县武文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隶属于南阳市管辖。因境内有淅水流过，形成方圆百里的平川而得名。

境内有号称亚洲第一大人工湖泊的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开端就在这里。淅川地处豫陕卾三省交界之处，向属交通要道及军事要隘。

淅川县所在河南省的位置图

淅川历史悠久，古称丹阳。曾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东汉设立顺阳县， 北魏改称析阳郡，下辖东、西析阳两县。东析阳后改成淅川县。后废并入内乡县。唐初重设淅川县，到金元时期又裁淅川县并入内乡县。

由于地处交通要地，因此又成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历史上多次在此发生征战。远的不说，金元之际的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就有被封为恒山公的井陉北孤台人武仙，率领金军驻扎南阳时，在淅川马镫山一带遭到南宋大将孟珙的伏击。武仙的十万士兵被孟珙斩获七万，并破灭了武仙拟由淅川进入汉中、占据四川抗击入侵的蒙古元军的企望……

二百多年后的明代中叶，由于天灾人祸各种原因，致使大量流民涌入淅川所在的荆襄地区。造成了该地区动乱与不安定。明宪宗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附近的西华县人刘通，在淅川地域率数万流民变乱滋事，后被明廷剿灭。此事引起明廷高度重视。成化六年，朝廷遂任命治乱有方的山东巡抚原杰，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到豫南抚治流民、清查吏治。

原杰到任视察后认为，豫南内乡一带地域广阔不利管控，容易生乱。于是原杰向朝廷建议，从内乡县境内划出一块地域单独设县以利管理。

于是明廷便采纳原杰的建议，把原属淅川之地恢复唐宋时期的建制。当时从内乡县划出1200户作为淅川的新居民，加上编入淅川户籍的流民1200户，共计2400户，约1.43万人。复设之初的淅川县县城，便设在境内马镫山附近的马镫镇。

到次年，河南按察司佥事顾以山认为马镫镇地势狭窄低平易遭水患。于是又建议将县城迁到马蹬镇以北三十里处的丹江右岸——即明清时期的淅川县城所在地。

于是成化八年，巡按御史薛某进驻淅川，督建淅川新城。而南阳府同知卢信，奉差会同就任淅川知县一年的井陉人武文，共同启动了淅川新县城的建设。

武文创建淅川县城

武文，字翰英，井陉台头村人。台头虽处山区，但自古崇尚文化教育，尤其明代中前期，出有不少有作为的文人，例如与武文同时期的台头人许善，国子监太学生出身。成化年间曾任浙江桐庐县丞、辽东定辽卫经历以及正统间任官知县的常坪举人栾英。

武文故乡——井陉台头村今貌

武文在明英宗天顺间以岁贡肄业于国子监。直到数年后的明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武文才以监生的身份被吏部派到新复建的河南淅川县，担任明代淅川第一任知县。

在新的地址上重建一座新县城，任务是极其繁重的，首先规划设计。整个县城的所有行政机构分布，除了需要严格按照大明朝的典章制度规划外，也要考虑到当地的山川地势。武文在淅川任知县五年，除了刚开始时南阳府同知卢信常住淅川与武文共同规划设计并监督建造外，余下大部分均是武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亲自监督施工完成。

这一点，从清初康熙年间的《淅川县志》就可以得到证明，该县志记载：“今县治，明成化八年南阳府同知暨本县知县武文，始筑新城。围方四里，城高一丈七尺。池深如之。门四：东曰‘迎泽’，西曰‘镇淅’，南曰‘望楚’，北曰‘天枢’。”

淅川老城门旧照

当时的淅川城为一正方形，四边各长约500米。除城池外，武文督建的县治机构建筑一应俱全：“城南有文庙，文昌阁、魁星楼、教谕署、明伦堂、训导署；城北依次是文兴庙、火神庙、县治、关王庙、城隍庙、武安观等”（《淅川县志》）。这其中以城隍庙规模最为宏大，是旧日淅川县城的最著名的代表性建筑。该庙是成化九年武文督建的。武文督建的还有著名的“四官庙”。

另外，“文兴寺”旧时是淅川著名的寺院，《淅川县志》记载：“淅川文兴寺，在县东。知县武文建。”清代《淅川厅志》记载：“文兴寺，武文建。题曰‘文兴’志其名。”当时，“文兴寺”位于县城东北角，为佛教寺院；而与其对应的“武安观”位于县城西北角，为道教庙观。创建佛道场所各一，并以“文、武”命其名，以符合“文在东、武在西”之旧制寓意。当时淅川城中，一东一西，一文一武，一释一道，一寺一观。文可兴国，武能安邦。由此可见，武文设计创建之际为国为民所虑之初衷！此一理念也体现了武文名字中，所包含的文武双全之寓意！

另外，教育机构也是旧日地方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为此武文在新县城内创建了淅川县儒学，以便培养人才。清代《河南府志》中明确记载：“淅川儒学，创建于明成化八年。知县武文首创其事，立学于县城东南。”

《淅川厅志》所载武文修建儒学

上述县属机构、庙宇寺观及县城的城垣等的规划筹建，耗费了武文在淅川任上的大部分时间。可以无愧的说，明代淅川县城的建成，是井陉人武文数年心血的结晶！

编修《淅川县志》。为政甘棠遗爱传颂不已，

今仍名播南阳

除大规模修建淅川县城外，在成化十一年，武文还聘请了曾任陕西洋县知县的成化八年进士、顺天府宛平县人王勉，主笔编纂了《淅川县志》。当时所编纂的《淅川县志》在今天看来属于年代较早、比较有历史价值的方志范畴。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武文主导编纂的《淅川县志》，早在清初就已经看不到了。不过这是目前所知，井陉人在外地做官所修的第一部方志。而编纂地方志，向为井陉士人所擅长之举。

同样，500年前武文倾注五年心血所创建的淅川老县城，也同样见不到了——除“文革”期间毁坏拆除老淅川著名的代表建筑魁星楼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丹江口水库时，古老的淅川县城拆除了大部古建筑，材料用于迁建新建筑。而老县城的旧址，已永远地淹没于浩瀚的丹江口水库中了。

虽然如此，由于武文是淅川县重设之后的第一任知县和创建淅川县城的之壮举、再加上武文任职时廉洁近民、治理有方的政绩，而被列入淅川县名宦祠中祭祀。

清代咸丰间《淅川厅志》中记载，武文在职期间“处己廉勤，敷政平易。创邑之绩、御盗之谋，至今犹传焉。邑有专祀，春秋致祭。”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武文任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廉洁奉公，勤于理政；且理政无严苛厉声之举，显平易亲民之为；尤其是创建淅川县城的成就，以及防御盗贼的谋略等政绩，到了三百八十多年后的清末，淅川县的绅民一提起明代的武知县，还都口口相传、念念不忘。为此武文作为明代淅川首任知县且颇有作为的父母官，被供祀到淅川文庙中的“名宦祠”内，享受每年春秋两次文庙祭祀活动时的祭奠。

甚至到今天。淅川县以及南阳市在编纂新的地方志时，无论是历史沿革还是城镇建设，或是文化教育，或是宗教寺观文化等篇章，都离不开对这位创建淅川县城的大功臣——明代淅川第一任知县、井陉人武文武知县的浓墨重彩、充满褒扬之誉的记述……

致仕回乡撰碑文记述同乡善举

成化十二年武文任满，离开淅川回到家乡井陉台头。

在此之前的成化八年，曾任浙江桐庐县县丞、辽东定辽卫经历的台头人许善，致仕回乡。许善见到县城西南乏驴岭村绵河南岸的古栈道，年久失修，考虑到该路“乃西晋之孔道，接忻代之通衢。路之崎岖，山之巍峨，人所共见。但遇冬天冰雪不释，冻滑难行。人畜频遭跌伤之苦；及至于夏，风雨不时，河涨汹涌。往来常有颠覆之患”，便发善心，捐资会同南、北峪、地都一带村人，重修‘自蔡庄迤西直到地都’道路。”（武文《重修道路并建观音堂记》下同。）

修路时，乏驴岭官道“凡路之凹凸窄狭者，用石土垒砌宽舒；陡峻岩险者，雇人修建坦平。务通易转不至惊险。而又建观音堂一座，内塑圣象及果老、阿五婆之形，希佑于人。经始于壬辰之冬。许公以为功即成矣，而创建祠堂之岁月亦不可无记，命余记之”。

武文所撰《重修道路并建观音堂记》碑文拓片局部

即路修竣后的成化十四年，闲居于乡的武文，应许善之请，为此工程撰写文章并镌刻于碑石，立于绵蔓河南岸以为纪念(详见拙编《井陉碑石文选》一书中，武文撰乏驴岭《重修道路并建观音堂记》)。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篇武文所撰写的文章。而由其主修、由王勉编纂的成化《淅川县志》中，选有武文所撰序言以及创建淅川官署、寺庙等文章，但该书久已散失。这如同其所创建的淅川县城永远的淹没一样，永难见到了！

但是，其甘棠遗爱，到今已历五百多年，却长久的铭刻在了淅川百姓以及当地的志书之中……

噫！浩浩陉山绵水间，谁人识得武知县？

在其家乡——井陉，希冀从今以后，也应该永远地记住这位留名异地、创建淅川县城的乡贤——台头村的武文武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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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字文庆。明代井陉上北峪村（今台头）人。明代宗景泰间以岁贡入国子监。明英宗天顺末，选任浙江严州府桐庐县县丞。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秋，升任辽东定辽卫经历。许善“为人性达识，语谦和”；“宦游仕途，政声烜赫”（明成化间《续立许公墓志铭》）；“两任美官，德泽及于人”（明成化间平定州儒学学正王广德《大明国直隶真定府井陉县重建通济桥记》）。致仕回乡后，许善行如其名，以“善行”著称。除济贫救困外，修桥补路，广做善事。时人称其“致政归田，正徜徉自在之日也。而又约会富者以财、贫者以力。不吝其力、不辞其劳”，修路建桥“以利往来商旅”。其先于成化八年，“捐献己资”，会同龙泉寺僧人道思、河东村杜友、北峪及台头张兴、许思胜、栾昌、许富等，纠工修葺蔡庄到地都（今乏驴岭绵河南岸）一段道路。历时六年方修竣；又于成化十三年春，纠集邑人郝震田、许英等善士，捐资重修县城东北五里处、石桥头村中官道上残破的的宋代石桥通济桥。故两项工程完成后，其台头同乡武文称赞道“今许公东建石桥之坚完、西修道路之通行，岂及人之小惠，实经世之远图！不惟使一邑之蒙惠利，而往来商旅游宦，俱得其便，其功大矣！”（武文《重修道路并建观音堂记》）。许善所倡导的这两项善举，不但方便了本地百姓，也使“圣天子之德化因之以通西南，而秦晋巴蜀之仕宦朝贡、经此商旅者，皆其往来于京师惠之及人甚广欤！”（王广德《井陉县重建通济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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