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在诗史上的贡献（诗人考古之李商隐）

李商隐被誉为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因生于后唐，社会意义虽然不及上述诗人，但诗才或与前几位不相伯仲。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诗压全唐。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何为。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鲁迅曾批评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李商隐号玉溪）而就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也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