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马车里对陈独秀说的话（北大学生揪住陈独秀）

患难见真情。电影《1921》，李大钊营救陈独秀，令观众动容落泪。

其实李大钊救陈独秀，不但是兄弟深情，更是民族大义。而且除了电影里所表现的，李大钊“解救”陈独秀的故事还有很多。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段特殊的历史。

“李主任，有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吗》？”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生邓中夏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询问借阅书籍。

另外一个学生高君宇前来还书，碰在了一起。

三人正在一起交谈，窗外传来吵闹声。

透过窗户玻璃，李大钊看到图书馆前广告栏那儿围着一群学生。其中一个穿着朴素、体形魁梧的青年一边大声嚷，一边大步走向广告栏，撕下贴在广告栏里的布告，大吵大闹地离去了。

不明就里的李大钊问怎么回事。邓中夏回答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响应校长蔡元培整治校风的号召，制止学生夜间外出嫖赌，出布告处分学生。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京大学读书研究学问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把时间消耗在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上。蔡元培任校长后，制定了许多整顿校风的措施，出布告处分嫖赌学生是其中一项。

蔡元培

可被处分的学生为何敢撕布告呢？邓中夏道出了其中原委，陈独秀处分错了，那个撕布告的学生赵尔康是肩负着中国铁路工人救国的希望来北大读书的，为人正派，不会干下流的事。

赵尔康找到陈独秀的办公室兼卧室，一把揪住陈独秀的衣襟，用力一摇，差点把陈独秀拉倒在地，要去找蔡元培评理。

恰巧蔡元培来找陈独秀商量教学上的事情，看到了这一幕，严厉批评赵尔康，让赵尔康立即放开陈独秀。

赵尔康一向是敬重蔡元培的，但这次很不服气，倔强地说陈独秀诬陷好人，还质问蔡元培：

“蔡校长！陈学长为何出布告诬陷学生？这符合您制定的哪一条校规？”

“这……”蔡元培被问到无话可说。而此时，围过来的学生和工友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看看蔡元培如何处理这件事。

蔡元培只好问陈独秀到底怎么回事。陈独秀似乎不屑于回答，意味深长地说蔡校长可以自己问问赵尔康昨夜在哪里留宿。

陈独秀

这时，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赶了过来。李大钊解释说：

“蔡校长，陈学长弄误会了。尔康同学为了交纳学费，昨天夜里拉洋车去了。”

邓中夏进一步说明，赵尔康家庭贫穷，为了能在北大念书，课余时间都用在拉洋车、挣学费上。

陈独秀显得有些尴尬，正好看见掉转头往学生堆里挤的教授刘羽，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叫刘羽把事情说清楚。

罪魁祸首正是刘羽。

清末遗少刘羽与李大钊同时留学日本，是出了名的保皇堂，但古文造诣颇深，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每天都去春兴楼玩耍。

昨夜刘羽照常，却被拉洋车的赵尔康捉了现行。

没想到刘羽恶人先告状，才有了今天这出好戏。

大庭广众之下，赵尔康揭露了刘羽的丑行。刘羽灰溜溜走掉了。

蔡元培和陈独秀气得说不出话来。

蔡元培与陈独秀

李大钊走到赵尔康身边，抓住赵尔康长满老茧的粗手，捧在自己面前，在心里说，这就是中国第一位无产者，踏入有产者世袭领地的大学生！

想到这里，李大钊情不自禁取出一摞光洋，放到赵尔康手中，还让赵尔康有什么困难就来找自己。

赵尔康眼里噙满了泪水。后来的赵尔康说过，领我参加革命的导师，才真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位大圣人。

李大钊劝赵尔康说，陈学长出布告是好意，不要放在心上。赵尔康和邓中夏、高君宇快步离开了。

百闻不如一见。蔡元培早就听说过李大钊为人敦厚，此时此地亲眼看到，便关心地对李大钊说：

“夫人和孩子进京后，用钱之处是很多的。不要随意慷慨解囊，弄得夫人去做无米之炊的巧妇。”

从左至右：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李大钊礼貌地回复会注意的，然后宽慰陈独秀，不要为小事伤怀。陈独秀乘机和李大钊谈起了《新青年》，说：

“《新青年》迁来北京已有一年，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近期，我准备召集一个同人会，共同研究一些问题。到时，你可要参加啊！”

李大钊高兴地答应了。

《新青年》在陈独秀迁到北京之前，发表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条意见，提倡白话文，引起了极大震动。

接着，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公开亮出文学革命大旗，对封建文化下了战书。

封建文人故作姿态，高挂免战牌，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后，新旧文化大决战揭开战幕。封建国粹派恐惧慌乱，疯狂咒骂反对文学革命。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和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是猖獗。

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故意发表了一篇反对文学革命、替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用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

两人通过唱双簧，狠狠抨击了复古思想，与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作斗争，取得了成功。

可惜有个人不高兴，甚至激烈反对。这人便是胡适。

为了统一《新青年》同人的思想，陈独秀特意选了一张圆形的餐桌，表示没有主次之分，召开《新青年》同人编辑会议。

在说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

“我最初看见守常（李大钊的字）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鲁迅

而对胡适，鲁迅很不喜欢。当刘半农问鲁迅双簧戏演得怎么样时，鲁迅却说了这样的意见：好戏在后头。开始在舞台上弄枪弄棒的大将，不一定能战斗到凯旋的时刻。

胡适认为鲁迅是在有意贬低自己的历史功绩，自己可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啊。但胡适没有选择直接与鲁迅开战，而是想求助于“好好先生”李大钊：

“我认为鲁迅先生所言极是，但不一定符合这次文坛大战的实情。您说呢？守常先生？”

李大钊让胡适失望了，他声明赞成鲁迅意见，认为鲁迅说出了事物发展无法抗拒的规律。

胡适一时语塞。

陈独秀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很危险，《新青年》同人可能会分崩离析，那可就给顽固派以笑柄了。为给胡适一个台阶，陈独秀便让胡适将私底下对双簧戏的意见搬到桌面上来说，消除隔阂。

胡适

没想到胡适所言，更加激化了矛盾。他表态坚决反对双簧戏，说双簧戏是游戏文章，不该为正人君子所为。这种行为有损《新青年》声誉，有损文化大将的脸面。

刘半农气呼呼地回应，要胡适对自己给个裁决意见。

胡适竟说，为挽回不好的影响，今后不再让刘半农参与《新青年》同人的编辑事务。

刘半农愤然离席，就要走，幸亏李大钊一把拉住，没走成。

陈独秀真是后悔啊，悔不该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

可人的情绪上来了，就很难顾及到别人的心情和脸面。

刘半农气愤地说，我刘某人不想争文学革命的第几员大将，不参加《新青年》同人会，照样是堂堂北大教授。

胡适当仁不让，说我胡某人就是不做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人授给的堂堂的博士。

刘半农自然清楚，胡适瞧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在他眼里是个没有洋博士头衔的土教授。

刘半农

接下来大伙免不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辩个脸红脖子粗。

眼看《新青年》同人会有散伙的趋势，主持人陈独秀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束手无策，心焦不已。就其本性，恨不得罢会，大家各奔前程。

终究是理智战胜了感情，想到文学革命不能半途而废，陈独秀不得不苦尽心思想应对之策。他先请鲁迅斡旋。

可鲁迅只是轻轻带过，说自己主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用不用化名或笔名，都是作者的自由。

陈独秀内心不满这样的答案，急忙用眼神向李大钊示意，请李大钊出马。

李大钊笑着说，《新青年》杂志不是政党纲领，不要求每一位同人严格遵守。每天出马叫阵的将士可不拘形式，只要扬我们威风，灭顽固派志气，都值得称颂。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一家人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事呢！另外，我是主张不打不相识的。仲甫（陈独秀的字）先生，您看这件事就如此地了结了吧？”

李大钊一席话说完，陈独秀才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赶紧扭转话题说，我们来议一议下期《新青年》的稿件吧。

鲁迅拿出了《狂人日记》，胡适贡献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则寓意深远地指出：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在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还应当引导国人、尤其是青年关注欧战、关注苏俄革命、关注欧战结束后的我国的前途。否则，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会被扼杀，或是流产的！”

不能不说，李大钊洞察时势，具有先见之明。

巴黎和谈的会议桌上，传出了日本接受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与会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欲陷中国于孤立的消息。

巴黎和会

北大学子在李大钊支持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领导学生们奔上街头，号召人民抵制仇货，坚决要求收回山东的一切主权。

亲日北洋政府竟然堂而皇之提出“遵守民族纪律”的口号，打出“天下有道、庶民不议”的古训，妄图取缔一切正义爱国的民众活动。

林纾首先发难，写文章攻击新文化运动，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污蔑《新青年》编者。他还勾结反动学生散布流言，要求撤换蔡元培，驱逐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

最毒辣的一招，当属林纾写的影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文中的荆生，是敢于镇压新文化运动的“伟丈夫”，向反动北洋政府进言，要借军阀的淫威和鬼神的力量扼杀新思潮，搞垮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再次召集《新青年》同人开联席会议，商讨反击对策。

胡适放了头炮，说自己写一篇小品文，就可让林纾名誉扫地，偃旗息鼓。

陈独秀同意胡适写小品文给予辛辣嘲讽，但也深刻指出：

“诸位不要小视这篇小说《荆生》，林纾老头儿是借荆生之口，倒出了他寄希望亲日的段（祺瑞）内阁，动用武力镇压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

林纾

李大钊立即响应：《荆生》的出笼一定和段内阁的卖国时政有关。

胡适觉得李大钊有点神经过敏。

李大钊反问，《荆生》为何不出现在你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呢？

不等胡适回答，李大钊继续分析，林纾深得段祺瑞心腹徐树铮赏识，深知段内阁政治动向。

鲁迅接着说他赞成这种分析，也认为《荆生》就是一种政治信号。

此时，陈独秀略显沉重地说，胡适写小品文，是可让林纾名誉扫地，但还必须准备更有说服力的文章，向各界人士、亿万民众指明《荆生》的反动性，让全国人民密切关注段内阁卖国动向。

“诸位八仙，都各显其能吧。”陈独秀发出了真诚地呼唤。

陈独秀与胡适

不料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好的计策。还是李大钊站出来，提了一条建议：在《每周评论》上再次刊登《荆生》，让民众来评说是非。

李大钊的理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觉醒的人民是有鉴别是非优劣的能力的。

这条建议可是炸开了锅。

鲁迅极力赞成，说这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大好事。胡适坚决反对，说这是替林纾作宣传。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则有些举棋不定。

所有人在这件事上有分歧，但在另一件事上却是认识高度统一。那就是一定要写出有分量、有气魄的文章给予批驳。

陈独秀事先和李大钊有准备，故意问：“守常，您的反击文章写好了吗？”

李大钊从包里取出了《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很快读完，还当众念了一段精彩的文字，最后提议，将《荆生》与《新旧思潮之激战》一起刊登，让国人去自由评说。

曾留学美国的胡适一直宣称不谈政治的，见《新青年》同人编辑会就快要开成议论国事的政治会议了，恼火地说自己近期要离京南下，迎接恩师杜威到中国讲学，告辞了。

胡适与杜威

望着胡适愤而离去的背影，陈独秀气怒不已。

李大钊劝陈独秀息怒，不怕把话挑明地说，《新青年》的同人，未必能永远同心，有很多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目前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奋斗。

大家被李大钊说得心服口服，陈独秀也没了怒气，佩服地说：

“守常，你是践行了自己做人的信条的：一方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方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我无论如何也难践行这两条。”

说完，陈独秀问李大钊，你主编的《新青年》第六期，准备发什么稿子。

李大钊回答，复兴中华必然要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要把第六期《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专号。

当然，李大钊不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自五四运动开始，李大钊指导爱国学生和北洋政府斗争了多个回合，逮捕与释放的戏码不断上演。

一天，陈独秀赶到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着急地与李大钊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

稍后，邓中夏、高君宇、赵尔康等学生也赶了过来。李大钊对他们说：

“为了把方兴未艾的爱国运动引向深入，我和仲甫先生认为：必须对劳工大众进行启蒙教育。一旦全国的劳工真正觉醒了，方能实现我们的理想。”

陈独秀接着阐明具体方案：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揭露卖国当局内幕，号召市民行动起来，从根本上改造现状。

心急的学生们立即索要《北京市民宣言》文稿，要连夜印成传单，第二天就到街头去散发。

“还没写呢！”李大钊笑着说，不着急，宣言内容都在陈学长心里，而且他有立马可待的本领。

陈独秀历来赞成愤怒出文章。这些天，残酷的斗争实践教育了他，于是一篇《北京市民宣言》在他手下挥毫而就，里面写到要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等六人官职，把他们驱逐出京。

不需避讳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在革命初期，活动难免幼稚。

他们趁人不备，将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没人的茶桌上。吃茶的人坐在桌旁，看到传单，顺手拿起来读，个个叫好，拍手称快。

这时，他们简直高兴得要命，还要开展比赛，一人带几个学生去散发传单，比比谁发得多。

这种高兴来得太容易了些。北洋政府的警察、便衣已经收到了抓到散发传单大人物有重赏的命令。

毫无防备的陈独秀被捕了。李大钊坚定地说：

“仲甫先生是当今思想界的魁首、领袖，我们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调动一切舆论阵地，在全国演出一场最为壮烈的营救仲甫先生的戏剧！”

中外驻京记者、各家新闻社、报社都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学联、北京学联、各群众组织，还有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通电请释。

大总统徐世昌如坐针毡，不得片刻安宁，只好面壁吕祖参禅打坐，企图保佑平安。

徐世昌

在营救陈独秀的同时，李大钊不得不思考怎样让人民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实现革命目的。他感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自己肩上。

为了安心撰写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离开京城，去了五峰山。

去之前，邓中夏到李大钊家，特意说起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写得太不像话了。李大钊痛心地说：

“他完全倒戈了！他的文章是对我而发的，我到五峰山再写专题的答辩文章。”

李大钊所指，就是《再论问题与主义》。

此时的陈独秀还在狱中。他曾经说过：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优美的生活。”

现在，陈独秀正在享受“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还算幸运。警察厅长吴炳湘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不仅没下手处决陈独秀，反而给了陈独秀很多自由。陈独秀得以在狱中读到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

后来，陈独秀多次这样说。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北洋军阀终于采用取保的办法释放了陈独秀。但陈独秀仍然受到管制。

陈独秀白天在家集中精力攻读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晚上就和来看望他的李大钊等人讨论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

受李大钊影响，陈独秀在理论上逐渐放弃了早年崇信的自由、平等、博爱主义，代之以阶级竞争学说。

陈独秀还常到李大钊家，有时甚至住上几天，看到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相敬相爱，也会觉得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性要不得。

可陈独秀晚年，还有人批评他“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他便理直气壮回答：那是建党以前的事，建党以后，我没有胡来。

可见李大钊对陈独秀的影响之大。

《新青年》同仁为保护陈独秀安全，让他秘密潜出北京，南下上海。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长谈，形成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共识。

陈独秀南下上海本是秘密行动，可他在回京之前应李汉俊邀请，在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报纸都刊登了消息。

在陈独秀的讲演中被点名谴责为卖国贼的大总统徐世昌，痛斥吴炳湘失职，居然让陈独秀逃出了北京。

释放了陈独秀的吴炳湘本以为陈独秀会对自己感恩戴德，为自己写上几笔让自己扬名后世的。不想得到这个结果，恨得咬牙切齿：陈独秀啊陈独秀，再落到我吴某人手里，就不要怪我不讲同乡之情了。

春节快到了，吴炳湘的爪牙侦探到陈独秀从武汉回北京的确切日期，还有所乘车次。

赵尔康闯进李大钊屋子，慌张地说要快想办法救陈学长，车站已经布满了警察。

李大钊给在交通部供职的一位小老乡打电话，让给站长打个招呼，说有个朋友从南方来，带的东西多，不便从正门出站，自己想到后门去接站。

放下电话，李大钊坐上赵尔康拉的洋车，飞快赶到车站后门。

就这样，李大钊挽着用围巾蒙住嘴鼻的陈独秀，大摇大摆出了车站。

可是后来，陈独秀的临时住处还是暴露了。李大钊提出必须立即把陈独秀转移出京，重返上海，并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走公路出京。

李大钊装扮成下乡讨账的商人，赶着布篷骡车，带着“东家”陈独秀，向城外出发而去。

那些天北京的警戒相当严，各城门紧闭，到处贴着通缉陈独秀的布告。

毫无疑问，李大钊被警察举枪拦住了。李大钊说自己是下乡讨账的，车里坐的是“东家”。

警察通知放行。

迎着朝阳赶车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谈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大事。两人商量，长江以南由陈独秀负责，长江以北由李大钊负责，重要的大事共同协商。

历史上，便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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