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关于圆明园（圆明园曾有一部宫廷演剧发展史）

在圆明园内，有三个著名的戏场：建于雍正初年的万方安和戏台、建于雍正四年的同乐园三层大戏楼、建于雍正六年的西峰秀色戏台。对于清朝的皇帝来说，看戏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由此，圆明园的宫廷演剧这一传统便应运而生了。

同乐园复原图

圆明园的戏剧演出传统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雍正朝的萌芽期

雍正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将圆明园赐予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帝时期的圆明园不仅是皇家的日常居所，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圆明园还是宫廷演剧的重要场所，相关的演剧记录如下：

雍正四年正月十五日，雍正帝在正大光明筵宴外藩王公及内大臣、大学士等。

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圆明园筵宴，循去年例备办礼乐、摔跤及烟火等。

雍正八年正月十五日，筵宴王公外藩等，正大光明殿上照旧安设西厢鳌山灯和万国来朝鳌山灯。

由此可见，在雍正帝时期，圆明园已经成为皇帝设宴招待群臣与外藩的重要政治场所，皇帝常常在圆明园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而演剧则是沟通群臣与外交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

雍正帝时期，戏楼和戏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文章开头所说的三座戏台均是此时建成。这不仅为后来圆明园演剧的发展做下了铺垫，也培养了第一批爱好宫廷戏曲的观众以及人们对于宫廷戏曲的审美习惯。

乾隆朝的形成期

乾隆

乾隆帝时期，圆明园演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戏台的新建和戏曲类型的增添上。

乾隆皇帝出于对戏曲的偏好，不断在长春仙馆、濂溪乐处景区的慎修思永殿、汇芳书院、长春园思永斋等处添盖戏台，使得圆明园的演剧场所不断增加，演剧环境也朝着更加幽雅、丰富、规范的方向发展。这无疑为圆明园演剧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

长春仙馆藤影花丛戏台位置

随着圆明园演剧场所的增多，演剧的种类也逐渐丰富。演剧成为了皇室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在史料的记载中，在乾隆三年的正月十四日、十五日这两天，皇帝就和皇太后共同在同乐园进膳、看庆节大戏。

汇芳书院遗址

每遇节令，圆明园演剧成为了皇家活动的一项必要程序，因此，在乾隆朝，圆明园的演剧传统开始形成，而随之应运而生的“应节戏”则是圆明园演剧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就中国戏曲本身的发展而言，应节戏也成为戏曲艺术的一个新类型。在这个意义上，圆明园演剧的发生为戏曲艺术的发展贡献了一个新类型。

嘉庆朝的繁荣期

嘉庆

圆明园演剧进入到嘉庆朝，不仅延续了乾隆朝的辉煌，在场所、演出频率与剧目上也都逐渐增加。嘉庆朝共添盖戏台四座，分别位于恒春堂、桃花坞、长春园淳化轩、绮春园生冬室。其中恒春堂戏台是较多承应日常演出之所。

桃花坞、恒春堂壶中仙籁戏台位置

五月初一到初五，圆明园会在同乐园上演应节戏《阐道除邪》。端午节当日除了龙舟比赛，还会在望瀛洲亭上演各种小型戏曲、曲艺、杂技、戏法等。嘉庆朝一方面继承了乾隆朝节令戏的演剧传统，同时也将圆明园的日常演剧以及剧目类型发展得丰富多彩，不仅有戏曲，同时也有各种曲艺、杂技等融汇其中。因此，嘉庆朝也被评价为圆明园演剧的发展期与繁荣期。

道光朝的变革期

道光

圆明园演剧进入到道光朝逐渐呈式微态势。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财政状况吃紧，道光帝迫于情势，只好减少了各地进贡，同时停止了对圆明园的继续修建。这虽然是形势所逼，但对圆明园演剧情况也带来了极大影响。

昇平署戏楼（旧址位于北京南长街南口路西）

首先是演剧部门级别的降低，道光七年七月，清帝下谕，把南府改为昇平署，令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各回原籍；其次停止了自乾隆年间便开始的自苏州一带挑选演剧伶人的旧规，裁撤外学伶人和旗籍学生，仅留内学太监在内廷演戏，以缩减圆明园演剧的各项开支，其结果就是圆明园中大部分节令演剧和庆祝活动被取消，圆明园演剧从剧目类型、演出频率到应承方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革。可以看出，道光朝是圆明园演剧的变革期，同时也是圆明园演剧逐渐式微的一个时期。

咸丰朝的中兴期

咸丰

自道光二十年后，清朝陷入外敌入侵和农民战争的动乱之中，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化为灰烬。但由于咸丰帝本人对观剧有着特殊的偏好，他打破道光帝旧例，重招民间伶人入宫承差。

戏曲艺术毕竟是角儿的艺术，演剧人才的繁盛是戏曲艺术可以真正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但咸丰帝后，内忧外患的国情无法支撑宫廷演剧的消耗。同治二年，内务府七月二十三日下谕，把咸丰十年、十一年所选民籍学生和教习等一律裁退，令仍回原班。唯将六年所挑选随手十二名、筋斗七名留下，照常任职。因此，演剧人员的裁退，让圆明园演剧的发展再次遇到瓶颈。咸丰朝的圆明园演剧不过是一次短暂的中兴。

在圆明园演剧的五个阶段中，该场域的演出既承担着皇室仪典方面的礼乐功能，也在宫廷节令与日常生活中担负着娱乐的功用。但从中国戏曲的发展而言，圆明园演剧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它建立了演剧的规范，引导了人们的观剧品位，也推动了戏曲的传播。

[参考资料]

《论圆明园宫廷演剧传统的形成与意义》

[编辑]

冯诗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