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翻出来回忆一下（看电影忆往事话变迁）

作者：杨庆木

前几天，在《最忆是巢州》公众号上看到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崔辉老师发表的一篇名为《看电影轶事》文章后，自己很有感触，并引发了不舍的遐思。这里，不单是对过去几十年间自己看电影一些情节的回忆，更是思考着自己看电影的一些经历，其实际上折射着我们这一代人所走过路程与时代的变迁。这么看来，回想起自己有生几十年来之看电影情况，可以说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一个缩影。于是，就写出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作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些许记录。

一、看电影十分稀罕的年代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音像艺术，在解放前的大城市中已是较热门的文化艺术娱乐品。可是解放初，在广大县城以下的农村中，电影却仍然是“高不可见”，因而是极为稀罕的一种文化消费形式，导致这些地方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我自1952年五岁开始记事时，只在家门口看到过农村戏班子搭台唱的名为“三请樊梨花”小倒戏(即庐剧)，从没有听说过“电影”这一名词。因为当时县城没有电影院，也极少有电影放映队下农村放电影之情况。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普通人是鲜有机会看到电影。在我的记忆中，曾有这么几次看电影。1954年夏的特大洪水，导致我的家乡—一巢城东面的落城圩溃破了，我们全家流离失所。母亲带着姐姐与二弟临时在外祖母家（住盛湾乡天灯村的柳家小院子村）生活，父亲在一艘小火轮上打工当炊事员。当时，父亲在城东洋码头靠煤炭场边（即现在的世纪大道天河桥下）搭了个窝棚，让祖父带着我与庆华堂哥在那里避灾。1955年春上，我当时只有8岁，失学后每天都在巢城的大街小巷里乱跑，象东门码头、十字街、南门浮桥等地方，小猪市与大菜市也去，但跑的较多地方是东山头煤炭场与火车站，这里比较热闹。有一天晚上在火车站前面有水塔的西山头上放“鸡毛信”电影，我当时跑去看了觉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是，晚上在夫子庙旁边的炳辉学校操场上放“白毛女”电影，我听说后也跑去看了，但没有留下太多印象。

而第三次看电影时则印象深一些。那是在1956年春季的一天晚上，当时济南铁路局派电影队来到淮南铁路沿线的村庄放电影，为的是对铁路沿线老百姓保护铁路的一种慰问（那时每逢节日晚上，沿线村庄要派民兵去铁路边巡逻放哨，以防止坏人的破坏）。那次慰问放映“南征北战”电影，在落城圩东埂的落东小学操场上，我随村子里的大人走五、六里路跑去看。这个打仗的电影看得有劲，看过后还能和小伙伴们谈论电影故事的少许情节。1956年秋季农业合作化时，县委财贸部柯斌部长在我们勇进农业社抓点，曾请县电影队来我们下份小学操场上放过一次“渡江侦察记”电影，也是打仗片，我们看了感到很精彩。此后，我们三年级莢存水老师还专门买了本连环画，给我们再讲这个电影故事。而在那个年代里第五次看电影则是在1957年春季油菜开花时，当时的银屏区电影队到我们村对面的钓鱼乡黄周圩的青苔寺村放映《天仙配》电影。喜欢看戏的村民们有很高的热情，带着我们小孩子划船到河对面的大王庙上岸，再走几里路才到。我们走在田埂上还采摘一些油菜花玩，回来时较晚就感到很累。当时，我年龄小，对这部电影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并不会欣赏，但对那些神仙出来的镜头印象却特别深刻。上小学时候，农村文化生活还十分落后，电影看得少，但看过后留在脑海中的记忆却难以忘怀。

二、巢城电影较为红火的时期

巢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主要是表现在电影事业发展上。解放初，巢城虽偶尔能放电影给群众看，却只是夜晚在场外拉张幕布，人们端板凳坐在外面看，雨天则肯定不会放电影。

1956年时，在与东、西河街与东门外大街平行的北面后街上，新建了一条马路，就是现在的东风路。这条新马路东到轮船码头，西到县委会老大门的样巴街。县城的新马路上，在东门城门后边（现安得利商场西）有“大戏院子”(即京剧院，名演员赵勋声则在此演戏)，而在毛家巷对面则有“小戏院子”（县庐剧团，时有名演员李道周、徐家前等）。不久，又在县庐剧团西面向北再新修了一段马路至现在的团结路界（即为今天的人民路南端）。在这一段新辟的马路上，1958年时建了一座比较现代化的“巢湖电影院”。这座电影院在县城极为富丽堂皇，其门厅楼面巍峨壮观，放映厅可容纳千名观众，大门厅的两个入口处的墙上挂了当时最为著名的电影名星照片。这座“巢湖电影院”是当时巢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城乡大众广为称颂的高档文化娱乐场所。接着，在1959年，与此电影院相邻北面又建了一所名为“巢县大戏院”剧场，也可放电影。此处在“文革”时改名为“人民剧场”。

这两处文化场所极大地丰富了巢县人民的文化生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这里长时间是巢城最为繁华、人流最为集中之街道。巢湖电影院与巢县大戏院建成使用，使城乡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那个时期电视还没有问世，看电影则为人们最为普及也最受欢迎的文化生活方式。当年，遇到热门电影，这两处影剧场每天要排6场，上午、下午与晚上各排两场，轮流跑片。两处影剧院门口广场上布滿小吃与玩乐设施，人群拥挤，热闹非凡，带来了市场十分繁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这两处影剧院在本世纪初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了，现在人们只有在网上才可搜寻到当年的芳容。她们要是保留下来，那可称得上是巢城的两座著名历史文化建筑了。

我在小学结束前，曾来这里看过两次电影：一次是1959年秋，随小学老师在“巢湖电影院”看过一部名为“徐秋影案件”的反特侦破电影；另一次是1960年7月初，参加小学升初中的全县统考结束的当晚，在“巢县大戏院”里看了“五朵金花”的彩色电影，当时觉得非常漂亮。电影散场后的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几位小学同学摸黒回家时，在圩埂上还边走边谈论“阿鹏遇到几位金花的场面，真是太好笑，也是很感人”！也曾记得，在1961年6月初，我在一中读初一的第二学期，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到烔炀镇参加抗旱劳动。我们班在电灌站劳动，住在火车站边的刘家巷村。有一天晚上，区里领导为慰问参加劳动的中学生，在进街道口的广场上放“铁道游击队”电影，我们吃过晚饭后排队去那里坐在地上看。看过电影后，“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的电影插曲很快就在同学中传唱开了。

在1960年秋至1966年夏这六年中，我在巢县一中读书的六年期间，我们看电影的时间不是太多，其原因一是学习时间紧张，二是经济条件有限。每逢周六晚上(每周只有这一晚上休息)，有时来到电影院前看下海报上放什么电影，但却很少买票进去看；有时遇到好的电影或者有特别教育意义的片子，学校学生会文娱部包场(票价8分)，我们也能在周六晚上或周日白天看一次电影，大概每月有1-2次机会。我记得当时看过的电影有“列宁在十月”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上下集）” 、“攻克柏林” 、“青春之歌”、“洪湖赤卫队”、“刘三姐”、“董存瑞”、“林海雪原”、“在烈火中永生”及“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那时看电影，进去后对票找位置坐下，先看“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的”“新闻简报”电影，接着再欣赏主场电影，前后有一个多小时，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当然，在那个火红年代中，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繁荣多彩，一场好的电影，可使城乡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记得当年放映“洪湖赤卫队”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与“小曲好唱口难开”等电影插曲几乎在城乡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而“上甘岭”电影中的“我的祖国”插曲与“枊堡的故事”电影中的“九九艳阳天”插曲，就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人们所热唱的。特别是革命先烈江姐的形象及战斗英雄董存瑞的“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豪言壮语，至今却还在激励着人们去奋斗、去前进！

在这个时期，一部开创性的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映后，让我们看到了最高水平的电影艺术佳品。那是在1965年秋，看了“东方红”的学生专场电影后，同学们精神振奋，情绪激昂，感受到象是上了一场极其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部电影做到了思想政治性与艺术典型性的完美统一，是一部经久难忘的最佳影片。

最忆是巢州

三、特殊年代看电影的奇特现象

从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史称“文革十年内乱时期”。这十年的政治生活，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影响与冲击是相当大的，也使巢城的电影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情况下是相当的冷，但有时也出现热浪滚滚的状况，值得我们回味与反思。这中间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文化革命旗手”江青一口气批判了近百部电影，用“大毒草”与“有问题”的罪名把一大批电影打入冷宫。影剧院里放的电影少了，也很单调，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作品就很少看到了。有些好的影片就其内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扮演剧中人物的演员受到批判与冲击，这样一来，这些影片也就不能放映了。比如革命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很有教育作用，但由于扮演主角许云峰的名演员赵丹被点名批判，导致这部影片被封存了，也就从电影市场中消失了。当然这十年中，有些正面教育意义的电影还在城乡继续放映，象“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红星”、“打击侵略者”、“奇袭”等。但是，群众能看到的电影少得可怜，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在这个时期，有些影片说有问题要拿出来批判放映，进行“消毒”，但人们却热衷于争相观看。比如，在1967年中，巢湖电影院放映“逆风千里”、“兵临城下”、“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批判影片时，来观看的观众反而每场都爆满，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看了这几部影片的，算是开了眼界。如果不是放映批判电影，我可能并不去看。这当中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在1967年4月，为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而放映“清宫秘史”电影时，竟出现万人空巷，争相去巢湖电影院观看的热闹景象。为什么选择在这时放映这部在解放初由香港拍摄后在大陆稍放即禁的影片呢？原来是，这年的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一篇名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吹响了不点名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号角，此后在全国掀起了批刘的高潮。为了配合这场批判，在全国县以上电影院便集中放映这部“反动影片”，但在当时形成的观看热潮却是史无前例的。这部电影在当时是一部政治片，可是普通城乡老百姓在看这部影片时，并不细究影片中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内容，而只把她看作是一部清宫戏，这在解放后的大陆电影市场上是禁演戏，是根本看不到的。于是，才有千家万户争相去看《清宫秘史》电影的盛况。看后，人们把电影中的一句“小李子呀，喳！”宫中台词挂在嘴上戏说不停。那时只有“巢湖电影院”一家放映，约有一周时间从早到晚全天七八场轮流放映而不停机，等待观看群众挤满了院前广场。电影院的管理人员忙不过来，美编尹老师找到我们高中班的同学帮忙，我们班有十多位同学帮助值班检票。这中间，我们也“营私舞弊”起来，即可以不验票放熟人进去观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乡的很多熟人来街上想看电影，但却买不到票。于是，我就将检票收到的废票交给他们蒙混进场后站在墙边上看。此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趣。

在文革中看受到批判的电影之事 ，还应该说下在1971年时，由于要开展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全国县以上影剧院放演了的日本拍摄的“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三部大片。我在巢城只看了“军阀”这部电影，是宽银幕彩色大片，应用现代制作技术，场面十分震撼，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些史实。但这在那时属于内部放映，通过系统组织观看，对外不售票，普通老百姓不容易看到。这种日本产的战争片真算是批判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看的人不是很多。

在“文革”十年中，文艺战线上的百花齐放没有了，几个样板戏被拍成电影而占领了全国城乡电影阵地，人们调侃说“有八朵花比没有花要好些”。“红灯记”、“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在全国普及是靠放电影而形成的。在1968年开始大搞“忠字化”之时，八个样板戏是文艺战线上的最好表现形式。起先，为迅速在全国进行宣传，是将这几个戏剧的现场演出实况直接制成拷贝（即现在的电视直播片）发往全国各个城市影院放映。后来，为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与宣传效果，又将八个样板戏拍成舞台艺术影片，更大规模地在全国城乡基层放映，以达到全面占领文艺阵地的目的。在那个年代里，由于看电影的艺术效果，使京剧的普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例如“红灯记”放映后，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 、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 和小铁梅的“听奶奶讲革命”这三段经典唱段，可以说无人不知，谁个不晓，而且很多人都能学唱起来。又如“沙家浜”中的“智斗”与“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的唱段也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京剧名段。就是到现在，在某些文艺专场演出中，这些京剧传统名唱也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可见当年的电影之影响是多么深远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电影在农村有大发展，很多公社都购置放映机并选配专人放电影，使农村社员每月能看一次电影。1971年春，我到巢县槐林区工作时，当时县电影公司为支持革命老区发展，派三个工作人员在这里专门组织一个电影放映队，担负下乡放映工作。可以说，从那以后，农村的电影市场也逐步发展起来了。此后，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公社还盖了可坐五、六百人的大礼堂，可以室内放电影了。例如，那个时期，槐林区的槐林、高林与坝镇三个公社就建有可放电影的大会场，就是阴雨天也可放电影了。当然，大部分基层社队的社员还是晚上在露天广场上看电影。这也有趣，在大银幕的反面也可坐人看，不过效果要差一些。说起那时在农村看电影，让我想起来一件逸事。1980年前后，我爱人带孩子在沐集供销社住家。遇有公社广场晚上放电影时，我的四岁大男孩也会抱一个小板凳跟大人一道去看。有一次，他看了“马兰花”的神话电影后，告诉大人们说，“我想要一只王宝的宝葫芦”，引得众人哈哈哈大笑。

“文革”时期，看电影不仅能知晓国内政治形势的冷暖，而且也能领略国际交往的脉博。在1970年代，我们虽在本地小县城，却也能看到一些外国影片，说明那个时期电影市场也是开放的。由于我们国家交往的局限，苏、美的影片极难看到，而当时友好国家越南、朝鲜与阿尔巴利亚等国却有不少影片在本地影剧院放映。比较好看的是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越南的片子是抗美斗争的战争记录片；朝鲜的是情感味很浓的故事片，如“南江村的妇女”与“卖花姑娘”；阿尔巴利亚片子则没有什么名堂，所以，当时人们流传一个段子，“越南片子打打闹闹，朝鲜片子哭哭笑笑，阿尔巴利亚片子莫名其妙”。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说得特别形象。在这里要花笔墨特别提下朝鲜的“卖花姑娘”故事片，其动人的情节，优美的插曲与悲欢离合的命运，深深打动了场上观众。这部影片于1976年后在巢城两大影剧院上映时，观众可以说也是达到人山人海的盛况。我那时在槐林区工作，当时青山公社驻军师部的电影队在师部大楼前广场上放这部电影，引来全区很多地方社员“全家老少齐上阵，携儿带女看电影”。时间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地的群众只要提起那时候去青山部队驻地看“卖花姑娘”电影的热闹场面，大家都还津津有味地回忆当年的激情与盛况。可见，一部优美影片之感人是多么深啊！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与效果，是其他艺术手段所不可比拟的。

四、新时期电影市场冷热的感受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内乱时期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恢复高考后，我于1978年10月进入安徽师范大学读书。在芜湖上大学的四年中，我亲身感受了我国的电影事业繁花似锦的大发展。

从1979年春天开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我国文艺战线也呈现了百花迎春的大好局面，电影则是春江水暖的重要标志。那时，我们师大学生会文艺部经常为同学们包学生场电影。票价低一点，但时间选择是周六晚上十点钟后，有时还在周日清晨去。虽如此，但我们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中山路上的“大众电影院”（现在中山路改造已拆除）看电影。首先是一大批在文革中被禁演的戏剧影片重新放映，象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与《女附马》，昆剧《桃花扇》等。看了这些电影，使我们能欣赏到很多艺术大师的表演，是一种高档次的艺术享受。其次，在新时期中，一大批高质量的新影片陆续上演，使我们观后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新的提高，象“人到中年”、“牧马人”、，“许茂和他的儿女们”等。这其中反映最热烈的是“天云山传奇”。因为，影片可以吐露出重新认识历史的心声，我们观后也表达了渴望我国社会要健康发展的意愿。

而在八十年代中，一批优秀影片陆续问世，如“庐山恋”、“小花”、“待到满山红叶时”、“甜蜜的事业”、“月亮湾的笑声”等。这些影片的问世增添了时代气息，也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我在大学读书的四年中，还观看了不少著名的外国影片。象“巴黎圣母院”、“百万英镑”、“尼罗河上的惨案”、“望乡”与“追捕”等，也使我们开濶了眼界，享受到了世界著名影片的艺术魄力。这期间，我们还特别关注每年度电影“百花奖”与“金鸡奖”的评选，似乎可以经常评论影片的艺术水平与电影演员的表演能力，当然这只是粗浅的个人印象而已。

上大学时，我们同学之间年龄悬殊较大，看电影的情趣也有很大差别。有一次周日，我与同寝室的几位年轻同学上街玩，我邀他们一道去看“怒潮”电影。这是刚解禁片。该影片文革中遭批判，说是歌颂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片中的“送别”插曲如数如泣、悲壮而又娓娓动听，特别感人心弦。但是，这几位同学却不以为然。他们有一次邀我看当时才进演艺界的青年演员陈冲主演的“小花”电影，这是问世不久的青春剧，一曲优美的“妹妹找哥泪花流” 插曲 风靡一时，感动好多少男少女。但是，我对此似乎不大追捧。这说明，这个时期不同人群的“代沟”开始形成，而看电影时的偏好就是反映。社会发展了，象过去那样全民热烈追求看同一部电影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从1982年8月进入到巢湖一中工作后，由于工作任务较重，家庭琐事较多，就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了。但是电影似乎还是与我有不解之缘。那是1983年秋季开学后，组织上要我负责学校共青团工作，其中一项任务是指导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帮助他们去联系影剧院包学生场电影。有时，我还要参加他们一道活动，必须坐在电影院与学生们一道看电影。当然，这时还要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一道去看。但是，到底看了哪些电影，现在也记不得了。

还有在1984年秋，我担任学校领导后负责学生工作，也经常与校团委风良华书记在一起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中一项工作是与军分区在一起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校园”活动。当时，军分区政治部之党史办汤家洲主任与陈传荣科长和我们商议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除了邀请部队的老干部给学生作专场报告外，还要组织学生去军分区大礼堂观看革命传统电影。此期间，我又经常带领一中的初高中的学生们去观看如“渡江侦察记”、“上甘岭”、“在烈火中永生”、“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等战斗故事片，在观看中再一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同学们观看后，还要求各班级出观后感的墙报，召开座谈会，以达到加深印象、提高觉悟的目的。我自己的感受是，观看好的电影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极佳手段，我们学校的老师与领导必须重视利用影视形式开展好这项重要工作。

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电影放映市场也有冷热不匀时期，我们从看电影中就明显体验到这种情况。时间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看电视机的普及，各种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人们坐在家里就可悠闲地欣赏各种文艺节目，于是，电影事业就一落千丈了，巢湖电影院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巢湖人民剧场更是冷落了。当然，遇有特别大片，象“三大战役”影片的上映，也能带来一些观众，但在平时却是萧条多了。我在巢湖财校工作时，遇有比较好的影片放映，巢湖影剧院的经理经常上门联系，要我们组织学生包场。但是这种放映是成不了气候的。后来由于没有观众，影剧院干脆长年关门了。在巢城人民路南段改造时，巢湖电影院与人民剧场都被拆除了。健康中路的巢湖影剧院也已关门十年之久了。

现在，市区建了几处小型电影厅，放映形式也在变化，以适应当今年轻人较多的电影放映市场，然而学生场也几乎没有了。上个世纪那种观众如潮的电影市场已不可能再现了，但是电影业还在顽强地生长发展着。现在电影大片多，影片拍摄运用现代化的声光电组合技术和蒙太奇拼接手段，我们老年人进场观看有点不适应，但年轻人还喜爱看。我偶尔也会去看一场电影。今年春节期间，贾玲自导自演的“你好，李焕英”电影上映率还较高，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可见，电影事业还在继续生存与发展，也还有着自己的市场与观众，这是新时期中人们文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我衷心祝愿我国电影事业有新发展，电影这朵奇葩能继续绽开美丽的花朵。

2021年3月28日初稿，4月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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