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闭关锁国他发现了秘密（由乾隆亲自设计）

原标题：“海晏河清尊”与圆明园海晏堂

提起圆明园，人们首先会想起的便是“十二兽首”。这十二尊代表生肖的兽首人身铜像，当年就摆放在“海晏堂”前，分别代表全天十二时辰，每逢整点轮流吐水，共同构成了一组巧夺天工的水力钟报时喷泉。不过，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看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设计的这组生肖喷泉，只能算是奇技淫巧，唯有端放在海晏堂之内的“霁蓝釉粉彩描金燕耳尊”，才能称得上国之重器。而这件瓷尊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海晏河清尊”。

清高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周岁五十有九。不过，按照国人传统的计龄方式，婴儿出生即算一岁，故是年弘历的虚岁刚好六十，正逢天子六旬万寿之期。为了庆贺自己的生辰，乾隆皇帝亲自设计了一件国之重器——霁蓝釉粉彩描金燕耳尊，命景德镇官窑奉旨烧造。督陶官舒善(九江关监督兼管景德镇御窑厂务)不敢怠慢，择能工巧匠日夜督造，此即“海晏河清尊”。瓷尊进呈后，弘历将这件寄托着美好愿景的瑰宝置于圆明园海晏堂中，朝夕相对，乐而忘倦。

咱们今天所说的圆明园，实际上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与绮春园(同治朝改称万春园)三座皇家园林，在清代合称“圆明三园”。具体到海晏堂，则属于长春园的西洋楼景区。长春园位于圆明园以东，始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历时两年告竣工，占地约6400亩，仅相当于圆明园的1/3。之所以赐名“长春园”，一来是乾隆皇帝为皇子时，曾长期在圆明园“长春仙馆”生活;二来是将此园作为自己他日退位之后的所在，有福寿绵长、青春常驻之意。

与水陆比例相若的圆明园相比，长春园内水域更加宽阔，占到全园总面积的2/3;不同形状的湖泊、沙洲和小岛分布其间，配以奇石造景，可谓山水旖旎，宛如江南。长春园西湖之中的“海岳开襟”，是园内最壮观的建筑。登楼凭栏，俯瞰全园:以水为链，串起亭台轩榭;涟漪漫漫，环绕咫尺山林，呈现出一派“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的祥和景象。而湖之北岸便矗立着海晏堂所在的西洋楼景区，“海晏河清”与“海岳开襟”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西洋楼景区是国内最大的欧式皇家园林，占地面积约395亩，由六组西洋式建筑、三组喷泉以及许多别致的园中园构成，有“东方凡尔赛宫”之誉。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巴洛克建筑，也是整座长春园乃至圆明三园中最大的欧式建筑，由前楼与后楼共同构成，坐东朝西，中有平台相连。前楼系庑殿顶，上覆孔雀绿琉璃瓦，高为两层，面宽达到11间，故原名“水法殿十一间楼”。后楼则呈工字形，面阔十三间，两侧有蓄水楼为喷泉提供水源。整栋建筑由意大利传教士、精于绘画的郎世宁负责设计，并以法国传教士、善于数学的蒋友仁(P.MichelBenoist)专司监造，而施工营建具体事宜则由中国工匠完成，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尽管美轮美奂的海晏堂已毁于“庚申之变”，但借助如意馆的满族宫廷画师伊兰泰(郎世宁弟子)所绘、造办处匠人雕版的《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我们仍可窥见其往昔的辉煌:在海晏堂门前有两只西洋风格的石豹，口中吐水顺流而下，汇入中央喷水池中。池旁砌有八字形石台，其上陈列着大家熟悉的“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水力钟喷泉”。北侧为牛、兔、蛇、羊、鸡、猪六尊，南侧则是鼠、虎、龙、马、猴、狗六尊，按时辰轮流喷水。每到正午时分，十二条水柱齐射，蔚为壮观。拾阶而上，可以直接通往海晏堂的二楼，在室内满目琳琅珍宝之中，便有乾隆亲自参与设计、代表着盛世祥和的“海晏河清尊”。

“海晏河清尊”高31.2厘米，口径24.8厘米。瓷尊通体为霁蓝釉，是在元代蓝釉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色调淡雅均匀，色泽稳定。器型为敞口、短颈，颈部绘有金彩蕉叶纹饰，腹部饰以金彩绘缠枝牡丹纹，而胫部则施以粉彩，并凸雕有莲瓣纹、莲实和联珠纹。底款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这件国之重器不仅形态独特、寓意美好，而且工艺颇为繁复，集贴、雕、凸压等多道工序于一身，向世人展现出乾隆朝景德镇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海晏河清尊”的得名，固然与“海晏堂”有关，但更多的是自身独具匠心的造型，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尤其是在瓷尊左右两侧堆贴有展翅剪尾的白釉燕 耳，呈现出展翅翱翔之状，造型灵动，栩栩如生。

坊间有一种说法，认为此鸟系海燕，乃是乾隆在圆明园福海湖畔散步之际，偶见低飞其上的海燕，突发奇想，以燕耳造型取 “海晏”的谐音。实际上，这种 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从栖息分布上看，海燕属于远洋性鸟类，大多生活在海中偏远的无人岛上，不会出现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中。从造型上分析，海燕的尾部偏短，体态与海鸥类似。可是，海晏河清尊两侧堆贴的燕子造型，其尾 羽外侧明显延伸得更长，犹如一 把锋利的黑色镰刀，更接近家燕。与栖息在远洋海岛的海鸥不同， 家燕更偏爱人类的生活环境，筑巢屋檐之下，是北京地区最常见的燕子种类之一。它们的翅狭长而尖，尾呈叉状，叫声呢喃悦耳， 且飞行速度极快，时常会以高速从水面掠过。以上特点，都符合“海晏河清尊”上“燕耳”的造型。因此，即使乾隆皇帝在构思、设计瓷尊之际，果真在福海之滨受到过燕子掠过湖面的启发，灵光乍见，给予其灵感的生灵也应该是家燕。

由此可知，“海晏河清尊” 并非是用“海燕”瓷耳的造型来暗喻“海晏”。乾隆皇帝设计的初衷，是用“霁蓝釉”比喻蓝如“深海”，并与展翅翱翔的家燕造型共同构成了瓷尊名字中的“海晏” 谐音，象征着四海升平，河清海晏。

既然“海晏”如此，“河清” 又作何解释呢?“河清之说”与黄河澄清的古老传言有关:古人认为凡是圣人出世，盛世太平之期，滚滚黄河之水就会显得格外清澈。

早在《左传·襄公八年》里，位居郑国正卿子驷就曾引用《周诗》中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之语，劝诫郑厘公应该暂且降楚，而不是困守孤城等待晋国援军， 此举就如同苦等黄河之水变清一样，遥遥无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海晏河清往往伴随着圣君出世的吉兆，正所谓“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皆至圣之君以为大瑞”。因此，“海晏河清尊”的命名、 设计与烧造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的心血。其目的在于用这件极具象征意味的国之重器，为自己进行的一次 “圣君加冕”，将人工制作的“祥瑞吉兆”当作一种盛世妆点。这种做法与昔日宋真宗朝“争言祥瑞”“泰山封禅”如出一辙，不过是粉饰太平而已。

当然，乾隆皇帝心中非常清楚:所谓“河清之说”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更实际的工作是治理好水患。早在顺治朝，清政府就在山东济宁设立了“河道总督”，专司黄河、运河河道的堤防、疏浚等政务。乾隆十八年(1753年)，弘历为了治理黄河，又给予河道总督以兵部侍郎兼督察员右副都御史衔，扩大其权限，以便治理;而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过程中，也多次视察河工堤坝，希冀弥平水患，河清海晏。

作为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的献礼之作，“海晏河清尊”从发色到器型，从彩绘到堆贴，每一处细节，每一个设计，无不彰显出设计者的匠心独具，寄托着这位 “千古一帝”对升平盛世的无限向往。那么，乾隆三十五年的清朝， 是否能当得起“海晏河清”四个字呢?答案是肯定的。

自顺治朝入关，清代君主即刻着手统一天下，次第平定了南明诸政权以及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军。至康熙朝，清圣祖玄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 征漠西蒙古准格尔部的噶尔丹。迨雍正朝，继续向西用兵，尽管在对准格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战斗中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成功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亲王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

在祖、父两代人的数十年的努力之下，清王朝在对准格尔部的战争中逐渐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乾隆二十年(1755年)，弘历趁准格尔部内乱之机，再次用兵西 北，一战而定，彻底完成了贯穿康、雍、乾三朝的“统一准格尔之战(平准之战)”。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又击溃了图谋称霸漠西蒙古四部的辉特部亲王阿睦尔撒纳，释放了其囚禁在伊犁的大小和卓。岂料，小和卓霍集占裹 挟大和卓波罗尼都，反清自立，更将前来平叛的定边将军乌雅·兆惠围困在黑水营三个半月之久。

待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也就是弘历六旬万寿的前一年，在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的援军支援下，兆惠始解黑水之围。二人兵合一处，最终击败了叛军。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庚子，乾隆皇帝正式晓谕中外:“平定天山南路之战”结束，西北统一大业宣告完成。

在一派河清海晏的祥和气象之中，迎来了修文偃武的乾隆三十五年。唐代薛逢曾有诗云:“陌上秋风动酒旗，江头丝竹竞相追。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九日曲池游眺》)彼时的清高宗弘历，恰好完成了统一大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晏河清。

然而，这场表面上的盛世并未持续多久。就在乾隆皇帝陶醉在六旬万寿庆典，端坐明堂欣赏“海晏河清尊”的次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 川死灰复燃，联手复叛，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方才彻底平定。面对一个人口仅数万的土司，乾隆皇帝先后调遣张广泗、讷亲、岳钟琪、傅恒、温福、桂 林、阿桂等名将，投入六十万兵力弹压，仍是师老兵疲，所费公帑高达数千万两。与此同时，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还爆发的“王伦起义”(亦称临清起 义)，更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开启了“乾隆朝最后三十年的骚乱”序幕(欧力德:《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乾 隆帝)》)。此起彼伏的兵燹战火，证明乾隆三十五年烧造的“海晏河清尊”，并未如弘历祈求盼望的那样，为清王朝带来一个止戈偃武、乐享太平的繁华盛世。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龙驭上宾，留下了日薄西山的帝国。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封锁珠江口，继而北上攻占定海，兵临大沽口，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了清代统治者的盛世残梦，曾经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昔日的辉煌犹如过眼云烟。而备受乾隆皇帝青睐的海晏河清尊，就静静地伫立在圆明园海晏堂中，仿佛还在诉说着“康乾盛世” 的富足与荣耀。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炮击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法国与英国组成联军，共占广州，组织傀儡政权。至咸丰 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起战端，登陆北塘，先占天津，再陷通州，最终在八里桥击溃了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满蒙骑兵部队。闻知僧王在前方战败，清文宗奕詝遂以“秋狝”为名，“遽弃京城而去”，逃亡热河避暑山庄。

法军在1860年10月6日晚，率先抵达海淀镇，迅速占领圆明园。技勇太监“八品首领”任亮等人战死。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钮祜禄·文丰(一说董姓，内务府 汉军正黄旗人，笔者注)见无力回天，投福海以殉，“园中宫殿悉毁，火三日夜不绝”(佚名:《圆明园总管世家》)。英军于10月7日清晨与法军会合，开始了洗劫与夺掠。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 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 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

海晏河清尊所在的海晏堂亦惨遭兵燹，现仅存断壁残垣，而附属建筑“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水力钟喷泉”亦被毁，兽首被盗运至海外。然而，作为海晏堂“灵魂” 的海晏河清尊，竟奇迹般地躲过此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将仪銮殿已毁基址改建洋房”，耗费白银五百余万两，命“样式雷”的第六代传人雷廷昌在西苑中海正式仿建长春园海晏堂，美其名曰在此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囿于财力、技术等多方面限制，复建的海晏堂取消了最具特色的“十二生肖坐像水法”，改为十二生肖手捧莲花，莲叶之中安装有电灯泡，按时辰定时亮起，但从意境到气势皆略逊原物一筹。室内陈设除御座之外，全部采用西式家具，并将劫后余生的海晏河清尊移入其间，作为她对圆明园岁月的一种追忆。

清王朝覆灭后，北洋皖系、直系、奉系等各派军阀轮流入主中枢，大王旗在北京城头不断变换，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适逢乱世，海晏河清尊亦在 那段动荡的岁月中流落民间。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尊由乾隆皇帝弘历亲自设计的国之至宝——海晏河清尊终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静静地在展厅中向游人诉说着祖国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历史。

文丨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