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教授生平（一位香港教授的反思）

一

“双十一”一早不到七点，我和往常一样开车从中文大学送读小学的女儿去火炭搭校车，到二号桥附近的时候，被一群蒙面黑衣人拦住了。有人指挥着让车辆掉头，说是今天开始中文大学不让进出。眼看着前面有一辆车刚好在他们合围之前冲了出去，心里想着孩子今天没法上学了，一口气上来想按一下喇叭，不过担心他们会砸车，还是忍住了。旁边的学校保安笑着劝道:“开出去也没用，大埔公路已经全部堵住了。”

住在校园里的教师数以百计，就在那一天他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原本是他们的校园，在这里他们教书、实验，也会陪着子女玩耍或是父母散步。然而，这真的是他们的校园吗？如果是，为什么可以一早醒来就有完全不知身份的人可以拦住他们出校园的道路？或者说，大学究竟是谁的？是学生的、校长的、普通教师，抑或是看不见的手的？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似乎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学生们肯定认为大学是属于他们的。不消说，平日里最喧嚣的声音是属于学生的，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大学的主人。当学生为某个理念而发声时，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在捍卫大学。当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受到批评时，他们觉得遭受攻击的是整个大学。

有时候，大学似乎是校长的。不用说蔡元培的北大或是梅贻琦的清华，就算是香港的几所大学里，前几个月最安静的当初香港科技大学。究其原因，大家都会说这是由于科大校长史维的缘故。史维态度的强硬，让科大校园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涂鸦。同样，理工大学的校长滕锦光则在毕业典礼上拒绝与戴口罩的毕业生握手，这显然为理工大学的态度奠定了基调。相反，中文大学的校长段崇智则一贯地以不知所谓的态度而闻名，也直接导致了中文大学的暴力一步步升级。

很显然，当中大的学生趾高气扬地在与段校长对话撒纸钱时，他们眼中的段先生不过是需要听从他们的一颗棋子，而他们才是学校的主人；而当段先生一次一次发表声明一会儿代表大学谴责警察一会儿又拒绝警察进入校园时，他觉得自己才是学校的话事人。

那么，普通的老师们呢？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学生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可以用激光笔扫射他们；学生在带着口罩和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甚至也不能要求学生摘下口罩；而当他们中的代表要求见校长时，会被告知校长并没有时间；而当他们中有人在校园里清洁涂鸦而被学生攻击时，甚至都得不到学校的声援……

然而，香港的几所大学为何能具有国际声誉呢？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从1991年建校至今，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靠的正是作为中坚力量的教师们。依靠雄厚的资金，科技大学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从而才使得它能在短期内就进入了QS世界大学排名的前40，毕竟现代高校排名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科研的成绩。这中间学生和校长不能说没有功劳，但是最大的功劳属于教师们，大约是毋庸置疑的。

而“双十一”那天起，中文大学的教授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无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住在校园里的，不少在被围困了几天之后，带着家人逃往深圳，而随身尽可能带走的，还有自己的实验器材；住在校外的，也心心念念惦记着自己在学校服务器上的数据，担心万一学校大规模起火的话前期研究就会前功尽弃，想着如何能冒险进入校园拷取备份。不少人表示，如果安全得以保证，他们会第一时间返校继续他们的实验工作。问题是，经此一役，谁也不知道香港的大学校园里究竟何时方能彻底安定，而北上了的教授们，有多少会选择永远地离开？

在香港高校的教授们之中，具有内地背景的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理工科的教授中这一比例则更高。和人文社科院系的教授们相比，理工科教授的立场更为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环境和雄厚的资金，而这两点正是内地在这些年来的优势所在。如果大批的科研工作者离开香港的高校，那么香港高校的滑坡之势将不可阻挡。到时候，无论是高喊口号的学生还是和学生称兄道弟的校长们，都只能做一个空头的主人。

11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

二

当然，在学生和老师之间画一条线是过于简单了。那些所谓的大学的主人们，是用内地和非内地来画线的。是的，撤回深圳的，当然是内地背景的老师和学生，而内地的学生，则在过去的几个月一直遭受着本地学生的攻击。一些蒙面黑衣人也经常把说粤语还是普通话作为是否是自己人的标准。

尽管索绪尔早就指出语言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但是简单地将语言和政治观点相等同，这大约是部分香港人的“创举”。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内地学生是不理解什么叫做民主自由的，而他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所以内地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在大学中被忽略。因此当他们在说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人时，是不包括内地生的。

同样，在内地的教授和本土的教授之间，也有着这样的一条线。不少本土的教授不仅热衷于成为蒙面人的精神导师，还会为暴力运动推波助澜。而当内地学生因为在宿舍挂国旗而遭受恐吓时，愿意为他们出头的也几乎都是来自内地的教授。

事实上在香港的高校中，这样的画线的确和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并不是指普通话或是粤语真地代表了政治立场，而是说香港本地大学生的语言限制了他们的思维。从美国来到香港之前，我以为英文在香港是通用的语言。然而显然我幼稚了。即使在香港的大学里，英文都很难说是通用的。不少本地学生的英文水平，连上课的内容都不能够完全听懂，甚至会在课上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情况下，要求老师用中文解释——而对他们来说，中文则指的是粤语，而对于来自外国的留学生来说，即使学中文也学的是普通话。

这样的语言能力意味着在整体上香港本地的大学生所能阅读的文献极为有限。不少人既不能阅读有深度的英文著作，对中文文献的涉猎也极其有限——即使香港的中文出版市场有着很多内地没有的书籍，然而内地学生的中文整体阅读广度却是可观的。

而阅读的局限则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和思维。就视野来说，他们对内地有着很深的偏见，而对欧美则有着单纯的崇拜；而就思维能力而言，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可以真诚地轻信各种谣言，认为警察在8月31日太子地铁站真的打死了很多人，认为在新屋岭警察真的为所欲为，认为中文大学的某位学生真的受到了警察的性暴力对待……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早就生动地指出了这种盲目相信的现象。但是，对于理论上具有思辨性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在没有证据情况下的盲从是不应该的。这一切，都和语言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能熟练掌握若干种语言的人，会知道说一种语言和政治立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会接触到多方面的文献和信息，也会从多种角度来思考问题。香港的本地大学生若是能如此，就不会把视野局限于区区1100平方公里，而会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的眼光，也就更加地具有兼容性，而对何谓民主何谓法治也会有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许会更加地具有情怀。

可惜的是，“双十一”后大批内地生被迫离开香港，这对于未来香港的大学在内地的招生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旦优秀的内地生源拒绝来港，那么香港各所大学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则会倒退，本地生可能会更加满足于自己的“强大”，这不但对香港的大学来说是危险的，而且对香港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危险的。香港的不少政府部门都只面向具有香港教育背景的人士，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未来公务员产生于香港本地的大学生之中，因此让现在的香港本地大学生破除对普通话的偏见有着长远的意义。

有时候我甚至会幻想，有一天人们不会用语言将大学里的师生进行分类，然后，大家可以再在一起谈论究竟谁是大学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学知名的“天人合一”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