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上海事件（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

愚园路81号：麻将声中的隐蔽战线

愚园路81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这里曾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同志在上海时期最后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也是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

愚园路81号（一）

毛泽东早在30年代中就曾称赞过“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那是在1935年时，刘长胜为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曾受派遣化装成商人携带密电码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到达陕北瓦窑堡，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因发报机损坏而导致的“失联问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长胜受党中央派遣来到上海，从此开启了他12年的地下斗争岁月。

1946年9月刘长胜夫妇入住进愚园路这栋洋房的二楼，当时与他们夫妇“为邻”的既有我党的同志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斗争形式可谓十分严峻，刘长胜同志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以“荣泰烟号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并凭借着他对党的忠诚和机智勇敢顺利的完成了党交予的一次又一次的任务。

刘长胜

有关上文中这位与刘长胜夫妇为邻的“我党同志”据章正元编著《静安文博钩沉》一书所述就是“当时的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据该书中所介绍“（刘长胜张承宗）做了3年楼上楼下的邻居…为了保密，平时尽量不在家里互通电话，两家人之间也不常串门，外界是看不出两家的亲密关系的。会议大都是在外面的联络点里召开较少在家里举行。出于保密，两家都不雇保姆，生活自理。张承宗夫人俞雪莲每晚入睡前，都在床头柜上放一杯水和一盒火柴，准备遇到紧急情况时，把重要文件销毁”，由此我们可见当时斗争环境的艰难。

愚园路81号（二）

就在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达到高潮，国民党当局在上海疯狂搜捕并迫害我党同志，我地下党设在打浦桥新新南里的秦鸿钧电台遭到敌人破坏，秦鸿钧以及领导电台的张困斋等数位同志先后被捕，形式可谓千钧一发，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考虑到刘长胜等同志在上海的安全问题，曾多次来电要求他们撤离上海，对此刘长胜不顾个人安危给予了坚决的推辞，他决心要同当时全上海的地下党员们一起继续战斗直到上海解放的那天，刘长胜和其他我党同志一起冒着随时可能会被抓捕并牺牲的危险，坚持战斗在上海黎明前的大街小巷，为把上海最终安全交付到人民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外刘长胜同志身为当时上海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十分懂得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同志”，每次当其他地下党同志到他家中联络的时候，他的妻子都会在屋外放哨，一旦发生情况，屋内总会响起“噼里啪啦的麻将声”，时间长了，邻居们都以为这位荣泰烟号的老板是一位爱打麻将的人，直到上海解放后报上登出刘长胜的名字后邻居阿婆才惊呼“伊难道是阿拉格麻将搭子刘胖（他难道是我的麻将搭子刘胖）？”

纪念馆中复原的刘长胜同志工作场景

愚园路81号刘长胜故居自2004年5月27日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陈列馆”后一直对外开放至今，每天都会有许多各界人士来此瞻仰，昔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们的精神将在此永远被传承下去。

愚谷邨121号：“小药厂”也有“大作为”

愚谷邨位于愚园路361弄与南京西路1892弄之间，原是广东籍富商陈楚南于1927年投资建造的一片新式里弄住宅，名字有取“大智若愚，虚怀若谷”之意。

“新式里弄”是继“石库门”之后于20年代后在上海大量兴起的一种住宅样式（接近于后来的联排别墅），它与“石库门”相比整体样式更接近西式住宅，弄堂更为宽阔（考虑到住户在弄堂内驾驶“自备汽车”<即现在的“私家车”>的方便），以小花园取代之前石库门中的天井，水、电、卫生设备也较石库门更为齐全，优质的“新式里弄”住宅里还会安装煤气或热水汀等设施，这些优越的设施条件吸引着当时大量的中上阶层人士纷纷入住。

愚谷邨

愚谷邨在建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谓“名人荟萃”，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各界名人有画家应野平、徐纯中，作家魏金枝、唐克新、茹志娟、王安忆，电影表演艺术家沙莉、凌之浩等，当然与这些名人住户相比，我们本篇所要讲述的曾位于这片121号中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联络点旧址”则相对更鲜为人知。

那是在1943年抗战后期，中共党员方行与其夫人王幸南受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来到上海筹建进化药厂，这家药厂于一年后在愚谷邨121号创办，其在生产各类药物输送给新四军的同时也担负着我党在沪同志联络点与掩护点的角色，据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时光里的家园》一书中记述“方行本人从1943年起居住在愚谷邨121号，直至上海解放”。

愚谷邨121号（一）

进化药厂虽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美货充斥市场”等客观原因的影响不得以而停业，但愚谷邨121号作为我党在沪秘密联络点的角色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就在进化药厂停业后不久，一家名为中华药物化验所的机构在王幸南等人的努力下又在进化药厂的原址上被开设了出来，我党在愚谷邨中的工作仍在继续中。在此之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刘少文、钱瑛等时常会选择在此开会，译电员康志荣白天“上班”晚上译电，许多在解放战争中上海地下党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这里酝酿、发起并指挥的，这处秘密联络点也一直坚持到了上海解放。

愚谷邨121号（二）

中实新邨44号：上海地下党总头头居住过的地方

愚园路579弄中实新邨，由原中国实业银行投资建造，建成于1936年，与上文中“愚谷邨”一样同属新式里弄住宅，弄内44号曾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的住所，也是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

中实新邨

刘晓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红军长征，1937年5月受党中央派遣返回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1939年曾作为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派遣卢绪章至大后方并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这位卢绪章和他的“广大华行”后来果然不负使命，为我党的工作输送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援助”。

刘晓

刘晓一家于1947年入住进中实新邨44号（在此之前这里曾为卢绪章居住），当时为更好的掩护自己和身边的同志，刘晓（当时化名刘镜清）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译电员朱志良则以“刘晓侄子”的身份居住在44号的三楼亭子间。据曹刚所写《老板”久据敌腹 书记屡建奇功》一文中所记述“据刘晓女儿刘松筠回忆：有一次，几个特务冲进家找卢绪章，母亲说房子是花金条顶下的，不认识原住户…特务又查问父亲身份，母亲说，他是金笔厂经理，到外地谈生意去了。特务们不罢休，立即打电话去厂里，核实后才走了…父亲爱读古典小说，随身携带一本《醒世恒言》，那实际是特殊的密码本”，刘晓就是在这样看似风光体面但实则却危机四伏的特殊环境下出色地领导着当时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为我党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3月当刘晓奉命北上将上海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中实新邨44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刘晓在中实新邨的家中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刘晓一身解放军军装回到中实新邨，随他而来的还有邓小平和陈毅，他们面带微笑的说到：“想来看看刘晓这位上海地下党总头头居住的地方”。

俭德坊2号：“密使一号”在这里送出了“关键情报”

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2号，原为何遂、何康父子在上海的住所。何遂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国民政府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自1937年起，他与中共的联系日益紧密，在他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何遂在国民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获取了大量至关重要的秘密情报，何遂之子何康在解放战争中更是通过其岳父缪秋杰（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和父亲何遂合办企业瑞明企业公司（实则该公司资产属于 中共）的名义为解放区输送了数不胜数的紧缺药品，有力的支持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推进。

俭德坊2号

1949年3月，一位神秘人物走进了俭德坊2号将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了何康，在这些情报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长江、沪宁、沪杭等沿线的详细兵力部署…约一个月多后，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相继迎来解放，这组情报在其中可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位走进俭德坊2号的“神秘人物”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大名鼎鼎的吴石，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我党“工作”了，早在1947年时他就与我党开始了联系，据徐锦江编著《愚园路》一书中引用到的“何康回忆内容”所述“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这些我党老一辈地下工作者的回忆细节就是一场场上海解放前夕“活生生的谍战大戏”。

吴石

1950年年初，正当身在台湾地区的吴石准备再为我党“立下奇功”的同时，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后改名蔡孝乾）叛变，吴石等“潜伏者”于不久后不幸被捕，后在马场町刑场被杀害。这位“潜伏英雄”于1973年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排众议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最后再要讲一下上文中提到的那位锦江饭店老板“女强人”董竹君，她同样也为上海的解放作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她就居住在俭德坊斜对面的新华村，当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民盟领导人张澜与罗隆基受国民党当局监视身困虹桥疗养院时，就是这位董竹君与地下党员吴克坚主动“约谈”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虎并给其做“思想工作”，才最终使得张罗二人顺利脱险，董竹君以她机智勇敢同样也为上海解放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愚园路新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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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发布于笔者微信公众号“王阳明66 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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