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郭沫若书法精品（郭沫若书法艺术）

□ 李务起/文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书法家，他曾作为教官在黄埔军校负责宣传工作，也曾经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抗日战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历在其被称为“郭体”的书法中得到体现。

郭 沫 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他1914年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后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作品影响而弃医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并发起组织反日爱国社团“夏社”。大革命风起云涌，他投笔从戎。1926年，郭沫若进入黄埔军校负责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周恩来推荐下，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1927年8月，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于1928年始流亡日本10年。

/ 郭沫若。

1937年，他归国参加抗战，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并创作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3至1978年，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中国文联主席。

郭沫若以新诗创作闻名于世，并广泛涉猎戏剧、散文等文学形式。他曾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和诗集《女神》、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蔡文姬》《武则天》，出版《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等论著。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产生广泛影响。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文件。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之余还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独辟“以字证史”的研究方法，其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契粹编》等，成为中国学术界甲骨卜辞研究的重要学术论著。郭沫若较早关注《殷契》，他认为这些古文既是书法又是图画，他还从书法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认为书画同质而异体，说明了书画同源并一脉相承的关系。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历时70余年，其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后随其诗集《女神》问世，其书体得以更广泛地展露风采。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心灵和人格的再现。郭沫若作为一代文豪、学术奇才，其书法大气磅礴、飘逸潇洒的风格，也和其骨气、人格密切相关。

1923年，郭沫若刚从日本医科毕业，国内动荡、亟需人才，郭沫若放弃高薪安稳的医生职业，到武汉办学宣传革命，随后参加北伐，到前线参加战斗。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在全国屠杀共产党员，此时郭沫若已是国军中将。在国民党追杀共产党的时候，他冒着危险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被国民党追杀，才流亡到日本。抗战爆发时，郭沫若已在日本流亡10年并娶日人为妻，完全可以留在日本躲避战祸，但国难当头，他还是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在国家危难时刻，他总是抛弃安逸、投身到最危险的地方，反映了其“爱国革命”的精神和铁骨铮铮的勇气。

/ 郭沫若戎装照。

郭沫若的精神和勇气在其书法艺术中得以体现。他1937年归国抗战后，常和傅抱石、李可染、关良等艺术家相聚一处，以文会友、作画题诗、点评戏剧人物，用诗书画砥砺民众奋战到底的决心。他在此期间创作的诗词与书法交相辉映，翰墨间饱含深厚的时代气息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郭沫若幼年就开始修习书法。他曾在自传中描述自己的书法启蒙是跟大哥学起、跟苏字结缘：“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大哥年轻时也很浪漫的，他喜欢作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

郭沫若早年受时风影响，也曾学习过欧、颜体书法。其1931年所作《舀壶铭》，正文为篆书，释文为小楷，小楷用笔横平竖直，结字取势左低右高，风格险劲凌厉，即有非常明显的欧体特征。对于颜体，他在《洪波曲》中说：“我以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据其自叙可知，他早年师法颜真卿的用功和刻苦。其后来之作品，线条朴茂敦厚、结体宽博，也依稀可见颜真卿的精神。对颜体的学习成果，可从《卜辞通纂》首页所题写的四字书名“卜辞通纂”中窥出端倪。

就其师承，“乙未翰林”潘林皋在清末到民国时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书法家，郭沫若曾学习过他的书法；有传“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晚清第一词人”赵熙，既以诗名重天下，实又复以书名重天下，郭沫若也曾学其书且学有成效。除了苏、欧、颜字外，郭沫若于“二王”、孙过庭《书谱》以及黄庭坚、米芾等都有涉猎。他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多次著文阐述观点，可见其对魏晋书法的研究非常深入，心得也较多。其对宋代书家苏轼与黄庭坚等人尚意的艺术思想非常赞赏，这些都影响了他自我风格的形成。他曾提到：“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郭沫若临王羲之《兰亭序》即属意临，点画及神采与原帖相距甚远。郭沫若在1937年所书“沧海遗粟”四字，风格近似褚遂良《伊阙佛龛》碑沿袭陈隋旧格的特点，说明其曾涉猎北碑。他对魏晋以至唐宋以来的书法不仅喜欢，而且多去实践和揣摩。草书学习着重在孙过庭《书谱》，其1940年所书“寺字韵七首”即从此出。

上世纪20年代末，旅居日本期间，郭沫若由金文、甲骨文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依循中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当时其书风还尚未形成，但这一时期的尺牍信札洒脱自然、真情洋溢，颇具晋唐风致。郭沫若后期的作品，融入深厚的文学、文字学以及考古学功底，博采众长、大胆创新，融篆书、隶书于一炉，追求任性和自然，写出潇洒飘逸而又不失古拙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

和古代书法名家一样，郭沫若文化涉猎广泛，学问建树丰厚，笔墨同其创作和学术生涯如影相随。郭沫若驾驭笔墨的能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修养，在外出视察、写作条件较差时，随便什么样的纸笔，均能笔下生花、力透纸背。昔日常见郭沫若写字的工作人员回忆，郭沫若写字不用叠格子，常是铺开宣纸，提笔蘸墨，从起笔到收尾一气呵成。

郭沫若早年的尺牍小楷、石鼓文集联和一些甲骨文研究手迹，显现出质朴冲淡、蕴藉沉稳的气息。郭沫若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在行草书中既有楷书笔法，也有草书笔法，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落笔结字不拘一格。

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韵”，其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中“意”的挥洒与“韵”的和谐天成。刘海粟曾以“食古而化、超迈着迷”归纳郭沫若书法艺术的精髓。学界向来主张书法首重品质，郭沫若通过书法转达给人们的是通达的文化积淀，是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浪漫而现实的审美格调。

1961年，郭沫若在70岁时曾以行草书写过一幅扇面：“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自叙其书法意旨。20世纪60年代，是郭沫若书法成熟之际，这个时期他的书风神气饱满，章法布白均匀，形式与内容都有新的创拓，有深厚凝重、平中寓奇的特征。他消化吸收历代书体优点和长处，总结运笔之法在于“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并将此作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形成了独具匠心、人所共知的“郭体”，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是全才型知识分子，在文学、历史、文字与考古等领域都有着很高的造诣。其笔墨更多地出于自身的才情与天赋，在激昂中挥洒才情与心性。作为文人书者，他不沉迷于繁琐的技法，而是追求自然与率性表达的艺术境界。正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通书理、可不学。”使书法由单纯的技法，变为融各种文化学识为一体的字外功的展示，成为书家多方面文化素养与审美观点的集中体现。

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处处透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并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出来。他深厚的历史涵养和古文字学的底蕴，使得他的书法气势开张、笔走龙蛇，有一副不拘绳墨的狂放架势。郭沫若通过书法传递给人们的是通达的文化积淀，是鲜活的时代气息，是浪漫而现实的审美格调。

/ 郭沫若所题“故宫博物院”。

/ 郭沫若所题“中国书店”。

因郭沫若的字纵横捭阖、洒脱豪宕，遒劲生动，气势恢宏，适合作为名称、匾额、榜书题字，故其题词题字之处较多，遍及大江南北，获“匾额王”之誉。如“故宫博物院”为1971年所题写，既端庄灵动又厚重大气，显示出极为深厚的书法功力，堪为现代书法史上的典范之作。此外，还有“黄帝陵”“中国银行”“中国科学院”“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等题字，不胜枚举。

郭沫若在书法研究方面还具有疑古、革命的精神，这在1965年发起，绵延至今的“兰亭论辩”中得以体现。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不仅被后世帝王钦定为真迹，也被后之学书者奉若神明。但郭沫若却对其持怀疑态度，他在《文物》1965年第6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序》为唐人伪作”，引起轩然大波。1965年，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锟墓志》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通过对比这些出土文物的书风，推断《兰亭序》应为伪作，并进一步认为“《兰亭序》不仅在书法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指出“文章根本就是伪造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文刊出后，震动一时，引起文史学界乃至日本、韩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著文《“兰亭序”帖的真伪驳议》反对郭文。高二适此文于1965年6月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史哲”版，引起文史学界乃至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关注。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撰文《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论证楷书近代未成正体。高二适则写出《“兰亭序”帖真伪之再驳议》欲继续争鸣，但未能发表；后又著成11万字的《“兰亭序”帖论辩》，当时也未出版，使得这场论争不了了之。“兰亭论辩”不仅震动了中外书坛，推动了书学研究的发展，也被称为“现代书法史区别于古代书法史的非常事件”。

实际上，早在郭高“兰亭论辩”前，即已有对《兰亭序》的种种质疑。唐人何延之、刘乡对《兰亭序》流传途径的不同记载，引出南宋姜夔对《兰亭序》的疑问。清光绪年间，李文田在题跋《定武兰亭》之时，以《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作为参照物，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所书，还从《兰亭序》文本角度来说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伪托于王羲之名下。历史上虽早有对《兰亭序》的质疑，但学术界公认郭沫若是发起“兰亭论辩”的第一人。郭高等人之《兰亭序》真伪论辩，极大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体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革命精神。

（孟云飞转自《黄埔》 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