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在家辞职带孩子（深度老婆我辞职回家带娃了）

Billy Kilgore今年37岁，住在美国田纳西州。和多数普通美国中年男人不同的是，他失业了；让他更特殊的一点是，他是个全职爸爸。

Billy记得很清楚当妻子结束产假回公司上班、他第一次带着两个儿子去杂货店买东西的场景。他推着手推车走进杂货店，三岁大的儿子坐在手推车里，三个月大的儿子由背带包裹着绑在他胸前。在熟食区买火鸡鸡胸时，一群女店员围了上来，真诚地感叹这位全职爸爸在带娃这件事上表现得多么出色。“我从来没法让我的孩子习惯背带。”“我打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你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爸爸。”

“言语鼓励让我的内心膨胀了，在收银台拿到小票后，我微笑着推着绿色手推车走出推拉门，仿佛自己是个正在走下舞台的摇滚巨星。”Billy在博客中如此回忆失业的焦灼感在那一刻烟消云散、自信心瞬间爆棚的心情。

在许许多多的女性深陷带娃和工作的泥潭无法自拔、丈夫又避而远之懒得搭把手的时候，有一些男性主动回家承担起育儿责任。面对掌声、鼓励、惊叹和不解，他们在“家庭”这个传统观念中不属于男性的主场里开启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摸索“好爸爸”的真实模样。

亲爱的，我在后面支持你

2017年7月，Sebastian随妻子Joanna来到上海定居。这对德国夫妇一直对去外国体验别样生活向往不已，Joanna申请到了上海一所德语国际学校德语与法语老师的岗位，于是举家搬迁到了上海。

Sebastian今年42岁了。他从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最初干过几年铁匠的活，因为看了詹姆斯·卡梅隆的《终结者2》对特效着了迷，决心尽自己所能转行，“当时那是特效最强的一部电影，现在特效已经不稀奇了，但当时是个全新的东西。”Sebastian在黄页上找到所有和特效制作相关的公司，挨个打电话去询问是否有实习机会，有一家公司的老板起先回复他称公司只招收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但在看到Sebastian的手工作品后，那位以收藏剑为私人爱好的老板被深深地打动了，请Sebastian喝了咖啡，教了他很多行业知识，还给他介绍了工作。就这样，Sebastian自学成才地入了行。

在离开德国前，Sebastian在一家动画公司从事音乐视频和广告制作工作已有了14个年头。他试着找过上海的工作机会，但发现自己缺乏学历证书，难以得到雇主的认可。“我考虑了下，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什么都不做，”他想了想，很快补充说明，“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啦，我其实比工作的时候更忙了。我在做的，就是帮助我的妻子，让她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工作。”于是现在Sebastian是一位全职爸爸，在家带9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

Sebastian很快在上海认识了一位好朋友Jen。和Sebastian的情况类似，Jen的妻子也在德语国际学校教书，他本人则在家里照顾两个快要上大学的儿子。不过和Sebastian有所区别的一点是，Jen在51岁的人生中就没有正经工作过。

Jen来自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的德国小城亚琛。自1985年离开学校后，Jen的梦想曾是成为一位艺人。他在亚琛当地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当过DJ，赚了不少钱，甚至拿到过独立厂牌的一纸合约。但那并不是令Jen称心如意的生活，于是他游历全国，在柏林停留期间通过一位吉他手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同样立志成为歌手的妻子，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地相爱，结婚。

婚姻让经济来源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Jen的妻子想去当老师，但又不希望孩子将来生活在双职工家庭里，疏于照顾。“所以对我俩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组合。我告诉她我不介意，我喜欢在家带孩子。对我来说，全职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我回家照顾孩子，她去工作，我在后面支持她。”

就像有经济实力的男人愿意让妻子当家庭主妇一样，有经济实力的女人同样也是丈夫辞职回家的前提条件。陈华椋的妻子是上海一位颇有名气的媒体人兼专栏作家，在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自己为家庭付出了。

今年3月离职前，陈华椋一直从事环保行业的工程营销工作，婚后的前四年他一直在老家福建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夫妻俩一个多月才见一次面。陈华椋其实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儿子出生后他几乎天天与儿子视频，妻子曾略带嫉妒地打趣他说能够靠视频和儿子保持那么好的关系真是了不得。然而虚拟世界的对话到底比不上真实世界的陪伴，长期离家亦令陈华椋与妻子的关系疏远紧张起来，到了2016年底，他认为是时候为了这个家做点什么了。

他先是把工作地点换到了杭州，周末回上海陪伴孩子。与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又短暂，每到周日晚上，告诉儿子“爸爸明早要去杭州，下个周末才能再见”的时刻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于是陈华椋主动向妻子提出，自己离职回家带娃。

在接受界面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陈华椋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儿子，倒是在聊到“什么样的男生比较顾家”的时候，难得地流露出体恤妻子的脉脉温情：“之前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老婆一个人（带娃）其实压力也蛮大。那时候她等于说全天24小时要面对他。就算儿子在楼下玩，我老婆在楼上工作，也没办法顾及他，他和爷爷奶奶交流不好，要去找妈妈，她在忙的时候也会很烦。所以过去几年她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所以我觉得照顾孩子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我愿意做出一点调整，而且我在做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我也不认为我是在做牺牲。”他说。

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

回家带娃两个多月，陈华椋的育儿经验迅速增长，进入角色的速度甚至快得令家人惊讶。妻子在一篇公众号文章中语气诙谐地写道，人人都知道带孩子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耐心细致加无时无刻的陪伴，但真的和丈夫角色互换的后，就会知道对家庭主妇的不理解并不仅仅只是直男癌式的共情缺失，而是同理心无法时刻发挥作用的普遍人性。她也曾在丈夫不愿帮自己做点小事时脱口而出“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对面这个“灵魂拷问”，陈华椋迅速弹起来反唇相讥：“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

他的确很忙——儿子吃饭速度慢、过于腼腆不善社交、生活不够独立是他目前急于促进改变的缺点。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长期缺位后，他为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感到忧心忡忡。

与许多中国城市中产家长一样，陈华椋相信孩子上学后的性格养成特别重要，而长期由祖父母带的孩子性格容易出现问题，另外，祖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不足以承担孩子的学业辅导任务，在儿子进入幼儿园后，他会比祖父母更适合教养孩子。对于上海的家长来说，上小学也是个难过的坎。在西方式快乐成长环境下“放养”长大的儿子转眼就到了幼儿园中班的年纪，留给陈华椋“冲刺突击”的时间不多了，“也不是说要非常顶级的名校，但也不要太差的小学，勉强考一个就好了，现在就这个定位。”

于是在成为全职爸爸后，陈华椋不经意间成了作息最健康规律的中年人之一：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把惯于赖床的儿子赶去吃早餐，送上校车。儿子下午三点半放学回家后，陈华椋会陪儿子在小区里锻炼身体、骑自行车。六点半晚餐结束后，他会带儿子出门散步半小时，回家后开始陪儿子阅读、画画、学习英语。晚上十点把儿子哄睡着后准时累倒睡着。

“爸爸非常适合带孩子。爸爸的策略就是尽可能把小孩的电放完，让他自动关机，上床睡觉。”妻子如此总结。

对于Sebastian和Jen来说，在异国他乡“重建”生活是落在他们肩上的额外任务。Jen尤记得三年前刚到上海时陌生环境带来的时间错位感：“在上海时间好像过得飞快。做成每一件事都要花好多时间，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样从A走到B。你以为你有很多时间，但到头来发现自己总是急急忙忙的。”

Sebastian罗列了下他初来乍到时的“拓荒”工作：寻找住所、找到购买欧洲食品的杂货店并注意比较价格、弄清楚周末可以去哪些公园玩、开始学习中文。“总是忙个不停。每天早上我起床给家人做早餐，白天我打扫卫生，去购物。孩子放学后我去接他们回家，和他们做运动，陪他们写作业。留给自己的时间真心不多，我甚至没法留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中文。现在我一旦有空闲时间，我就学学新的电脑软件或学中文。”

“在家带娃可比工作累多了，这可是全天候24小时的活。”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

当男人面临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时

Sebastian说，像他这样选择辞职回家带孩子的男性在德国虽然罕见，但也绝非惊世骇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生活在柏林——按照他的说法，那是个“脑袋上都是纹身也没有人会侧目看你一眼”的自由之地。

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正在努力营造鼓励父亲回归家庭的社会氛围。2007年，德国政府出台新的育儿假政策，规定每对夫妇可以在孩子出生后共同休14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夫妇双方可自行分配假期，其中父亲必须休满两个月。次年Sebastian的女儿出生，于是他成了全国第一批享受到这一政策的爸爸之一。“我向我老板提出休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不过我知道在有些行业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一些公司非常担心这个政策。压力不仅会来自老板，也会来自同事。”

到目前为止，Sebastian非常庆幸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他说，自己能够给所有男士的一个忠告就是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毕竟孩子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等到他们18岁成人离家开始自己的人生为止，你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与孩子共处，见证他们的成长。但他也承认，自己非常渴望重返职场，因为做家务不能带来多少成就感，在职场中拼搏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有力方式。

这种“没有创造价值”的难言之隐在全职父母重返职场的时候往往会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本就对育儿家庭缺乏支持的社会里。《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雇主对全职父母的偏见甚至高过对失业父母的偏见。研究人员发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全职父母在投递简历后收到面试邀请的数量仅为失业父母的一半，是在职父母的1/3。雇主倾向于认为全职父母和失业父母相比不够可靠，对工作不够投入，更糟糕的是，全职父亲甚至被认为比全职母亲更没有工作责任感，“这或许是因为父亲通常有供养家庭的社会期待，受访者因为全职父亲没有满足这些期待而对他们产生负面印象。”

陈华椋觉得自己至少到等到儿子上了小学再考虑工作的事。他清楚地知道，离开三年就会被他所在的行业圈内人遗忘，三五年后重返职场能够拿到怎样的offer他没法预测，他唯一确定的是，这段时间里他能够陪着儿子，收获见证孩子成长的幸福。“我如果能保持职业心，有针对性地往某个方向去规划深造，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offer，也可能不会，但关键是你要去做。”对他来说，别人有别人的偏见，但自己有自己的自由，只要一个人有能力重塑自己，主动权就还掌握在自己手上。

每个全职爸爸或许都在某个时刻面临过或明或暗的质疑：“你真的要让你老婆赚钱养家吗？你真的知道怎么带娃吗？这拖你事业的后腿了怎么办？”但心存好心或疑虑问出这些问题的人很少能意识到，选择成为全职爸爸的男人既然有打破传统性别分工的勇气，自然也有为自己的选择兜底的决心。

“如果你总是在意你父母说了什么，你兄弟姐妹说了什么，你朋友说了什么，你就会迷失自我，因为你在跟着体制走。这样你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过得不开心，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来自智利的Jorge说。

在成为全职爸爸之前，Jorge就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人：他在智利最好的大学学习护理专业，但因为不认可正统医疗体系对待病人的方式选择成为独立理疗师，用传统草药和精神疗法疗愈病人。为了学习传统医术，他去过亚马逊森林向当地人求教，也在韩国学习过韩医，还对中国的针灸兴趣浓厚。与德国妻子一起来到上海后，妻子在国际学校教书，他留在家带一对两岁半的双胞胎女儿。

“我希望花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如果我去工作，我的孩子就要全天待在托儿所，我的心告诉我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妻子的收入足够我们全家人的开支——我不想买房买车，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钱，我目前也不需要出去工作。也许当三年全职爸爸有点太长了，但对我来说两年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我从我的孩子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他说。

而对于一些更积极入世的爸爸来说，回家育儿也可以是一个开创事业新天地的机会。

黄任在耶鲁大学获得EMBA学位后回国加入高盛北京办公室，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升到了执行董事的位置。投行的工作辛苦又忙碌，他曾为了一个项目在香港和美国连续出差了一个月，回到家时，8个月大的儿子不认得自己的爸爸，被他抱起时吓得哇哇直哭。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黄任，让他重新思考工作与家庭孰轻孰重，他的答案是后者。

2015年，黄任从高盛辞职，一边带娃一边摸索科学育儿法，特别是幼儿英语启蒙，并将自己的育儿心得发布在“常青藤爸爸”这个公众号上。“我确实想多花点时间陪孩子，又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育儿是能够相互结合的，做育儿公众号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方式，而且觉得育儿是一个痛点，有痛点就一定有商机。”

在三年的时间里，“常青藤爸爸”公众号从黄任一个人开始逐步扩张为一支七十多人的团队，公众号的粉丝达到100万，自主开发的APP下载量达到30万。团队业务涵盖电商、内容付费、出版和英语在线课程。黄任的幼儿英语启蒙著作《别错过孩子的英语学习敏感期》首印两万册在一个月内就已售罄。

去年一年，“常青藤爸爸”团队的营收达到了4500万，黄任的育儿兴趣已经变成了一桩赚钱的生意，作为公司创始人，他的工作又不可避免地忙碌了起来。但他表示，和之前在投行的工作相比，自己如今有了更大的工作灵活度，可以为了孩子调整日程安排。从儿子一岁多开始，黄任坚持每天给他读幼儿绘本，坚持至今。对他来说，这是他当爸爸以来最自豪的一件事。

男人带娃，也没什么了不起

陈华椋在前段时间开了自己的公众号“矮文爸爸”，这个之前几乎从来不看妻子写什么的全职爸爸开始跟随妻子的脚步，兢兢业业地耕耘起网络上的一亩三分地，和别人分享起当全职爸爸的心得体会。没想到的是，他的公众号粉丝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妻子的粉丝“倒戈”：“我是XX老师五年的粉丝，可是我现在更爱看你写的东西。”从事写作多年的妻子愕然发现最近接到的采访请求都是间接询问她丈夫的联系方式，幽幽地对他说了句，苟富贵莫相忘。

美国奥本大学社会学教授Tal Peretz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基座效应”（the pedestal effect），即当男性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工作时收到不应得的赞美、关注和表扬。对于仅仅因为带着两个孩子去杂货店购物就赢得一片赞美的Billy而言，那时的感觉的确美好，但那也尖锐地提醒他男性对自己享有的“特权”是多么地不自知。“如果你相信性别平等，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某个性别的人做了非常基础的育儿行为就被放到高台上被众人赞美，而另外一个性别的人默默面对育儿的大部分重任是多么问题重重。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不符合家庭的最佳利益，育儿责任的不平衡给父母双方都造成压力。”Billy在博客中写道。

陈华椋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社会对女生是很不公平的，她们既要工作，还要回来做家务，有了孩子还要带孩子，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男生应该去分担这个责任。”两个多月的亲自教导下，儿子吃饭的习惯是好了不少，但在学业和情商方面还未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在儿子的成长之路上，即使是劳心劳力的全职爸爸也没法逾越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

虽然在育儿界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黄任也不觉得自己带孩子是件值得别人“wow”的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当爸的不带，生儿子干嘛？你要享受这个状态，如果你愿意带，你就能带好，这就是个熟能生巧的事。”去年黄任曾独自一人带孩子去北欧玩了12天，妻子因为请不出假没有同行。他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自己倒是无比坦然，和孩子开开心心地去，开开心心地回了。“你要是平时带惯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吧，管好他的吃喝拉撒睡，平时玩的时候多看着点。”

离开智利9年，Jorge和家乡的许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们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昔日的朋友视女人为无物，对待两性关系态度随便，都令他深感厌恶。Jorge有五个姐妹，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经常外出工作，他在纯女性的环境中长大，称这帮助他“平衡了内心男性和女性的两面”。Jorge的父亲曾在他五岁的时候失业在家，那段时间是他的母亲和大姐外出工作，撑起了整个家。因此对他来说，家庭从来就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严格区分，而是事关平衡。“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去发展。”

在Jen看来，成为全职爸爸甚至不仅事关性别平等，还事关每个人尊重自我、做所愿之事的自由：“女性在家没问题，但男性就必须要有事业——我一直认为所有的这些规则都毫无意义。我们都是人，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做想做的事，无论你是德国人、中国人、黑人或有什么其他的身份，对我来说这从来不是个问题，我也从来不去思考它。”

“我认为唯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做你想做的事，这和你是谁没关系。”他说。

(实习记者鲁雨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