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汉字拉丁化(左翼文化人士对汉字拼音拉丁化的前期探索)

张宇汉字拼音拉丁化进程其实早在清末的卢戆章就开始了1892年他出版了《一目了然新阶》,是中国人制定的第一部拼音文字方案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汉字拼音改革运动的开始后来,他还出版了《中国切音新字》《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等书籍当然,卢老先生主要是用福建话来套用拉丁字母,这就有一定的局限了这之后,国内学者在汉语拼音化探索的过程中,分成了很多派别,主要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派(简称国罗)和北方拉丁派(简称北拉)30年代鲁迅等人提倡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注音,定名为“注音字母”,并由当时的民国政府予以颁布,在全国推广一直到1958年,国内一直都是用这个“注音字母”方案对汉语进行注音,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民国的汉字拉丁化?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民国的汉字拉丁化(左翼文化人士对汉字拼音拉丁化的前期探索)

民国的汉字拉丁化

张宇

汉字拼音拉丁化进程其实早在清末的卢戆章就开始了。1892年他出版了《一目了然新阶》,是中国人制定的第一部拼音文字方案。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汉字拼音改革运动的开始。后来,他还出版了《中国切音新字》《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等书籍。当然,卢老先生主要是用福建话来套用拉丁字母,这就有一定的局限了。这之后,国内学者在汉语拼音化探索的过程中,分成了很多派别,主要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派(简称国罗)和北方拉丁派(简称北拉)。30年代鲁迅等人提倡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注音,定名为“注音字母”,并由当时的民国政府予以颁布,在全国推广。一直到1958年,国内一直都是用这个“注音字母”方案对汉语进行注音。

汉语拼音拉丁化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拉丁字母的影响,但前期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推动力,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北方邻居苏俄。中国的左翼文化人士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不仅在政治上学习和宣扬,在文化上也借鉴苏俄文字拉丁化的做法,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左翼文化人士最初的探索是着眼于汉字的改革,是想把整个汉字推向拼音化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对汉字的注音。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汉语一定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当然,这一问题目前有很多的争议,这里不赘述。

一、左翼文化人士对汉语文字拉丁化最初的探索

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倡要进行一场 “东方伟大的革命”,里面就包含了文字拉丁化运动。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文字改革。1917年公布俄文新正词法,把基里尔字母从原来的37个减少到33个。1921~1932年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强行进行文字拉丁化运动,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各种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原来没有文字的各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6~1940年间,苏联又放弃拉丁化,把所有新创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的基里尔字母。这几十年的推广,应该说已经在社会上得到了稳固的应用。但是苏联解体后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苏联原中亚几个国家文字最早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后来强行改为基里尔字母,苏联解体后又改了回去,弄得现在很混乱。蒙古国的文字也是如此,变来变去。

二十年代初,苏联远东地区有数十万中国人,都讲的是汉语。对这些华人如何使用文字,苏联方面也有所考虑,就是采用拉丁化进行文化改造。莫斯科的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就参考中国国内的拉丁化改革,开始研究汉字的拉丁化问题。参加人员有,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国内的语文左翼人物叶籁士、叶圣陶等。苏联的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也参与其中。1929年2月,瞿秋白在郭质生的协助下,初步拟定了第一个中文拉丁化方案,并在10月写成一本小册子《中国拉丁化字母》。

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和瞿秋白、郭质生三人于1930年4月成立专门小组修订这个方案。后来由于瞿秋白回国, 该项工作由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的主席是Д.阿列克谢耶夫,秘书长龙果夫,成员有萧三和一些苏联汉学家。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了中国的“国罗”、“北拉”方案后,完成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该方案其实非常接近“北拉”,可以说是“北拉”的一个变种。1931年5月,该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于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现在想想,确实也有点儿不可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另一个国家的文字改革方案,并且要求推行。当然,如果站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也说得通。

二.汉语文字拉丁化的核心点

1930年苏联指导创立的“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核心点主要有两方面。

(一)拉丁化新文字创建的原则

总的原则,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必须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方言化。主要有:

1、“必须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

2、“应该采用拉丁字母”。

3、“这种拼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

4、“必须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清除偏僻的土语,有机地输入国际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技术的词汇”。

5、“反对认为中国文字拉丁化是不可能的消极观点, 也反对把汉字立即废除的‘左’的观点”。

6、“研究中国方言的工作极端重要,必须大大开展这个工作”。

(二)拉丁化新文字的内容

前文已述,该方案其实很接近“北拉”,区分尖团,但不标声调。主要内容分以下4个部分。

1、字母表、声母表(原名“子音”)、韵母表(原名“母音”)表。字母表共有28个字母,其中5个用双字母表示。

2、音节(原名“音段”)的构成。分3种形式:a.声母跟韵母相拼;b.声母单独成为音节,有zh、ch、sh、rh、 z、c、s、r、8个;c.韵母单独成为音节。

3、词的写法。共9条,包括a.词儿连写;b.词尾跟词儿连写 ;c.界音法 (即隔音法);d.数字的写法;e.拟声词的写法;f.助词的写法;g.成语的写法;h.略语和缩写;i.特别写法(区分常见的少数同音词)。

4、句子的写法。主要规定大小写、标点符号用法、移行法和分节法。

5、拼音示范:把 新 文字 念会 以后,要 时常 用 新 文字 看书 写信。用拉丁化新文字就写成:Ba sin Wenz nianxui ixou,iao shchang yng sin Wenz kanshu siesin.(摘自叶籁士编《工人识字班用的拉丁化课本》)。

拼写的时候是按照汉语的词汇组合排列的,单音节的词单独排列。比如:“把”,单独排列成“Ba”。当然这里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汉语的有些词汇是单音节词还是双音节词,普通人很难判断。比如,“看书”,能不能分成“看”和“书”呢? 上面的例句是作为一个词汇出现“kanshu”,那分成“kan shu”,行不行呢?所以,如果要真正实施的话,必须要事先制定汉语词汇的组合规则,让全体人民遵守。这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三、汉语文字拉丁化的发展历程

(一)苏联远东地区的发展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在1931年 9月26日以后,就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人群中推广。远东地区新字母委员会还举办了许多新文字的学习班、补习班和短期学校,编辑出版了课本、教材、 读物和工具书。苏联方面在伯力市创刊了一份使用这种拼音的六日报《Yngxu Sin Wenz》(拥护新文字),汉字报纸《工人之路》也开辟了新文字专页。据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33年统计,三年中出版的课本、读物、文法、词典共10万多册。1932年10月26日,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版和教学问题,并成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方案和写法进行若干修正。其后该方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以及后来的旅大地区进行了推广。

(二)中国国内的发展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政策,上述的事件被封锁,国内在1932年才知晓苏联在远东地区推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

苏联方面的做法得到了很多中国左翼人士的响应。1933年,世界语者焦风(方善境)翻译介绍了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通过上海世界语者和苏联世界语者联系,得到了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资料,在上海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附刊《言语科学》上陆续发表,从而引起了专业人士的讨论和研究。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全国性的组织是1935年12月陶行知等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1934年,上海文化界人士陈望道、胡愈之等发起讨论提倡“大众语”,语文左翼人士叶籁士等在讨论中介绍拉丁化新文字,认为是书写大众语、普及群众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工具。1934年8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以上海、北平、广州、闽南等地为中心展开推广活动。1937年——1945年,以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延安等地为中心,展开推广活动。如1938年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实验,1940~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学习。1945年——1955年,主要以上海、广州、武汉以及苏军控制的旅大等地为中心,展开推广活动。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得到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尽管鲁迅先生也支持“注音字母”的方案,但他还是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给予肯定,如《论大众语──答曹聚仁先生》、《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并捐赠稿费作为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经费。

上海地区,教育家陈鹤琴和语文学家陈望道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北平地区,语言学家王力等赞助这个运动。香港地区,北洋政府时代就热心推行注音字母的张一麐,对此是大力支持。著名人士冯裕芳、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马鉴、陈君葆等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都是当年五四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们对文字改革相当支持,是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积极推广者。

这期间,全国出版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图书、课本、读物、工具书共61种,报刊36种。其中,陕甘宁边区出版的图书有16种,报纸1种。影响较大的图书是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编的《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刊物是上海出版的《SinWenz》(新文字)月刊、《Zhungguo Yjan》(中国语言)半月刊和《语文》月刊,北平出版的《Beiping Sin Wenz》(北平新文字)半月刊;报纸是上海出版的《Womndi Shgie》(我们的世界)、《 Dazhung Bao》(大众报)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新文字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有关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也有很多,达 130多万册。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编的《语文知识》月刊每期发行15万册。

拉丁化新文字的应用主要在东北铁路电报和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信方面。1950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东北铁路电报全部用新文字。海军的手旗、灯号和无线电通信也全部用新文字。此外在课本和字典注音、速记、索引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有的也用新文字。

当然,由于“注音字母”已成为当时民国政府所规定的汉语注音的国家标准,拉丁化新文字虽然在部分地区推广,但是无法得到广泛的使用。虽然如此,左翼文化人士对汉语文字拉丁化最初的探索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一探索为后来的汉语拼音化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借鉴,也做了前期的铺垫。

1955年,国家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有文字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担任主任。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从此开启了汉语拼音化的全新道路,原有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和原民国政府所规定的“注音字母”由此终结(台湾地区仍在使用)。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标准ISO7098。目前,全世界对汉语的拼写全部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国际标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80年代开始就花费数百万美元,对图书馆内中文书籍目录原有的韦氏拼音进行了汉语拼音转换。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展此项工作,如澳洲国家图书馆于1996年完成此项工作。

汉语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拥抱了全世界。

本文参考了周有光老先生的《字母的故事》《拼音字母基础知识》《周有光百岁口述》等文章和著作;参考了孙无先生2012年7月6日刊登在网络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上的文章。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感谢。

202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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