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读书人都应该学而优则仕

要说古代的隐士，你知道几个？至少，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隐士吧。但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一直以“学而优则仕”作为最崇高的理想，为什么有些人偏要做隐士呢？

问题这就来了。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子夏是个好学生啊，一句话就高度概括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说你做官之余，如果还有精力和时间，就应该去学习更多（治国安邦）的知识；同样的，如果学习之余还有时间和精力，也应该去做官从政。

古代读书人也叫“士人”，古代阶级分为士、农、工、商，大多数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人阶层，除了读书啥也不会，为什么反而地位最高呢？

用现在话来说，农工商就是一门单一的职业，农就只种地喂猪、工就只造桥修路、商就只做生意，读书人就不一样了，孔子还说过读书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学会做人，这是修身齐家，然后出仕，这是治国平天下。

所以你看，读书人的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你要把全天下的责任都担起来，大到治水，小到百姓的肚皮，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称读书人的楷模了。

可问题又来了，做范仲淹太理想了，几千年文明史，能有几个范仲淹啊！

更多的读书人，他们刚出道时，抱着和范仲淹一样的理想，可当他们一旦走上仕途，咋就控制不住这双手呢！升官发财才是第一理想，贪赃枉法不被发现就好啦！

治国平天下？你幼稚不幼稚？

但还有一部分读书人是这样的，他们怀抱理想走上这条仕途之后，猛然发现这庙堂之上啊，全是乌烟瘴气，已经没救了啊。我跟着你们穿一条裤子吧，对不起圣贤书，我坚持我的“幼稚”吧，你们要搞我。

得，我走。

于是，就有了隐士。

然后问题又来了，大家都是读过书的人，大家都是有理想的人，治国平天下的志气，怎么可能说隐就隐呢，咋办呢？写诗嘛！所以“诗者，志之所之也”！你读那些隐士的诗啊，看起来每一句都在写我怎么爱山爱水，其实内在都是仕的理想，什么忧国忧时啦，什么世事多变啦，又什么怀才不遇啦，反正就是在操心，为天下操心，也为自己操心。

于是，就有了陶渊明。

这是一个特好玩儿的事，唐朝人做得比较多。因为唐朝有一条著名的“路”，叫终南捷径。

终南就是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唐朝时有很多读书人在这山上隐居，年纪轻轻的，也不去考试，也不去赚钱，就跟山上开一块儿地，修个小破房，天天跟房间里写诗。然后趁人不注意，把自己的诗印成小广告，满长安城到处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唐朝参加科举的太多了，又不完全凭实力，你要有门路，要行卷，被大佬看中了，顺手推一把，你仕途就走通了，否则你大概率就被埋没了。

与其在科举场上跟你们血拼，我不如另辟蹊径，反正考试就是写诗，那只要我的诗被大佬发现，考不考试还重要吗？

终南捷径这条路，最初就是唐朝诗人卢藏用玩的，他科举中了，依然没得到重用，就跑去终南山隐居，把自己打造成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到处跟人说：这山不得了哦。当时有个叫司马承祯的著名道士听不下去了，讽刺道：“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卢藏用被羞得满脸通红，但这并不妨碍他世外高人的名气越来越大，毕竟黑红也是红嘛，慢慢地就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一看，遇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于是召卢藏用，授左拾遗，后官至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

现在说就是以退为进，自我营销，诗佛王维也是玩这一套的好手，要不然你以为他写那么多终南山的诗，是怎么从深山里传出去的？

还有一种隐而仕。

我已经看到这朝廷吃枣药丸，没必要学而优则仕，但乱世出英雄，必定会有天命之人来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那个天命之人才是我要辅佐的人。

明君思贤臣，贤臣亦思明君。

于是，就有了诸葛亮。

隐和仕是古代读书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更是一种传统，几乎所有读书人最初的理想，肯定是“学而优则仕”（当然不排除有天生的隐士）。

归隐好，还是出仕好？

像陶渊明，生在东晋，那是一个多么奇葩的朝代，周围环境已经烂透了，所以他要仕而隐；像卢藏用，他内心想要仕，又不得不用隐的方法来实现；像诸葛亮，在那样的时局下，等待那个男人。

所以，隐和仕，没有好与不好，这取决于个人的内心，以及周围的环境，还有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