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现状（汉学冯斯我美国汉学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

本文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美国汉学之于比较文学的意义

——以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为例

［摘要］虽然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逐渐摆脱拘泥于事实影响关系的研究，开始平行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依然固守欧洲文学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戈登、惠特克、费威廉和彼得《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不仅率先实践了中西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讨了中西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视域、平台、基本思路以及基本思想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从而进一步补充、丰富、完善了美国比较文学，使其真正成为打破文化民族主义壁垒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关键词］美国汉学； 美国比较文学； 美国《文心雕龙》研究

外国人从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研究中国的学问构成了传统汉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就研究者的他者身份而言，汉学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同时它也是一种跨国家或民族、语言的研究)，这与以跨国家或民族、语言、文化为宗旨的比较文学同出一辙。因为语言、国家也好，民族也罢，无不与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息息相关。一部比较文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跨文化研究的历史。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美国比较文学，事实上也发生了从文学到文化的转移。而无论是就历史渊源，还是内容与表现形态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都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况且，汉文化圈外，研究汉学最重要的国家是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以来，引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方向的也是美国比较文学。美国汉学和比较文学发展史亦表明，美国汉学与比较文学密不可分：不少汉学家同时也是比较文学家，不少汉学成果获比较文学奖励。因此，研究美国汉学与美国比较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比较文学史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一些学者在谈及其他问题时虽然涉及此话题，但是，相关论述非常零星，并且大都是纯理论性的议论。本论文拟以美国汉学界跨文化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为个案，深入研究美国的汉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切实而具体的关系，展示一部作为跨文化汉学的美国比较文学发展史，揭示比较文学的特质。

一、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尽管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19世纪后期在美国兴起，不少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如查理·谢克福德1871年在康奈尔大学开设了“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讲座、查理·M·盖莱1887年1889年在密执安大学开设了“比较的文学批评”讲习班、哥伦比亚大学1899年创立了美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系等，但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了解甚少，人们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世界文学”“文学名著”“人文科学”等混为一谈。②20世纪40年代，“作家感到自己是整个世界非常密切的一部分，特别是自1941年以来他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一定包括整个亚洲、非洲和欧洲”③。“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比较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进展”④，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60年成立，专业刊物《比较文学研究》1963年出版。可是，直到196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Henry H．H．Remak)依然认为“比较文学(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⑤。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学者对传统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局限于历史事实、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不满。雷内·韦勒克(Renè Wellek)在1958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次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比较文学长期存在的危机，即“人为地划分题材与方法，机械地理解来源与影响，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动机”⑥。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Veisstein)1968年也对法国影响研究提出质疑，倡导平行研究。⑦事实上，“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在美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就摆脱了那种强加于它的限制--对渊源和影响的研究等，而是去拓展范围、互文研究”⑧。然而，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具体实践上，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基本局限于欧洲。韦斯坦因公然对把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持怀疑态度。韦勒克1968年虽然明确举例指出：“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对中国、朝鲜、缅甸和波斯叙述方法或者抒情形式的研究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这类同东方偶然接触之后产生的作品的影响研究同样重要。”⑨但是，直到40-60年代，中国文学都没有真正进入西方绝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当时用西方语言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理论或批评方面的论著稀少、匮乏，存在于中国的这个史料里的大量内容仍然没有被系统整理”①。从1952年、1953年、1965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年鉴》②第五部分所列1949-1951、1950-1952、1954、1956、1957“比较文学文献”“东方”(Orient)部分来看，③这部分欧洲比较文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古代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涉及文学的国家主要是印度、日本，没有中国。④1958年出版的收录1955-1957年的“中国和日本”标题下共有17项相关文献，与中国有关的只有6项。⑤1965年出版的收录1955年的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多，但还是少于日本的。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或理论“关于这个论题的全面探讨十分罕见”⑥。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比较文学界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比较文学尚处于形成时期，人们主要聚焦于从理论上探讨比较文学的性质，明确它的研究对象、范围等，而不是付诸实践。正如美国比较文学家斯多克奈茨(Newton P．Stallknecht)和弗伦茨(Horst Frenz)所说：“在美国，比较文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因此，它的从业人员依然兴趣盎然地聚焦于它的目的目标和定义它的范围。”⑦

然而，我们却在美国汉学界，比较早地看到了真正的美国“平行研究”，即打破“文化民族主义”壁垒的、跨文化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以《文心雕龙》为例，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美国汉学界，《文心雕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大凡谈及中国古典文学或文论、诗学和美学的，鲜有人不提及它。美国汉学界《文心雕龙》研究者的身份大体有三类：一类是华裔美国人；二类是美国本土人；三类是汉文化圈以外的美籍外国人。很显然，只有后两类是中国文化的他者。他们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汉学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⑧这种研究，无论是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在世界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中都很突出。如果不算引用、收录、编撰、零星点评和翻译、简单介绍之类，严格学术意义上的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最早始于美国，其标志性成果是一篇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早期观念”(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的学位论文。作者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戈登(Erwin Esiah Gordon)，他自称是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⑨，1945年，他以此文取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专业艺术硕士学位。该论文包括五章和一个附表。瑏瑠各章的标题依次是“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概述”“曹丕和《典论论文》”“刘勰和《文心雕龙》”“萧统及《文选》”和“结论”，其中论点最多、篇幅最长的是第三章。与其他不再细分为节的相反，此章戈登又划分出相对独立的四个部分论述，每部分的标题依次是“历史背景”“文学地位”“《文心雕龙》”和“《原道》”，论述的主要内容分别依次是刘勰所处时代历史文化特点和他的生平事迹、文笔观念、《文心雕龙》整体构成和特点以及《原道》篇的全文翻译和整体阐释，其中最后一部分篇幅最多。因此，尽管以整个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为研究对象，但是，戈登论文的主要内容或者说重心是刘勰及《文心雕龙》。其中第三章的标题是“刘勰和《文心雕龙》”，下面又划分出相对独立的四个部分。与那些对刘勰及其著作的引用、著录、索引、零星点评、简单评论和句段翻译等相比，戈登当之无愧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拓荒者。

首先，他较早实践了平行研究可以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他意识到客观、物质化存在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或理论，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用“历史材料”①称呼它，并明确指出“就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来看，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表明它有其自身的某些特性”②。

其次，他直接把刘勰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③，它的存在使中国文学(也许世界文学)显得更辉煌。无论是就思想、观念，还是他们提出的原则、方法而言，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早期文学批评家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毫不逊色。④

因此，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戈登是在比较文学视域审视并研究包括刘勰《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早期文学理论或批评的。戈登的这类跨文化研究，就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苏源熙(Haun Saussy)所说的“比较的比较文学”⑤。他曾论证指出，黑格尔、莱布尼茨、利玛窦和《诗经》的整理者所做的确实是比较文学。⑥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文本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要以比较为代价。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也把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看作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比较文学在变化发展中，它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组成部分。”⑦事实亦证明：戈登也是较早跨中西文化意义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他之后，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里逐渐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大凡研究刘勰，不提亚里士多德者少；⑧二是在比较文学平台上，认同刘勰及《文心雕龙》的世界身份。第二点尤其重要。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文学界大多数人依然固守欧洲文学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IA)发表的伯恩姆报告，提出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化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⑨，9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关注焦点不再局限于原先的欧洲大国、大家的经典著作，也转向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是，21世纪初，西方比较文学界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依然鲜见，诚如雷马克2000年所说：“如何比较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这是困扰比较文学的难题。即便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古典时期’也并不多见，现在就更罕见了。”①难怪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卡勒2012年还把“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比较文学的特征。②

二、较早实践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

除较早开创性地进行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外，美国汉学界还比较早地实践了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比较文学研究。跨学科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或者说突出特质。“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开始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③。用雷马克的话来说，它“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法国重要比较文学家基亚、艾金昂伯尔和冉纳都没有谈论过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艺术、音乐等领域。④然而，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们都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⑤的情况下，美国比较文学范围内鲜有跨中西文化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⑥

与之相反，早在60年代，我们就在美国汉学界看到了惠特克题名为“宗炳《山水画序》与刘勰《文心雕龙》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Tsung Ping’s Preface on Landscape Painting and Liu Hsieh’s Wen Hsin Tiao Lung)⑦的论文。以此，惠特克1967年取得了夏威夷大学艺术学硕士学位。霍普·惠特克(Hope Whitaker)是地道的美国人⑧。作为汉文化圈外的他者，她对宗炳《山水画序》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自然是跨文化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惠特克之前，无论是美国比较文学还是汉学界对中国古代诗论、画论的研究都各自为政。例如，戈登之后，随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被翻译和介绍，⑨美国逐渐出现了一些用英语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代表性的有海陶玮(Hightower，Jame)的《〈文选〉体裁理论》(1960)和《中国文学话题》(1965)、美籍华人施友忠195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全译本①，以及美籍华人刘若愚1962年出版的《中国诗的艺术》(该书第二部分第二章主要引刘勰《文心雕龙》论述中国古代文论里有关诗的表现理论②)等。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外，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绘画艺术领域也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不断有相关论著出现，如韦利(Waley，Arthur)的著作“中国绘画研究导论”(1923)③、沙利文的著作“中国山水画的诞生”(1962)④等。在上述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画论研究的衬托下，惠特克跨学科的特色十分醒目。作为一个跨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她率先以宗炳《山水画序》与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对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跨学科专题性比较研究。

惠特克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文学与艺术还是比较了解的。与西方传统上把文学(纯文学)视作艺术的一部分不同，她尊重中国文化传统，把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学科门类。这是她进行比较的前提条件。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比较的共同基础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在前言里，她明确指出：本论文要比较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在“历史语境中的嬗变”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惠特克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传统的法国学派。在研究过程中，她一般聚焦于一些代表性的文论、画论思想，主要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和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实践的特点，在广阔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历时地比较分析了六朝之前中国文论与画论之间的相同性，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比较的具体对象上来看，惠特克的硕士论文主要有大小两重比较结构。第一重是六朝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绘画理论之比较，这是第一、二章的内容；第二重是宗炳绘画理论与刘勰文学理论之比较，这是第三、四章的内容。从比较的具体内容来看，如果说第一重比较结构是大的外在结构的话，那么第二重比较结构就是小的内在结构。它们一大一小，内外相套，对六朝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画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大或外在的比较结构所揭示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之间的相同之处，集中体现在儒家道德说教理论、自然景物和浪漫理论三个方面。主要通过对“志”“气”“神”“情”“诗言志”等概念的释义，以及对《诗经》《论语》《孟子》《庄子》《诗大序》《论衡》和《历代名画记》里相关思想的剖析，特别是对《诗大序》与《历代名画记》的比较阐释，⑥惠特克认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18年期间，“儒家道德说教理论在中国诗论和画论里都有应用”⑦，中国古代诗论和画论离不开自然景物，而在东晋时期，中国诗歌里的自然风景呈现出了一种精神意义。⑧从功能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总体上都属于表达个人感情的浪漫理论，⑨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和画论家是刘勰和宗炳。宗炳首次把自然风景表现人的精神思想运用于画论领域，从而把画从儒教道德说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宫廷艺术里解放出来。《文心雕龙》是此时最深刻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的浪漫理论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曹丕和陆机。

除大的历时性比较结构外，惠特克还借助于小的或内在的比较结构，立足于内在的文本分析，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宗炳《山水画序》为个案，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文论与画论之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认为二者相通的地方集中体现在浪漫理论。惠特克认为宗炳和刘勰都是浪漫主义者，两人都关注感情和自然风景、高度重视想象力，对人超越无限的精神能力均有所论述。惠特克认为最能体现他们这种个人哲学的关键是他们关于“神”的思想。刘勰所说的“神思”就是“想象”(imagination)。通过“附录”里对《画山水序》和《神思》的逐句引用比较，惠特克认为宗炳和刘勰“沉醉于人精神的创作力以及用语词表达人的精神的能力，都对人的精神能超越时间界限的能力有所论述”①。

惠特克时常还在画论或文论与音乐或哲学(儒家、道家)、宗教(佛教)之间进行跨学科比较。例如，在对“神”“气”概念，以及宗炳和刘勰浪漫主义思想阐释的过程中，除谈到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外，惠特克更多地强调以僧佑为代表的佛教思想对它们的直接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于外在的或大的历时性比较结构，通过对东晋至六朝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思想的描述分析，尤其是通过对宗炳、刘勰、顾恺之和王羲之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及有关诗论、画论思想的分析，惠特克阐释了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二是借助于内在的或小的比较结构，惠特克论证说明刘勰和宗炳都是佛教徒，佛教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们关于艺术、文学的观点。

谈及跨学科研究的正面意义，雷马克说：“跨学科与跨民族以及新近的跨文化研究有相似的基本前提，即为了明确、分析并总结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契合与差异。”②惠特克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正是如此。她的研究既有外在的、大而宏观的，又有内在的、小而细致深入的，既聚焦于文学与艺术领域，同时又兼涉文学或艺术与佛教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文学或艺术与儒家、道家，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文献资料不够翔实，不少论述尚欠充分，但是，她对以刘勰和宗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论和画论的开创性研究，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论乃至中国文化意义重大。无论是从西方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或批评研究史，还是世界比较文学史来看，惠特克的《文心雕龙》研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她是世界跨文化比较文学史上很早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因为，虽然理论上倡导，但是，世界范围内跨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实践研究开始得很晚。中西跨文化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直到21世纪初期才涌现出来。2002年，在谈到美国各高校及学界有关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现状时，美国比较文学家保罗(Paul W． Kroll)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些年一个很有趣的学术风景就是突然发现了‘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③从保罗颇为惊讶的语气以及他所使用的语词“突然发现”，我们不难得知当时鲜见此类研究。时至今日，世界比较文学界依然鲜有这方面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惠特克研究的前瞻性与开拓性。

三、可比性问题的探究与实践

与比较文学界相比，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不仅较早实践了中西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而且在学理和具体实践上，较早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可比性问题。隶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可以比较，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因此，可比性(comparability)是比较文学之为比较文学的东西。诚如美国著名比较文学乔纳森·卡勒所说：“比较文学的命运似乎不可阻挡地被绑缚在可比性上，这真是见证了一个名称的巨大力量。”①作为学科，比较文学最初的诞生就基于可比性，即历史上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与影响。以两个国家文学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法国比较文学本质上隶属于文学史范畴，它以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各种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注重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文学现象之间的影响和渊源研究。至于哪些彼此之间没有历史性联系的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文学则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则另辟蹊径，敢为人先。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早在40年代，戈登就从世界艺术理论的视域探讨中国古代早期文学理论，并首先把它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相比较。60年代，惠特克率先跨学科探讨了中国文论与画论。50年代末，美国人艾布拉姆斯首次明确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探讨并实践了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文学之间的可比性问题。

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53年出版了《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的著作②。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比较文学方面的著作。艾布拉姆斯以英国诗歌理论为个案，在广阔的、跨学科的世界艺术理论视域探讨世界文学理论。而他找到的世界各国文学、艺术之间的可比性就是四要素。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任何艺术理论或艺术品都包括“宇宙”(universe)“作品”(work)“艺术家”(artist)和“观众”(audience)四个要素。从这四个要素出发，艾布拉姆斯概括出了四种基本理论，即“摹仿理论”(Mimeetic Theories)、“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 和“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并声称它们可以用以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理论。③由于是在2500年历史的欧洲文学平台上提出的，所以，艾布拉姆斯所说“各种不同的艺术理论”不包括东方理论。

艾布拉姆斯之后，明确论证比较文学可比性的是韦勒克。1958年，针对过去五十年中实际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拘泥于“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④，韦勒克提出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性”，也即“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和重点。⑤20世纪70年代初期，雷马克也公开质疑法国学派局限于文学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没有历史事实联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⑥然而，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一样，韦勒克、雷马克也基本是在欧洲文学范围内倡导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可比性--“文学性”。事实上，在欧洲中心论的传统比较文学界看来，“欧洲文学”或“欧洲艺术理论”就是“世界文学”或“世界艺术理论”。如雷马克在60年代明确指出：“‘世界文学’这个很自命不凡的术语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的认可，通常指的就是西方世界。”⑦

与之相反，美国汉学界较早在真正的世界文学范围内探寻并实践了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如1970年，美国汉学家唐纳德·阿瑟·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以题名为“《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的论文，取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吉布斯在该论文首次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中西跨文化研究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基于当时流行的批评范畴和概念，他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刘勰本人及其《文心雕龙》，使得一些对西方人来说难以理解的问题变得明白易懂。①这里所说的“当时流行的批评范畴和概念”主要指的是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里的。吉布斯在论文里，直接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为指导，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对此，他明确指出：虽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研究对象、目的超出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但是，它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操作性的工具。这极大地方便了他的研究，帮助他解决了交流问题。因为它拥有阐释“独特的中国文学”思想的巨大潜力，并能以此证明文学的普遍性。②吉布斯这里所说的新的、可操作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工具就是四要素理论。吉布斯对此非常推崇，不仅用几乎一章的篇幅介绍并阐释艾布拉姆斯的上述理论，而且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单个篇章的考证、解说等，缺乏宏观系统的研究。他拟采用艾布拉姆斯为研究一般文学理论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龙》，以解决当时《文心雕龙》研究界所存在的含糊不清或矛盾的问题，发现刘勰批评倾向的主要特征，以及他的贡献等。在该论文的导论里，他大量援引艾布拉姆斯的话，从四个要素的概念到每种批评倾向的特征，吉布斯比较详细、全面地阐发并高度肯定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

首先，他认为当“比较不同理论，尝试寻求每种理论独特的贡献时，众所周知，由此产生的混乱多于清晰。这是艾布拉姆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通常是由于需要一个比较的共同基础(a common ground for comparison)。即使从一个具体的、基本为人们认同的术语来看，世界艺术理论都是千差万别的。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很难发现它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以及所存在的问题’”③。此处，吉布斯特别强调了“共同基础”是就“比较”意义上而言的。在他看来，从事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避免把自己哲学强加于人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分析框架。

其次，吉布斯重新具体阐发了四要素里的每个要素，尤其是把其中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宇宙”(universe)直接改称为主体(subject)，认为它指的是“行动、观念、感情、物质、事件或某种超自然的存在”④，把“观众”这个要素解释为“那些聚焦于艺术家产品的关怀”⑤等。尽管如此，他所说的基本意义与艾布拉姆斯无别。

最后，吉布斯论证指出：艾布拉姆斯四要素框架，也就是“比较的共同基础”，它为人们探讨批评家的理论倾向，建立了一个中立平台(neutral platform)。由此，我们便发现了可称之为摹仿的(宇宙倾向)、实用的(观众倾向)、表现的(作家倾向)和客观的(作品倾向)批评家。任何严肃的批评理论都涉及四种可能的倾向，但其中总有一种比其他更突出。历史地来看，没有严肃的文学理论能逃出这个分类框架。

从他的研究实践表明，吉布斯几乎全盘吸收、阐发并实践了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在世界艺术理论视域，对刘勰进行了跨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因为艾布拉姆斯通过对欧洲众多艺术理论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总结出来的一个四要素理论，既是吉布斯研究的理论指导，又是其方法，所以，吉布斯实际上也是在与欧洲众多艺术理论的广泛比较中审视刘勰及其著作的。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艾布拉姆斯理论的另一个实践，以此他想进一步证明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普遍性。用吉布斯自己的话说就是“力图显示艾布拉布斯理论的实用性和普遍性，最起码能把《文心雕龙》这个中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论著，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如艾布拉布斯所希望的，带到一个对话平台上”①。然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吉布斯比艾布拉姆斯走得更远。除用艾布拉姆斯从多种艺术理论里总结出来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分析外，他还把刘勰与柏拉图、朗基努斯相对比，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是世界的、伟大的理论②。因此，虽然吉布斯强调这里所说的“一个对话平台”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但是，很显然，他拓宽了艾布拉姆斯的视域，明确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并提，并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在世界文学平台上，“毫无疑问，它会使一般世界文学的研究者看到，刘勰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严肃批评家，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超出世界文学范围之外的他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③。

因此，虽然艾布拉姆斯首次明确提出了四要素理论，但是，他实际上是在欧洲而非世界艺术理论范围内提出来的。吉布斯则不仅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范围内重新阐发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论，而且以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它所具有的世界性，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较早把比较文学真正引向了世界。

四、跨文化比较文学范式的建构

正是由于戈登、惠特克和吉布斯开拓性、示范性的研究，美国汉学界跨文化《文心雕龙》里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诸如视域、平台、基本思路以及基本思想等，它们以其鲜明的比较文学特色，既区别于其他类的汉学研究，又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人们往往聚焦于探寻中西文学比较的理据，也即可比性，在世界艺术理论视域认同刘勰，不断从哲学、艺术，尤其是美学视域审视他，并在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世界其他艺术理论家的比较中考察他，认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是世界艺术理论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吉布斯博士论文发表后的第五年，即1975年，华裔美国人刘若愚出版了著作《中国文学理论》。在该著作中，他也采用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理论。不过，通过把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艺术家”“观众”分别改为“作家”“读者”，他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缩小为世界文学理论，并明确声明他本书所谈的是“文学理论”而非“艺术理论”④。这样，刘若愚把本质一样的中西古典诗学区分为不同的，也即一个属于艺术理论范畴；一个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这完全不同于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也拉开了刘若愚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面对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同样依据一个由四要素组成的一般框架，艾布拉姆斯和吉布斯不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而是首先探寻二者之间的可比性，识别并认同它们的身份。正是明确意识到它们都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艾布拉姆斯才将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诗歌与欧洲其他文学理论相互比较。同理，正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一样，同属于美的艺术理论范畴，吉布斯才将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相比较。与之相反，通过修改四要素术语等，刘若愚竭力想说明的是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属于“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①，从而把中国文学理论变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他者。

与刘若愚不同，同一时期公开认同中国文学理论是世界文学理论里的一部分，并对其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汉学家费威廉(William Craig Fisk)。20世纪7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界依然不重视中国文学研究。雷马克在80年代初明确告诫比较文学的同仁们：“我们不必响应雷奈·艾金伯勒(Rene Etiemble)提倡的平等重视所有文化这种令人耳目一新但不切实际的呼吁。”②费威廉也分析指出：此时比较文学家中间最常见的观点是他们把自己的领域限定在以韦恩斯坦《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为代表的欧洲文学。他们所说的一般文学理论其实指的是西方或欧洲文学理论，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其他东亚文学理论。③费威廉对这种现状不满，1976年，他完成了题名为“中国中世纪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摹仿、互文、比喻和前突”(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Mimesis，Intertextuality，Figurativeness，and Foregrounding)的论文，并以此取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费威廉在这篇论文里探讨了中国中世纪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主题。他的探讨几乎都是从翻译并阐释刘勰的相关论述开始，他一共翻译了《丽辞》《比兴》《章句》《隐秀》《总术》《声律》等篇里的两千多字。其实，在该论文的导论里，费威廉明确把自己的探讨范围限制在刘宋王朝时期的文学理论至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后者“为比较宋王朝文学批评里的形式主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勰继承了他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勰文学理论不仅对他那个时代，而且对整个后来中国文学理论影响很大。所以，他把它作为评价后来文学批评的试金石，用以检验什么是新的”④。因此，尽管没有以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为题，但是，它们是费威廉该论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费威廉受吉布斯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⑤。这突出表现在，当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批评展开研究时，费威廉第一步也是探寻跨文化研究的可比性。只不过与吉布斯直接沿用艾布拉姆斯一个对话平台的四要素理论相反，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功能”(functions)说。与艾布拉姆斯、吉布斯一样，费威廉认为中世纪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完全缺乏相互作用和影响，人们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它们可以相遇并相撞的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就是文学本身，也即有关文学的理论。他更进一步论述说：“的确，忽略文学自身的性质，外在的欧洲文化语境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①任何有关文学的理论，费威廉认为归根结底无非是“描述文本是怎么被评价的以及它的功能如何，其关键要素就是功能，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弥合矛盾”②。在博士论文里，费威廉基于内在于任何文本的功能，把文学理论再次划分为摹仿理论(theories of mimesis)、互文性理论(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形象理论(theories of figurativeness)和前景化理论(theories of foregrounding)四种，③并以此比较考察了包括刘勰在内的中国中世纪形式主义主题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因此，费威廉的“功能说”看似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或韦勒克、雷马克倡导的“文学性”无关，实则一致，即均聚焦于文学本身，准确地说是“文学作品”这一要素。

美国比较文学家卡勒曾议论说：比较文学“它的理论探索和范围扩大的研究是1970年代、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西方比较文学的典型特征”。④的确，刚刚迈进1990年，美国比较文学史上就出现了两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这就是美国汉学家、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札记》和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二者均涉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迈纳主要把西方文学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偶尔涉及中国文学。这样，他把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视域从西方文学中心扩大到世界文学，实践了跨文化比较研究。⑤然而，迈纳此著作并不是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其体例基本依据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体裁种类安排。苏源熙虽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并从比较文学视域检视了黑格尔、莱布尼兹、利玛窦等有关中国学的研究，但是，他许多问题的研究并未涉及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比较”。而且，迈纳和苏源熙都没有从理论上对东西文化的可比性问题进行明确探讨。其实，此时，美国像迈纳、苏源熙这样跨文化意义上的东西比较研究论著并不多见，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并未引起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广泛重视。21世纪初北美比较文学界才明显呈现出“从欧洲领域向全球扩展”的选择⑥。苏熙源主编的2004年报告才“敦促比较文学放弃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转向全球”⑦。

事实上，90年代美国真正比较文学意义对中西文学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出现在汉学界。1990年，以视域辽阔的比较语言学为例，美国汉学家彼得对囿于欧洲文学的比较文学界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与比较语言学相比，谈到比较文学，人们首先固守民族中心论和少见的超越原因和结果概念的文学影响论，以及类似的主题平行论。如雷马克(Rene Wellek)“在文学历史中”研究古典主义概念。他在题目里就把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唯一的欧洲现象。当时的比较语言学不会容忍这种赤裸裸的本位主义(blatant parochialism)。⑧于是，出于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现状的不满，彼得1990年撰写了题名为“中国和欧洲里的古典主义--亚里士多德(384-322B.C.)的《诗学》与刘勰(465-522A.D.)的《文心雕龙》比较研究”的长篇论文，并以此取得了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

与吉布斯和费威廉的思路一样，彼得没有直接把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两部文本拿来比较，而是在其博士论文导论部分一开头，集中论证并阐释了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而且，与艾布拉姆斯“四要素”一样，他找到了不同文学相互碰撞、对话的另外一种共同因素--语言，准确地说是文学话语。他把文学视作独立于人类历史的、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强调欧洲文学与中国文学作为语言历史的某些本质的共同之处，从而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认同了中国文学。①从文学话语这一共同因素出发，彼得认为“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只是两个拥有保持进步和自觉性、历史超过2500年的文学而已”②。刘勰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相反，这两个“很早就被隔绝的中国和欧洲的批评家们，论述了许多文学的抽象性质--它的身份和结构”③，二者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性。他分析说：“当我们比较刘勰《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时，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奇迹：每个批评家--作为完全不同历史产物的--经常不仅在同样术语内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提供了同样答案。”④至于他们的批评思想，彼得认为二者也基本一致。他举例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刘勰没有孤立体裁，如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或他聚焦于叙事模式--反映了每个传统内部的关注点和进化的真正差异，但这并没有减少平行的关键意义。如果考虑到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真正区分，当我们分析他们对一些重要思想和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内部存在着思想上的基本一致。”⑤

因此，正是基于文学语言或话语所具有的共同性，继戈登简短评论之后，彼得在世界艺术理论研究范围内最先系统比较研究了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在追溯柏拉图、郎吉努斯等世界主要美学理论家思想，以及分析世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同时，首次使用哲学话语、辩证的话语、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等概念，探讨了以二者为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诗学的特质及其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他之后直到21世纪初，以普拉克斯、宇文所安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也主要聚焦于话语层面考察《文心雕龙》。如后者曾明确宣称：对刘勰的论证，我考虑的不是已经完全成形并固定的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对此的加工处理，也即作为表达者的骈文修辞。这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话语机器”，它通过它本身的规则和需要言说。《文心雕龙》是表达者刘勰与骈文之间的对话。⑥

而就比较研究的整体思路而言，彼得与艾布拉姆斯、吉布斯完全一致。他们均在论著的第一部分导论里，首先探寻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共同基础问题，并都基于文学批评或理论对象--文学这一事实立论：四要素也罢，文学话语也好，无非都是就文学之为文学本身而言，只不过二者审视文学的方位不同而已：前者是从文学批评或理论自身性质，后者则是从文学作为一种语言事实。显然，与美国比较文学界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东西文学比较研究代表作迈纳的《比较诗学》、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相比，彼得不仅对中西文学进行了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中，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讨了比较文学中的可比性问题。这对全球化时代人们突破比较文学界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全面开展中西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语

百年来美国汉学界《文心雕龙》研究实践表明：在一个多世纪的生成、嬗变过程中，无论是研究对象、范围、领域，还是思路、方法，美国汉学之于比较文学意义重大。它不仅较早突破了西方传统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欧洲中心主义，把比较文学拓展到跨文化的中西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中，而且，较早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并在视域、平台、基本思路、方法以及基本思想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从而进一步补充、丰富、完善了美国比较文学，使其真正成为打破文化民族主义壁垒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作者简介： 冯斯我，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8ZDA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