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本新华字典（每天读本书新华字典）

前言

你可能会好奇，但凡念过小学的人，谁还不会用《新华字典》了，查字典无非就是去查一个字的音、形、义，有什么必要解读呢？会查，不等于真正懂它、了解它的价值，甚至因为不够了解，你都没有真正发挥出它的强大功用。

既然咱们大家都从小用它，你肯定也能想象，它的发行量很大，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从1953年问世以来，不到70年时间，《新华字典》已经卖出了超过6亿册，不仅是真正的中国国民第一畅销书，而且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关于这个问题，一般人最大的误解是，咱们中国世界人口第一，字典卖成全世界第一名，也顺理成章嘛。

但我要提醒你注意，不是所有的人口大国都有这样一部字典，另一个你熟悉的人口大国，至今还拥有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盲。而中国是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人口素质提升。

这是一个什么成绩？咱们稍微看几个数据体会一下：

辛亥革命前，清朝政府做过一次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量最多也就100多万，加上当时各省的简易识字班和私塾，再加上过去科举制下受过旧式教育的，中国粗通文墨的人，总数也就300多万。当时中国人口数量大概是4亿，也就是说，识字率是1%左右，99%的人都是文盲。

而在2021年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你猜中国的文盲率降到了多少？2.67%！完全是乾坤大挪移啊。同期的人口数量多了10亿，识字率上升到了97.33%。中国识字率的大面积提升，《新华字典》功不可没。

可以说，《新华字典》不仅仅是一部小学生字典，而是把自己深深嵌入了中国国民素质提升的百年工程中，这个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并且没有终点。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新华字典》的价值，它可不只是你看到的13000个汉字的注音、字形和释义，它成为你今天看到的样子，既是解决中国社会具体挑战的结果，又与时俱进，因应社会发展不断迭代。至于冠绝全球的销量，咱们可以云淡风轻地说，那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第一部分

咱们查字典，很多时候是去查一个字的意义和用法。最新版《新华字典》正文的第一个字是“吖”，（口字旁，右边一个“丫头”的“丫”）。有一种有机化合物，叫做吖嗪。《新华字典》对它的解释是：“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呈环状结构，含有一个或几个氮原子。”

这个解释，我拿我的小外甥女由之测试过，小朋友说，“指的是某种物质，形状是圆的。”当然了，这个字因为涉及化学专业知识，算《新华字典》的释义里难度大的。说明一下，由之是个七岁半的小朋友，即将升二年级。但我绝不是想说这个小朋友聪明，我是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释义的汉语工具书。

白话文释义，这件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急迫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文盲太多了。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48年，那时候，金克木先生刚刚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当教授。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么写：

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词典》等等，城外传来的炮火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

那是1948年4月，北平围城之际，五位北大的教书先生，凑在一起，讨论的不是个人去留，而是编纂一本新字典，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那些先生们谦逊地说，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而且，他们可不光是坐而论道，从那时候起，五位先生就开始定期聚会，讨论字典编纂的原则和方法。

所以，在那个时刻，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积贫积弱，战乱多年的中国，怎样才能有前途，这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肯定是解决方案之一。那它跟字典用白话文释义有什么关系？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字典编纂传统，但古代的字典，并没有起到教育普及的作用。

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两部字典，一部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另一部是清代的《康熙字典》。这两部字典，虽然前后相距1600年，但从字典形态来讲，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用文言文解释字义。

只要是活的语言，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会变。但问题在于，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经典文献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文言文，成了不可更改的万世楷模。所以，中国的科举制从隋朝确立，到清末废除，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读书人读书写文章，用的都是跟口语渐渐脱节的文言文。

到康熙年间，虽说官话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了，但奉旨编撰的《康熙字典》仍然是用文言文解释意思。这意味着用字典的门槛非常高。

就拿一个特别简单的字“大”字来举例，《康熙字典》解释说“小之对也”。其实老百姓根本不这么说话。

再比如咱们很熟悉的家禽——鸡，《康熙字典》罗列了古代各种字典的解释，又是“知时畜也（知道时间的动物）”，又是“司晨鸟（掌管早晨的鸟，指雄鸡报晓）”，甚至还有“鸡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鸡僆，绝有力奋（四川的鸡很大，还没成年的鸡，非常有力气）”。解释“鸡”举的例句是从史书《春秋》里摘来的：“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聚积了阳气，属于南方，火属阳，所以太阳出来鸡会叫，是同类感应）”这些别说你不懂，就算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人，看文字也不见得都懂。还真应了那句：你不说我挺明白的，你越说我越糊涂。

字典明明是应该帮助人理解字义的，《康熙字典》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由当时字典的功用决定的。你可能不知道，字典在古代中国，不是普通的语文工具书，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图书分类，是归在经学类目下的，也就是说，它是专门用来注释儒家经典的。

所以，在清朝末年，不管是《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本来就不是给大众用的，只是为懂文言文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服务。他们的比例，按照前面的估算，不超过人群的1%。这样的字典，反而成了一种文化壁垒，就像17、18世纪俄国贵族们学的拉丁文一样。

跟口语脱节的文言文，被认为拖了中国人启蒙的后腿，更拖了国家富强的后腿。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起因。白话文运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提倡口头怎么说，下笔就怎么写。

当时，鲁迅、巴金、茅盾写下了最早的一批白话小说、散文。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光有文学创作还不够，白话文运动真正实现目标，是白话文在严肃场合取得合法的、正统的地位。什么是严肃场合？就是公文、新闻、学术著作都拿白话文写，当然，字典也应该拿白话文释义。也只有用白话文释义，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字典的门槛，让刚上学的儿童，或者文化水平低的人，那些占99%的大多数，能看得懂字典的解释。

在金克木他们最初的构想里，要编的新字典，就必须用白话文释义，而且举例也要用活的语言，而不是古书里来的。这么一来，字典才能从高不可攀的文化壁垒，变成每个人都用着趁手的扫盲拐杖。

到了1949年，硝烟散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那时候，识字率比清末提高了一些，但全国80%的人仍然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是非常迫切的社会需求。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是当时出版总署副署长，他曾经在日记里写到：“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急切到什么程度呢？叶先生的日记里写，东北军那边说了，如果有合适好用的小字典，他们马上需要20万册。

这个订货量，今天的任何一本畅销书作者，也都会很眼馋吧？

1953年，新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终于面世。它不光是白话文释义、编写例句，而且，考虑到当时的使用者文化水平确实很低，字典里还配了大量插图。字典还有附录，涉及生产生活一些重要常识。但是体量并不大，收了6000多汉字，比半块砖略大，携带方便，售价旧版人民币15000元，相当于当时两斤猪肉的价钱。

新字典对字义的解释，到底接地气到什么程度？前面说过《康熙字典》解释“母鸡”的“鸡”字，那叫一个晦涩难懂。你再翻翻《新华字典》，那个释义，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家禽，公鸡能报晓，母鸡能生蛋。”12个字，不管是60年前需要扫盲的老农，还是今天6岁的小学生，一下子就能懂。你可能觉得疑惑，这么说好像不太科学吧？但别忘了，一本用于扫盲识字的小字典，有它特定的读者和功用，比起追求所谓科学，说大白话让人懂更重要。这真是最好的知识服务。

所以，你就能理解，这本字典一下子就卖爆了，三个月内四次印刷，虽然版权页上标注的印量是50万册，但根据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实际半年内销量差不多是500万册。

一部小型工具书，因为本本分分地解决社会真实的、急迫的需求，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第二部分

说完了《新华字典》第一页第一个字的释义，现在，我们把字典往前翻翻。诶，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正文第一页之前，《新华字典》竟然还有100多页，要知道，正文总共才664页，前面的部分差不多是五分之一了。那100多页是什么呢？

你也许有印象，主要是检字表，对，它既包括“汉语拼音音节索引”，也包括“部首检字表”。如果你手边有本同样体量的英文小词典，我敢打赌，正文前面不会超过10页。

为什么中文字典跟英文词典有这么大差别？因为汉语的检索特别难，简直是个千古难题。比拼音文字难度高好几个数量级。

拼音文字，就比如说英语，26个字母能拼出所有的词，检索非常简单，词典是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第一个字母相同的，就看第二个字母的顺序，以此类推，一个词很容易在词典里定位。只要会背字母表，查生词根本不需要学。

但你肯定还记得自己的小学，查《新华字典》是要专门学的。我请教过一位现在的小学语文老师，一样要专门学，虽然课堂上教是几节课，但整个小学阶段，只要学生字，都必须写出这个字的音节、部首和笔画，所以，查字典的技能是需要用整个小学阶段来巩固的，是必考内容。

这是咱们中国教育有意为难小学生吗？当然不是。

这是由汉字的特点决定的，汉字是全世界唯一仍然被广泛使用的语素文字。英文是拼音文字，文字的最小单位是字母，字母只表音不表意，26个字母解决一切拼写问题。而中文不一样，我们的文字最小单位通常是一个字，字既表音，也表形、表意，这就造成了中文的最小单位比英文大了好几个数量级。从古到今，汉字的总数量，大约在10万左右，就算是覆盖日常使用99.48%的常用汉字，也要3500个。而最新版《新华字典》的收字数量是13000多。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多字收进字典，马上就涉及如何查找定位的问题，“查字典”的“查”字就是这么来的，语言学专业术语叫检索。用算法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经典的搜索问题。解决搜索问题的算法，包括顺序查找、排序算法和分类算法。这么多的字，肯定不能用顺序查找，也就是为查一个字，把几百页的字典挨个翻一遍。这就得考虑先用某种方法排序。

《新华字典》是怎么给字排序的呢？请记住这句话：《新华字典》是中国第一部按照汉语拼音排序的语文工具书。

既然是第一部，那它之前的中文字典是怎么排序的呢？

最主流的是部首排序，这就又得说到《说文解字》了，这部诞生于东汉的字典，第一次根据汉字的形体特点，用部首来排序。它的作者许慎总结了540个部首，把9000多字排了进去，但凡同一个部首的字，都列在一起，偏重探讨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

许慎首创了汉字搜索的分类算法，先把字按照部首分类，比挨个数大大提高了搜索效率。但《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本身的排序，并没有什么规则，所以，一个字光是找到它在目录里的位置，也很花时间。《康熙字典》就进步多了，部首是按照笔画多少排序的，等于说综合运用了分类算法、排序算法和顺序查找。《新华字典》也沿用了《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法，正文前面那100多页，主要就是部首检字表，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把部首归纳简化为201个了。但你以为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来，咱们回忆一下怎么用部首查字典：得分四步走，先判断一个字的部首，是木字旁，还是三点水，是提手旁，还是竖心旁；第二步，按照部首的笔画数从部首目录找到它在检字表里的页码；第三步，数一数这个字除去部首剩下的笔画；最后一步，按照笔画数多少，在检字表这个部首下找到这个字，查出它的正文对应页码。你看，一个字，不但要判断部首，还得数两回数，在字典里三级跳，才能最终查到。你小时候会不会找到部首的页码却忘记了笔画数？反正我会。

不光是查起来很繁琐，而且有些字，比如“恐龙”的“龙”，“后面”的“后”，“大象”的“象”，“武术”的“武”，判断部首挺费劲。再或者有些字，部首你是找出来了，但剩下的笔画数得不对，一样找不到。花几分钟查一个字，并不夸张。

按照部首分类查这么费劲，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也像英文一样，按照读音来排序呢？

现在咱们用的《新华字典》，就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一个字，只要你会用标准普通话读，很容易就根据字母顺序确定它的位置。

借助读音查字典，对于21世纪的你来说，可能“丝般顺滑”，但你可能想不到，走到这一步，我们中国人有多难，甚至比部首检字法更难。

首先，中国古代没有拼音，给字注音长久以来都是借助别的汉字，直到19世纪末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引入，才加快了汉语注音问题的解决。1908年出现了注音字母。（注意，不是汉语拼音，它们不是你熟悉的拉丁字母，而是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改造的）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就是用这种方法注音，也是按照注音字母来排序的。就算是今天的《新华字典》里，每个字的汉语拼音旁边，也保留了注音字母。而我们今天人人都会的汉语拼音，则是又过了半个世纪，1958年才正式定型公布的。

《新华字典》的反应有多快？1959年5月出的字典，就迅速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重新排了版。

但是，先别急着赞叹，字典改排顺序，虽然流程很繁琐，毕竟只是个机械工作，要真正能让更多人用上拼音检字法，还意味着一个超大型工程——推广普通话，也就是咱们的民族共同语。要知道中国有七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区，语音、词汇、语法都有差别，尤其是很多南方地区，一个县之内就有四五种互相无法交流的方言。这可不是国家发一版汉语拼音方案，老百姓就立刻能说普通话的。中国是又花了60多年的时间，才把普通话的普及率提高到了80%。

当然，国家推广普通话，可不只是为了方便大家查字典的。

农业社会，人的活动交往范围小，会说本地话就足够了，只有出去做官的人，才需要说官话。但到现代社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人际交往的扩大，说着不同方言、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越来越多。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研究了133个国家的数据，他的结论是，语言的相对统一跟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关系。

同时，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民族通用语的作用，也不只是方便交际，还会指向身份认同。

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且不说当老师、考公务员普通话得过关，甚至我看过报道，调研北京农民工的情况，发现普通话熟练的人，比那些不熟练的，月收入能高出2-4成。所以，推广普通话，既是社会发展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个人发展的需要。这么一个国家系统工程，需要从教育、出版、传媒多个方向发力。

那《新华字典》又是怎么把自己嵌入这个系统工程里的呢？它不光是迅速把字典改成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方便人根据读音快速给字定位，而且，立刻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提供了正音的标准。尤其重要的是，在广播电视这些有声传媒不发达的年代，跟着《新华字典》的拼音学普通话，大概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个账不能不算。

采用汉语拼音注音排序，《新华字典》解决的不仅仅是自身检索难的问题，更是为普通话的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人对《新华字典》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第三部分

解决了释义和检索问题，《新华字典》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开头我提过，《新华字典》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最畅销的书”，你可能有点怀疑，不是有说是《圣经》的吗？其实《新华字典》这个“最畅销的书”还有个限定，准确地说是“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你可别看不起这个“定期修订”，《圣经》是宗教经典，当然只会一锤定音；而《新华字典》的价值恰恰在于六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修订。虽然你看到今天最新版的《新华字典》标着第12版，但这本字典真正的修订次数，其实是超过12次的。

《新华字典》的定期修订，不能理解成苹果手机推新款，推着你再消费一次。它仍然是在应对挑战，解决真实问题。

就拿最早的一个修订版来说，1953年12月才出了第一版，转眼到1954年8月就出了修订版，而且是一边疯狂加印着第一版，一边上马了第二版。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出大事了”、“被退货了”——就因为1953年版是用注音字母排序检索的，书发到南方，比如苏州的新华书店，有读者要求退书，因为不会查。不光苏州，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这个问题，用北京音做的注音，说方言的老百姓用不了啊。那怎么办？不能怪读者水平低，赶紧修订呗。紧锣密鼓出了一版新的，这回按照大家熟悉的部首排列，而且顺便增加了600多个单字。结果这一版面世，不到一年，就迅速印了7次，因为数量太大，印刷用的纸型都使坏了。

此后，《新华字典》的修订也从没消停过：国家颁布汉语拼音方案了，那就改成汉语拼音标音和排序。教育部开始在学校推行简化字了，那就出简体字版本。经济迅速发展，字的新用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那就仔细斟酌收录进来。甚至，人们的环保观念发生了变化，解释野生动物的时候，就不再使用“肉能吃”“皮毛可用”。等到互联网技术兴起了，那就在内页附上二维码，可以听标准发音，可以看笔画笔顺，《新华字典》还开发了自己的独立App。

每一次改变，都回应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也留下了时代痕迹。所以，纯粹从使用角度来说，《新华字典》绝对是越新越好。而且，修订者们还锱铢必较地控制着字典的体量，虽然收的字增加了，但他们说，一本普及功能的小字典，不能太厚，更不能太贵。今天最新版的《新华字典》，普通版本还是一斤猪肉的价钱。

对了，分享一个我跟《新华字典》玩的小游戏。有时候我会随便想一个字，想想如果让我来解释，我会怎么说，然后去查《新华字典》，看看它怎么说。比如，三个很简单的手部动作捏、拿、端，应该怎么解释呢？《新华字典》是这么说的——

捏：用拇指和其他手指夹住。

拿：用手取，握在手里。

端：用手很平正地拿着。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反正每次用这种方式查字，我都有一种被它简洁、精准碾压的感觉。而且，《新华字典》在前后总共十几版的修订过程中，例句、字音、注释不断斟酌打磨，真的是越来越趋于完善。精准到多一个字嫌多，少一个字不够。

你可以试试看，自己解释“潮湿”的“湿”、“红色”的“红”，“打扫”的“打”，然后去查查看，《新华字典》怎么说。用这种方式打磨自己的表达，能变得精准、浅白、简练，亲测有效。

结语

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畅销字典，《新华字典》卖出6亿册，不是什么营销传奇，而是白话文释义解决教育普及问题，用检字法的变革解决搜索问题，用定期修订回应种种社会需求的变化，它是通过解决中国社会真实而迫切的需求，伴随着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全民脱盲，把自己做成了全球第一。今天，《新华字典》已经由国家免费提供给小学生了，算咱们的文化基础设施。

最后，我想跟你说说这本字典背后的人。听我说《新华字典》累计卖了6亿册，有个朋友问我，那是好大一笔版税啊，它的作者是谁？是啊，《新华字典》作者是谁？用了这么多年，你知道吗？

第12版《新华字典》，封面有一行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修”，同时，扉页有一段话：

谨向为《新华字典》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著名语言学文字家魏建功先生以及参加编写和修订的前辈学者致敬！

是的，直到2020年，《新华字典》才第一次把两位大师，和更多没有名字的学者，用这样朴素的方式，介绍给它的使用者。这两位，我们在前面的解读中都提到过，金克木先生的回忆里，他们在魏家大厅讨论编一本新字典，那就是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家。后来就是由他主持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编写工作。为此，他辞去了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但是，他编这本字典，并没有署名，更没有版税，只有工资，而工资还是北大和当时的新华辞书社一家一半负担的。

至于叶圣陶先生，他的身份可不只是出版署官员，更是从头到尾审读了两遍第一版。为这本小字典工作过的大语言学家还包括王力、吕叔湘、丁声树先生等等，这真的是一本大专家编的小字典。

当然，还有上百位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学者、编辑，几十年来代代接力，字斟句酌地打磨这本小字典。

我还从《新华字典》研究资料上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特别朴素的编辑老师，因为要解释“焗油”这个词，从来不去美发店的她，前后去焗了两次，第一次做完，回来写了释义，然后再去焗一次，核验自己的总结是不是精准。

编修字典，是一项漫长而琐碎的工作。语言的海洋无边无际，字典则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叶扁舟，渡人从蒙昧去往满目清明。这些薪火相传编修字典的人，就是造船编舟的人。尽管无名，也应该被我们一代代使用字典的人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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