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最后一句话仍心系他人（周总理最后一句话仍心系他人）

2000年4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江苏考察期间，来到周恩来同志的纪念馆参观，期间，朱镕基总理认真的听着讲解员的讲解。

并和陪同人员一起，围着周恩来同志的纪念馆转了好几圈，讲解员低沉的嗓音将一行人带回了周恩来同志的最后岁月。

1976年1月7日早上，周总理的精神突然变得很好，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总是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月7日中午，周总理突然陷入了昏迷，医疗组成员守护在周总理的病房前，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焦急。

深夜11点，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他看了看守护在他身边的吴阶平，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吴阶平闻言再也忍受不住，当场痛哭起来。

而朱镕基总理在二十四年后，听到讲解员说出周总理的最后遗言时，也微红了双眼，泪流满面，小声啜泣起来。

那么，周总理的最后一段时光是怎样度过的？总理留下的遗言又是什么呢？

心中始终装着群众

“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周总理的一生都在为人民，为国家操劳，不论到什么时候，岁月如何变迁，周总理心中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群众解决困难。

1958年7月1日，正值盛夏，闷热难耐，周总理冒着高温，来到了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周总理想去看看当地工人和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

他想亲自去听一听青年们的理想，想亲自去和老人们说一说话，周总理表示：“要把民生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看到当地学员在劳动大学里辛苦地工作，周总理就亲自动手把菠萝切好，并在切好的小块上插上一根根牙签，等着学员们来品尝。

在参观葵场时，周总理看到烙画匠人们正在辛苦地画烙画，周总理还亲自拿起扇子给他们扇风，并为他们端上了刚泡好的茶水，让他们解渴纳凉。

周总理常说，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不论到什么时候，周总理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1958年7月，周总理正在新安县人民会堂作报告，当地群众都想一睹中周总理的风采，有的人趴在窗口，有的人挤在门口，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总理看，会堂外乌泱泱地站满了人。

干部们怕影响周总理工作，就把窗户和门关上了，周总理看到后连忙阻止：“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

干部听从周总理的指示，将门和窗户都打开了，群众们高兴得走了进来，有的站在墙边，有的干脆坐在了地上，都安安静静地听周总理讲话，在人民心中，周总理就是他们的信仰。

1959年1月，周总理到广东看望在化县温泉休养的邓颖超，化县温泉是全国闻名的的干部疗养地，当地修建了很多干部疗养院。

周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去找当地的负责人询问道：“普通群众能不能泡上温泉？群众们都在哪里洗澡？”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周总理很生气，当即表示：“修干部疗养院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有困难？”

他给当地的干部疗养院制定了一个规则：凡是到干部疗养院休养的同志，都必须交上100元当做给群众筹建公共浴池的费用。

说完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女士还分别交上了100元的筹建费，以身作则。

后来，广东省政府得知了此事，专门拨款给当地群众修建了公寓浴室和儿童浴室，解决了群众泡温泉的难题。

周总理知道温泉修好后，连连说好，满意地笑了，人民的好总理，一生为群众操劳。

1959年5月19日，周总理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他非常关心施工民工的生活情况，不仅细心地询问了民工的劳动时长、文娱生活、甚至连细枝末节的用餐补助一事都放在了心上。

周总理表示：“民工们要抽烟、要补衣服、买鞋子，有时还想还想去外面改善改善伙食，夏天时还要买个冰棍消暑，四毛钱补助太少了。”

在周总理的示意下，工地负责人除了补助工人们每天四毛的伙食费之外，还另外发了三毛的零用钱。

工人们知道是周总理的安排后，干活劲头更高了，一个个都埋头苦干，愣是把工期往前赶了十几天。

周总理就是如此，在大事上心系国家，为国家排忧解难；在民众的小事上也从不含糊，用一片真心为群众办实事。

高正普表示：“下雨时，总理会让司机开得慢点，避免溅到群众。”

周总理的工作一直围绕“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这个思想观念展开，这位总理坚持了一辈子，是中国人民永远的好总理。

最后的日子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感到身体有些不适，走路说话都有些吃力，中央保健组的成员张佐良闻言急忙给的周总理做了尿常规检查，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1972年5月18日，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就算是放到今天，癌症也是世界上最难治愈的疾病之一，更别说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了。

况且周总理患上的还是恶性癌症，会让患者的身体疼痛难忍。于是张佐良就劝周总理立即住院接受治疗，但是周总理始终不愿放下手里的工作。

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群众太依赖他了，周总理放不下国家，也放下中国人民。

1973年1月13日，癌症迅速扩散，周总理开始出现尿血现象，甚至有一次，一天的尿血量竟然达到200毫升，周总理的身体在癌症的影响下迅速消瘦下去。

1973年3月26，周总理做了直肠癌手术，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可是这时周总理突然接到了突尼斯总理努依拉要来中国访问的请求。

努依拉非常敬佩周总理，主动提出见周总理的请求，可这时的周总理刚做了手术，正躺在病床上休息，身体十分虚弱。

但是周总理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努依拉再三提出请求，表明一定要见到周总理，如果周总理身体不便，他们可以站在窗户外隔着玻璃见一面。

在努依拉的再三要求下，周总理于4月3日，躺在病床上会见了努依拉一行人，这还不是个例，周总理实在是太忙了，还有许多外交事务都要等他来处理。

1954年4月，朝鲜主席金日成来中国访问，金日成提出要到医院看望周总理的请求。但此时周总理却有些犯难。

因为癌症，他的双脚已经浮肿得不成样子了，根本就穿不进皮鞋。但是周总理认为自己代表的就是国家颜面，所以非常注重仪表。

平日里总是要把衣服熨平，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再穿上锃亮的皮鞋后才会去接见外宾，可是这次连皮鞋都穿不上了，周总理很着急。

于是负责照顾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和众人一商量，决定找老鞋匠韩师傅定制一双特大号的黑色圆口布鞋。

高振普将提前量好的尺寸交给了韩师傅，怕韩师傅伤心，高振普并没有向他透露周总理患病的消息，只是再三强调鞋要做得大一点。

韩师傅可能猜到了周总理患病的消息，做鞋时眼泪一直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为了不耽误周总理的工作，韩师傅还找了另外一个鞋匠，两人熬了一个通宵才把鞋子做好了。

周总理穿上刚好合适，高兴得表示：“不错嘛，布鞋养脚啊。”

当天下午，周总理在邓小平同志的陪伴下，在医院临时设立了一个场地，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整个谈话过程，周总理始终坐得很端正。

虽然身体被疾病折磨得很虚弱，但是周总理的眼里却仿佛散发出了一种光芒，一种远超常人的能量。

1975年12月，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进入了持续昏迷状态，医护人员彻夜守候在总理的病房外，做好了和死神斗争的准备。

1975年12月20日凌晨，总理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的精神状态稍微好了一些。和陪伴人员稍稍交谈之后，便让秘书打电话，让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尽快来医院谈话。

可是等罗青长同志赶来后，周总理却又昏迷了过去，罗青长等了许久，周总理才微微转醒，此时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了，他每讲一句话就要休息好长时间。

警卫员高振普将耳朵紧贴在周总理的唇边，总理说一句，高振普就转述一句，罗青长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周总理的床边，将总理说过的话都一一记了下来。

周总理一直很关心台湾问题，在最后的那段时光里，周总理在谈话时有好几次都提到了台湾问题，这一直是总理的一块心病。

那么，周总理的最后遗言是什么？总理的身后事又是怎样安排的？

十里长街送总理

1976年1月7日11点，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了，他想睁大双眼，再看一次身边陪护的人员，但是病魔将他折磨得，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了。

周总理努力睁大双眼，认出了身边守护在身边的吴阶平，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说完这句话后，总理又陷入了昏迷之中，陪护人员高振普在乔金旺的要求下，准备出去休息一会，可就在这时，总理的血压突然急剧下降，心电图也成为了一条平线。

应急电铃响彻了整个楼层，值班的医务人员急匆匆地赶到周总理的病房里，内科医生陈再嘉看着总理心电图急得哭了起来。

可无论医护人员再怎么努力，周总理还是永远的离开了深爱着他的人民，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先念同志接到消息后，急忙赶到了医院，看着病床上形容枯槁的周总理，个性强硬的李先念再也忍不住泪水，当场痛哭起来。

见状，房间里其他的医护人员和陪护人员也小声地啜泣了起来，人民最敬爱的周总理走了，临走前还带着一身伤病，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这怎能不让人落泪。

不久，中央领导们也来到了周总理的病房，邓小平同志带着众人向周总理做了最后告别。

对于人民来说，他们自然希望能够给周总理办一个体面盛大的葬礼，这是人民的心意。但是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女士来说，风光大葬是完全不必要的。

邓颖超女士亲自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远在外地的亲属们不许来京参加葬礼。

邓颖超女士认为，与其花不菲的路费来京吊唁，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这样才算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

周总理去世，对邓颖超女士来说，是不小的打击，从总理去世的那天起，邓颖超女士就坚持每天给周总理献上一个花圈，这是邓颖超女士的心意，也是最适合吊唁周总理的方式。

周总理去世后，中南海西花厅就进入了悲伤和忙碌的状态，他们需要准备周总理的葬礼，邓颖超女士表示：不许购买新衣服，下葬就用周总理平时最常穿的衣服。

可是工作人员翻了个遍却发现，周总理衣服上几乎每件都有补丁，包括袜子和内衣上都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

在选择骨灰盒时，负责人拿出了两种骨灰盒，一种是价钱贵装饰性多的，一种是很朴素，价钱便宜的，但是便宜的那两个骨灰盒也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陷。

一个掉了漆，一个盒盖有问题，高振普尊重周总理的一贯作风，最终选择了那个没掉漆但是盒盖有些许问题的骨灰盒。

1976年1月11日下午4点30分，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从北京医院缓缓开出，长安街沿线挤满了痛哭流涕的群众，他们用目光送了周总理最后一程。

十里长街，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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