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

賨人、巴人、虎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賨人是不是巴人,賨人与白虎巴人又是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研究巴文化的学者,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有给出一个定案,令人迷雾重重。

最近,笔者突对巴文化研究有点兴趣,特连续数日对巴文化这块领域的知识进行恶补,但却感觉像是置身于迷魂阵中,历史文献相互打架,莫衷一是。为此,笔者试着以自己的理解,形成拙文一篇,与读者共勉。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1)

渠县汉阙,是2000多年前賨人留下的建筑。

賨人是巴人的延续,虎巴是巴人的衍变

在一些古文献以及今天的不少学者观点中,认为2000多年前生活在渠江两岸的賨民是白虎巴人的后裔,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这首先得从巴人的“巴”字说起。

巴,实则是一个象形字,意思为蛇。故《说书·巴部》解释说:“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蛇),象形。”而我国最早的地理志、诞生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也有“巴蛇食象”的记载。

蛇,是巴的本义,由蛇之形,又产生了巴的引申义。如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在《三巴记》中这样写道:“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这里巴,则指江水如同蛇的身体一般折回多曲。

随着“巴”字含义的进一步引申,今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核心的大片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多是山环水绕,故很早就有了“巴地”之称。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意思是说,到了大禹治水时期,开始有了“巴”“蜀”之地名,两地同属于华夏九州之一的梁州。

生活在巴地的人称之为“巴人”,因为巴地的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巴人与外界几不往来,便常常成为朝廷弱管区,生产生活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与同时期中原汉人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差甚远,故在古文献中,巴人也常被称为“蛮”,如《华阳国志》对巴人是这样介绍的:“(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

巴地建国,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史称“巴方”,这一记载最早出现于甲骨文的殷卜辞中,且在殷卜辞中反复出现,如:“妇好其从沚囗伐巴方,王自东囗伐囗阱于妇好立。”这句古文的意思是,妇好率沚囗讨伐巴国,殷王武丁则亲率大军从东面进攻巴方的驻军,把巴方的溃军灭于妇好与沚囗所设的埋伏中。从殷卜辞的记载可以看出,尽管巴方最终被殷商所灭,但巴人英勇善战,曾一度让殷商大军吃了不少苦头,逼得殷王武丁不得不采取两面夹击战术:一面由其妻子妇好率大将沚囗正面出兵,一面则由武丁亲率大军从巴军后方深入,才最终赢得了对巴方的胜利。

从最初本义为蛇的巴,到巴山、巴水、巴人、巴方、巴国,生活在巴地的人便自古崇蛇,对蛇有着敬畏之心,把蛇视为神灵或先祖的化身。这一点,在2000多年前的賨人身上仍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其典型人物代表便是东汉末年的车骑大将军冯绲。

成语典故“蛇盘绶笥”说的就是冯绲,该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传下‧许曼》: “桓帝时, 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卦成,曼曰: ‘三岁之后,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

其大体意思是,冯绲初任陇西太守时,打开装官印和绶带的箱子,发现里面有两条赤蛇各呈南北走向。冯绲颇为吃惊,叫许曼给他占卦。许曼占卦后说:“三年之后,先生将作东北方向的边塞之官,官名中有个‘东’字;又过五年,又将晋升为大将军,向南出征。”果不其然,冯绲之后的经历全如占卦所言:三年后任辽东太守,又五年后任车骑大将军。后来,“蛇盘绶笥”便用来比喻即将带兵远征。

这里要强调的是,装官印和绶带的箱子里怎么会有两条赤蛇呢?这真是奇也,怪也。然而,冯绲一生似乎也未与二赤蛇脱离干系。接下来的故事,几近神话,但它却偏偏与历史有着高度的暗合。

冯绲多次出征平叛,总有两位女子神秘地伴其左右,以至于冯绲荆州平叛还京后,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意,向皇上告发冯绲的罪状,说他将两名女婢戎服自随(详见《后汉书·冯绲传》)。

冯绲去世后,朝廷为纪念冯绲卓越功绩,特在他的家乡设賨城县,然此时已是东汉末年,随着三国时代的来临,以及成汉时期大量僚人的涌入,賨城县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东汉賨城县在哪里呢?《太平寰宇记》记载,在渠江县(今广安区)北十二里。再结合《水经注》《广安州志》《南充建置沿革》等资料,今协兴园区万春桥附近最有可能是东汉賨城县遗址和冯绲冢所在地。

无独有偶,万春桥下为高滩,滩上有戏仙台古迹,北宋宰相张商英曾过此留诗,名为《咏戏仙台》,诗里描述,戏仙台上,常在夜幕之后,有两仙女在台上翩翩起舞。而据清代《广安州志》记载,清同治年间,因修万春桥而在滩侧凿石,竟从整石里凿出两条赤蛇和一把石剑,二赤蛇被村民放生,向下游流去。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2)

广安万春桥。

二仙女、二赤蛇、石剑,与冯绲及两女婢,这难道不是神一般的巧合么?在这背后,不也说明,賨人对蛇有着神一般亘古不变的情怀么?也就是说,巴人从远古时期的敬蛇为神开始,到东汉末年的渝水賨人,这种敬蛇为神的传统,始终未变。这里为何要单独提渝水賨人呢?因为,賨人最早生活在渝水两岸,汉代以后,因賨钱在巴地的推广使用,使賨人的概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后文将详细表述。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3)

广安万春桥下石台,即为戏仙台。

更为具体地讲,渝水賨人是巴人的延续,是真正的土著巴人。故一些学者为区别于虎巴,对渝水賨人便又冠以“蛇巴”之称。实则,蛇巴就是对蛇的敬仰始终未变的巴人。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4)

渠县汉阙龙虎图腾。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5)

万春桥旁边的黄桷树树枝,成天然龙蛇之状。

虎巴则不同,它是巴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衍变。

虎巴,又称白虎巴人,其始祖为廪君,廪君所生活之地,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对此,《后汉书》这样记载:“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从此,廪君及其管辖区巴人的后裔,便以白虎为图腾,名为“白虎巴人”。

从秦汉时期的《世本》及《后汉书》对廪君的记载来看,廪君仅是白虎巴人之始祖,而非巴人之始祖。

《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络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由此可知,廪君务相实乃巴氏之子,即巴姓族人的首领,成为廪君之后,才成为巴郡南郡蛮的共同首领。更为具体地说,廪君姓巴,其作为姓氏的“巴”与地域之“巴”有着天壤之别。其成为廪君之后,也仅是夷城之君,而非巴国之君。

夷城之“夷”,即居住在巴国境内的夷人,是巴国八蛮之一。《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夷城,相对于巴国来说,仅是巴国东部地区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实际上就是早期巴人的衍变,它与蛇巴并非兄弟关系,而是子与母的关系,即:虎巴是蛇巴的分化。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与楚国多次发生战争,因最终不敌楚国,生活在巴国东部的巴人被迫沿长江西迁,把虎巴文化也带到了长江上游地区,故才让今人弄不清虎巴是巴人之源,还是巴人的分化。

虎巴是谁(賨人巴人虎巴)(6)

渠县汉阙上的图腾。

其实,早在巴楚战争之前的西周开始,巴人因协助武王伐纣取得巨大功劳,而被封为姬姓子国,即为巴子国,建都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从这里也可以说明,重庆很早就是巴地的中心,虎巴文化的影响进入重庆,则是从春秋战国才开始的——虎巴只能是巴人的衍变,而非巴人之源。

白虎复夷原是虎巴后裔,八蛮融合后成新賨人别称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华阳国志·巴志》又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今所谓《巴渝舞》也。”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古代的少数民族,其实也一直在不断融合。如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是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他们并非賨人,而是居住在朐忍(今重庆云阳)的巴国八蛮(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中的夷人。到了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继续重用夷人,专以射杀白虎为事。但此时,巴地已统一了货币,名为賨钱,于是,原八蛮之分已逐渐弱化,巴人遂皆称为賨民。但最早的賨人,主要生活在渝水两岸,勇猛善战,上战场时常持板楯,前歌后舞,举止怪异,令敌胆寒,号为“神兵”。故统一货币后的巴人虽然已统称为賨人,但由于历史上有射虎为事和持板楯上战场的两大明显特征,故又有“白虎复夷”和“板楯蛮”两个别称。

其实,这两个别称分别强调的是早期的两个民族:“白虎复夷”是指以射白虎为事、免除赋税的夷人,“板楯蛮”则指生活在渝水两岸的早期賨人。巴地八蛮融合成新的賨人后,其先族的光辉历史依然被铭记着,故才有“白虎复夷”与“板楯蛮”两个别号并用于新融合的賨人身上。

这里要强调的是,早期崇尚白虎的白虎巴人属夷人,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朐忍人也是夷人,他们的生活区域均属巴地的东部。而在射杀白虎之时,巴国已被秦国所灭,成为秦国的巴郡,此时,黔中郡、蜀郡、巴郡和汉中郡均受白虎之患,秦昭襄王这才开出“邑万家,金帛称之”这样无比优厚的条件,向全国招募“能煞(通“杀”)虎者”,但凡有敢杀虎的国民,哪有不积极响应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白虎的信仰,与国王的重赏相比,又有多少份量呢?作为信仰白虎的夷民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哪还顾得上信仰?又有谁能经得住国王重赏的诱惑呢?

因此,巴蛮之夷人崇尚白虎与射杀白虎,在当时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不矛盾的。

同时,笔者要说明的是,“白虎复夷”涉及的事件是夷人,但这个称号流行起来时,它已用在八蛮融合后的新的賨人身上了,而“板楯蛮”的称号也同是如此。总之,从汉朝开始,“白虎复夷”、“板楯蛮”都是对新的賨人的称呼,而且仅是别称,时官方的规范称呼仍是“賨民”。但此时“賨民”概念,与“巴人”的概念,已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

尽管巴国的多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融合,但原有民族的后裔依然不愿忘记其先祖,常常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对自己原有民族身份的纪念。故东汉末年,自原賨民后裔、车骑大将军冯绲之后,便有了短暂的賨城县。几百年后的隋朝,賨城县县名再度出现。由于賨城县是今广安区历史上的一个县,故今天的广安,仍有“賨州”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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