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都爱簪花(趣读古代男子也戴花)
花象征着喜庆与荣耀,我国古代汉族男子与女子均可簪花。杜牧有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又咸通年间唐懿宗大宴新科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可知男子簪花在唐代已是一种社会风尚,不会引起非议。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更为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宋真宗曾两次在宴会中“御亲赐带花”,一次是在封禅泰山前亲赐枢密使陈尧叟,一次是亲赐参知政事寇准,“众皆荣之”。
宋真宗以后,御宴簪花开始盛行起来。仁宗时期,司马光因“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司马光拒绝簪花被视为违君之举,由此亦可说明御宴簪花的重要性。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姜夔《郊祀后景灵宫恭谢纪事》一诗描述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的饮福宴,“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场面蔚为壮观。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诗描述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月元日盛宴,“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内侍官)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礼仪分为赐花、簪花、谢花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酒五行,正安之乐作。……赐花有差。少顷,戴花讫,……谢花再拜,分东西升阶就座。”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前文提到的陈尧叟、寇准就曾获得这一殊荣。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宴会结束后,预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南宋以后,簪花逐渐淡出宫廷,至明清时期男子已不再簪花,“俗惟妇女簪花”,大致已与今日无异。清末民初画家李墅所绘《四相簪花图》扇,讲述的就是北宋时期的典故,说的是一种名叫金缠腰的花的花瓣,被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以及他自己头上,后来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北宋科学家沈括将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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