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还有希望唤醒吗（是什么导致了美国梦的破碎）

孩子是压死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们苦苦挣扎，为的是下一代美好的未来。

为了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可以衣食无忧，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忍受着拥挤的地铁、高额的房价、漫天的雾霾。

但是当疫苗事件、红黄蓝事件爆发的时候，家长们愤怒了，他们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有意义，他们发出压在心底的追问：“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办？”

在家长对孩子的众多希望中，让他们去美国可能是众多期望中最大的一个。在中国家长心中，美国有自由的空气，孩子们能在这里凭借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国”不惜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让自己的孩子去实现属于他们的“美国梦”。

但是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看来，中国家长们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因为甚至对于美国人而言，平等也逐渐变成一句空话。

作者：听好书·张笑晨

在公平的问题上，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帕特南联系了自己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叫克林顿港的小港口，他的父母并不显赫，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成了名震四方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帕特南在十年前开始反躬自省，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成功：我真的是依靠自己成功的吗？

他打趣说，自己其实很想说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功，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厉害，但是事实上不是的，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学校老师、教会、家长、邻居的帮助。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在他童年的1960年代后，美国社会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开始走下坡路，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了，共同体意识越来越让位于个人主义，没有人再关心他人的死活。

《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著

根据帕特南的统计，1979年至2005年，在调整了通货膨胀因素后，处在金字塔最底层1/5的美国家庭，平均税后收入每年增长约900美元，而处于中间1/5的美国家庭，年度增长为8700美元，至于金字塔最顶端1%的家庭，税后年收入每年飙升达74万5千美元。

2009年到2012年，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位于金字塔顶端的1%的美国家庭，收入增加了31%，而与此同时，余下的99%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帕特南发现，美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并且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了变化的可能性。穷人和富人之间像是有一堵不可逾越的“柏林墙”，“柏林墙”是意识形态划分，他们从未认识过在墙另一面人的生活，也不关心、不理解他们的处境，也许更是不想知道，这个现象就是帕特南教授在书中提到的“阶层隔绝”。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美国的不平等趋势越来越加重？帕特南在书中主要提到了四点原因，家庭结构、父母、学校和社区。

一个人能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更重要，而不是中学时的考试成绩

帕特南发现，50年代的美国家庭是父亲主外，父亲赚钱养家，夫妻共同养育几个小孩，夫妻关系稳定，离婚并不常见，非婚生子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是罕见的——1950年，父母没有结婚就出生的子女只有4%，这一数据在穷人群体内略有增加。

但是从70年代开始，当婴儿潮这代人长大成人之后，战后稳定的家庭结构突然就土崩瓦解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婚前性行为摆脱了它的恶名；奉子成婚不再理所应当，随后更是消失不见；离婚变得司空见惯；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几十年来这一群体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

生活在离异家庭的孩子面对着特殊的问题，首先是此类家庭的经济资源原本就有限，现在还必须要在不止一个家庭之间平摊；其次是因为父母无法克服的感情创伤，彼此之间的距离感，都会妨碍新家庭内的沟通和合作。而在多伴侣生养的家庭内，常见的就是更少的父母关爱、更少的亲戚介入，同时有更多的摩擦、嫉妒和竞争。

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拥有更广的社会关系网

父母来自不同阶级，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孩子的未来也会随之改变。安妮特洛罗是美国著名研究者，她在研究中提出了两种父母教育模式，并命名为“精心栽培型”和“自然放养型”。

“精心栽培型”其实就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家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帕特南举了在书中的一个例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旅途中玩抽卡片认总统的游戏，家长更会陪孩子讨论新闻。

“自然放养型”则是另外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依靠硬规矩和棍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的表现，缺少对孩子的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

一位现在职的年轻老师曾说，根据他的经验，现在的孩子其实智商水平没什么差别，唯一决定孩子能取得什么样分数的就是父母的重视程度。帕特南书中引用了学者瓦尔德夫格尔的研究结果，他指出，那些每周和父母共进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现。

这只是一个指标，它可以反应出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否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投资。但是对于普通工人阶层的家长来说，忙工作都忙不过来，哪里有时间陪孩子一周吃五次饭呢？这跟我们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家长一样， 他们动不动就要加班到十点，打车到家孩子往往也睡觉了，在工作日晚上陪孩子吃饭成了奢望。家长无法在孩子身上倾注心血，来自贫苦家庭的孩子，和来自中产家庭孩子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

按理来说，学校教育应该是弥合社会阶层分化的途径，甚至说这是唯一可能的路径，但是情况却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美好。

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即使学校教育已经做得很好了，美国的社会流动却一直没有改善。就美国社会日渐扩张的阶级鸿沟而言，学校教育没有过错，也不应该承担责任，甚至学校反而可能是竞争平等化的推着者。但是在美国，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坏学校，两类学校存在着天差地别。

美国也存在着学区房的问题，对于上层家长来说，他们更有渠道也更有信息去选择更好的学校，这其实是所谓的“居住的贫富隔离”。问题的症结存在于校外，学生从校外带入学校内的种种资源和习气：家庭对学习的鼓励、“课外活动”的私人捐赠。你的同学是谁？你和哪些人一起上学？这是大问题所在。

功夫在诗外，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学校做了什么，而在于学生在校外的生活。早在孩子们进去学校前，差距已经拉开了，有的孩子将资源带到了学校，还有些孩子带入学校的却是麻烦和挑战。

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区内的家庭

美国的阶级隔离数十年来愈演愈烈，至今已是壁垒森严。这边，富家子弟已经消失于穷人的社区，那边，穷孩子已经绝迹于富人区。

邻里社会的影响在人生的两个阶段表现最为强烈，首先是在婴幼儿期，接下来是在青春期的末梢。孩子们在不良社区内生活得越久，恶性影响就越积越多。不仅如此，代际之间也会传递并且积累恶性影响。

富人区才有好学校，但更为重要的是富人区内遍地开花的青少年服务机构，比如托儿所、图书馆、公园、运动团队、青少年组织。而穷人社区的情况正好相反，贫穷的社区会滋生不良行为，恶化身心健康，导致违法犯罪和暴力行为，诱发青少年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

社会学家桑普森提出了“集体效能”的概念，社区越是贫穷，则邻里之间越缺少合作。而集体效能则取决于邻里间的合作，所谓的“集体效能”就是作为集体的社区能给每一个孩子提供的帮助和资源。

在帕特南长大的50年代，家家户户都会把邻家子女视为我们的孩子，抚养下一代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这其实就是书名《我们的孩子》的真正含义，帕特南通过这本书也正是希望能唤醒美国人的公共意识。而现如今，即便看到邻居家的外墙惨遭涂鸦，也不会有人会伸出援手。

对于孩子的成长以及社会的流动而言，关系网、邻里社区和教堂这样的社区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我们还看到，现如今的美国，这些资源已经越来越不是公共的和集体的，这就迫使所有的父母不得不动用自家的私人资源。有钱的家长有着充足的金钱，所以在儿童养育已经私有化的今天，他们更加如鱼得水。

照顾下一代曾是共同体分担的集体责任，但这种伦理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消散殆尽。“我们的孩子”，曾是邻里各家各户的孩子，现在裂变为一家一户的子女，而这种观念的流变对富孩子和穷孩子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面对阶层分化和隔绝的愈演愈烈，我们应该怎么办？帕特南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 家庭：为贫穷家庭提供小额的现金援助，倡导计划生养，增加低收入工人阶级收入；

■ 父母：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高品质的专业托儿服务，帮助无能力提供家庭教育的父母；

■ 学校：为穷人区学校注入更多的资金，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共建，社区提供各时段的青少年活动；

■ 社区：重新建立公共精神，再一次让“别人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孩子”，重建这种共同体意识：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这些孩子，同时也是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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