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源头在哪里（五四遗产形成与五四精神认同传播的历史轨迹）

五四遗产形成与五四精神认同传播的历史轨迹

胡献忠 刘佳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就出现了不同解释，视角各异，见仁见智。五四精神的提炼与最终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根据具体历史环境的需要而不断升华出来的文化遗产。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政治界对这一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并无太大分歧。孙中山认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①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罗家伦，在运动期间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文章中最早概括了五四精神，被认为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觉的精神”②。1920年4月，正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到中国公学发表演说，阐明五四运动所特有的两大精神，即“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倡议青年学生“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③。这些知名人士的宏论，在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罗家伦，署名“毅”，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

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用五四精神激发广大青年的革命斗志，五四精神开始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扎下根来，但知识界、政界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分歧。

大革命兴起之初，“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④1926年，在广州学生联合会举行的五四纪念大会上，青年学生高呼“继续五四的精神，完成使命”⑤。这里的“五四的精神”显然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大革命的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在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关注战争和土改，对五四的纪念主要由其助手中国共青团来承担。

国民党蒋介石大约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对五四运动渐失好感。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流舆论是把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排斥在外的。而用自由主义知识分的代表，胡适对五四运动一开始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在他看来，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街头，实是“非常社会中的非常之举”。1935年5月胡适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再度省思五四运动问题。他认为五四运动的价值在于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勃兴，并由此推动社会发展。最终胡适没有把学生运动上升到以爱国情感为基础的正义行动上。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显然成为时代之需。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系列活动之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五四运动》文章，在抗大做《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在抗日根据地乃至国民党统治区引发广泛共鸣。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的命运选择，在正义的一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再次得到重申和高扬。1946年5月4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献词。同日，任弼时在延安举行的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号召青年“反对内战”，并准备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之爆发。在国统区形成的以学生运动主要形式的第二条战线，正是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时到一二九运动所追求价值的延续。

1949年5月4日，在已解放三个月的北平，华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80多所大、中学校及青年团体等单位，分地区分别举行盛大的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参加纪念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约3.1万人。5月5日，廖承志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青年保持并发扬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英勇积极地参加了伟大解放斗争，并“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底一个重要方面军”。⑥

二、新中国成立后，在爱国旗帜强有力的感召下，广大青年进一步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发生了极度偏转。

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青年群体是建设新世界的生力军。1950年的“五四”，因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青年节而显得格外隆重。5月初，毛泽东给上海青年题词：“前进！前进！进！”他给《北大周刊》的题词是：“庆祝‘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5月4日，北京市9万青年游行庆祝五四青年节。在上海，5月3日晚，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五四纪念活动。5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强调“新中国革命史要求我们重新估定五四运动的价值”，较早地开始思考革命时期的五四精神如何向建设时期过渡。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这些举措，把建国一代青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五四意识有效焊接在一起。

1956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7周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社论《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青年的创造力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1957年5月3日，周恩来以“纪念五四”的名义为《中国青年报》题词。5月4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社论《为着社会主义而劳动》《我们的口号是：爱国、团结、劳动》。1958年4月，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又红又专，后来居上》社论；《中国青年报》发表《社会主义时代要求我们又红又专》社论。在平面纸质媒体年代，知名大报的社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官方机构的通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不断强化着建国一代青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

▲1956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科学进军的正确道路》

1959年，全国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适逢五四“逢十”重要历史节点，纪念五四运动的各种活动铺天盖地而来。4月1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发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宣传提纲》。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请示报告》，指出：“五四”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纪念日，各地应通过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中掀起新的劳动高潮与学习高潮”。4月17日，团中央、全国文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科协、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关于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联合通知》。5月3日，首都各界人民和青年3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五四”40周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的社论，《中国青年报》发表《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社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媒体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继续纪念五四运动，强调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同时极力为开展对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营造舆论。从批判刘少奇和他的“黑”《修养》，到“批林批孔”，无限上纲上线，与真正的五四精神风马牛不相及。总之，“文革”中的“五四”阐释，只能在“文革”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理解。

三、改革开放的价值追求与五四精神多有吻合，广大青年在深度认同中自觉践行五四精神，但社会上也存在“告别五四”的不协调声音。

经历“文革”十年磨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大幕，青年与社会在松绑中一起成长，五四精神与时代的耦合度不断增强。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共青团中央在开展纪念活动的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像老一辈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者那样，以天下为己任，以祖国繁荣富强为己任，紧紧跟上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同心同德搞四化⑦。4月17日至18日，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部分劳动模范应邀参加。17日，文化部、团中央发出《关于举办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电影周的通知》。5月3日，团中央隆重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悉数到场，参加全国青联第五次全委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和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内的3000名各界青年参加了大会。这些纪念活动对于处在社会思想转变期的广大青年来讲，是一种回归理性的精神鼓舞。

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李泽厚的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文指出，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仍然不脱中国近代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所以它很快便与反帝救亡的五四运动合流，形成浩大声势，互相促进；然而，启蒙和救亡并行不悖、相行益彰的情势并没有持续多久，“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救亡压倒了、中断了启蒙。这一观点引发学术界乃至政治界的高度关注的争鸣。一些学者基于对五四精神的文化层面狭义理解，甚至提出“告别五四”的主张，这种声音直到2009年仍有一些回响。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4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邓颖超、聂荣臻应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之邀而撰写的《五四寄语》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有感》。5月3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这是一次在特殊政治环境举行了纪念五四大会。5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首都青年集会纪念五四》以及领导讲话，并配发社论《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

1992年5月3日，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70周年暨五四运动73周年盛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一万多名团员青年欢聚一堂。1994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75周年，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青年志愿者授旗仪式”。同日，首都万名新团员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举行庄严隆重的入团宣誓仪式。全国百万青年“五四”宣誓入团。本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此后几年，每临五四青年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在中南海接见当年评选出来的青年英模，勉励广大青年要勤奋学习，艰苦创业，甘于奉献，投身实践。

199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会议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并强调“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⑧五四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也再次将爱国放在了突出地位，并且强调思想解放。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胡锦涛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再次强调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青年紧紧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不断弘扬五四精神，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日报》发表五四社论《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年创新创造，在承继五四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深化其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体人民庄严承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凝聚几代中国人夙愿的历史重任，需要当代青年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接续奋斗。自2013年起，每逢五四青年节，几乎都会与青年在一起，倾听青年心声，关注青年成长，给青年思想以航向指引。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他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当代青年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⑨这是直接对五四运动讲得较多的一次。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中国梦激发青春力量》。2018年5月2日，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他指出，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

五四运动的内在原发点是爱国情怀，其最核心的价值传承是爱国精神。五四传统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相缠绕，沉淀在一代代中国青年的血液中。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讲话以评价五四开篇，以激励青年落笔，期许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不论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还是从国内深刻变革中的发展态势来观察，当代中国都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格局，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视野。而思想解放一直以来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新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思想的真正解放，不断推进现代人格的建构呢？需要重新认知五四精神与现实中国的相关性。连续12年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之路，政治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正在密切跟进，次第展开。以“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为重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在100年的风雨兼程中已经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细胞中。五四精神作为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成为不同历史背景下中国青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应该有与时俱进的阐释，围绕创造新文明、推动民族复兴这一恒定主题，进一步因时因地而创造性发扬光大。我们告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五四运动某些呈现于世的外在形式，绝对不可能告别伟大的五四精神。

参考文献：

①《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页。

②罗家伦：《论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1919年5月29日。

③《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④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⑤秋人：《国民政府下的“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政治周报》1926年第12期。

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胡献忠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青年社2011年版，第7页。

⑦《团中央通知在青年中开展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4月6日第4版。

⑧《胡锦涛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363页。

⑨《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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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青运春秋”（qingyunchunq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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