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推行四等人制带来了什么后果（元朝的四等人制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帝国，它的大，不单表现在疆域的广博，同时也表现在民族繁多之上。这个王朝，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政权，可却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国。当时的各个民族虽然都有自己主要的聚居区，但是因为全国统一，社会稳定，所以形成了各个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从拥有最高特权的蒙古帝王居住的宫廷，其中不仅有蒙古族人，也有其他民族通婚，嫔妃除了汉人，还有女真、高丽人等充斥其间，而服侍皇室成员和后妃的侍从，更是民族众多，不仅有中原百姓，更有来自吐蕃、唐兀（党项）的宫女。而朝中官员，除了汉族、色目、女真、回回等等各个民族的官员，亦有服务蒙古皇帝来自吐蕃的高僧“帝师”、道教领袖以及“备经筵”的儒生。

宫廷如此，而民间的各个民族交流更是密切，整个丝路繁忙不已，众多民族交流互鉴，元朝在中外关系紧密、种族繁多、语言复杂，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在看似“民族大融合”的一团和气之下，民族之间不平等制度却是处处可见，这其中最遭人批评的便是“四人等制度”。

“四人等制度”是元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是为了强化蒙古人统治特权，分化、压迫作为主体的汉族，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蒙古征服的先后，将国民列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措施。虽然关于这一制度的明文规定，一直未被发现，有些人便质疑此规定是否真实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可是如果从元朝的朝廷发布的一些诏令和文字来观察，都能清楚的看到这一制度的存在。

譬如，忽必烈执政的至元二年，朝廷就规定各路执掌实权的达鲁花赤（即“掌印者）必须是蒙古人，而汉人只能担任总管，回回人则可以担任同知。再譬如，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执政的大德元年的四月，中书省、御史台提出，要求各道的廉访司必须选择蒙古人为使，如果蒙古人出缺，则要由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子孙担任。

“四等人制度”中第一等是元朝的“国族”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

根据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写的《史集·部族志》记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成吉思汗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忙兀、兀鲁、泰赤乌、扎只剌等等二十个部落。另一部分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有弘吉剌、亦乞烈思、兀良合等十来个部落。此外，元朝统治者也将塔塔儿、札剌亦儿、蔑儿乞、斡亦剌、克烈等部落视为蒙古人。

第二等的色目人，大致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欧洲人。

主要有畏吾儿、钦察、康里、阿速、唐兀、阿儿浑、回回以及吐蕃、乃蛮、汪古等。蒙古国建立后色目人的规定比较模糊，直到元成宗大德八年，朝廷专门规定色目人是：“除了汉儿、高丽、蛮子诸人外，俱系色目人”。“色目”一次来源于唐朝，意思为“各色各目”的意思，元朝统治者使用色目人，主要指的是种类繁多，有时候也指称为“诸国人”。色目人是元朝皇帝最得力的助手，常常在元朝政府充当重要的财经方面的官吏。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之为“汉儿”、“札忽歹”，指淮河以北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以及之前被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个地区的居民。汉人包括的民族有汉族、女真、契丹、渤海、高丽。

第四等称之为南人，也被称之为“蛮子”、“囊加歹”、“新附人”等。“蛮子”一词，是否是元朝留下的旧俗，不清楚，想来或多或少有影响应该是不会错的。其实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种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为的故意分出三六九等，目的就是元朝统治者利用汉人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这个四个等级的人，其不同的的政治地位和待遇，首先表现在官吏的任用上。

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从元朝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的丞相职位，通常用的都是蒙古有功勋的大臣，即使是色目人，也必须要是“久经考验”的色目“老同志”才能充任。元朝初年，忽必烈曾经将汉人史天泽和契丹人耶律铸提拔为丞相，但是以后，元朝政府出台：“不以汉人为相”的规定。权力低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一职，也统统有蒙古、色目人担任，一般不会授予汉人，虽是德高望重的汉人亦不能担任。据《元史·兵志》记载，元朝政府严格防范汉人阅悉军机重务。故而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知院，亦即最高长官，有元一朝，除了少数色目人外，全部是蒙古大臣，没有一名汉人担任。执掌百官纠察的御史台御史大夫，按照元朝政府惯例，也是“非国姓不以授”。地方行省一下各级的地方政府最大实权的达鲁花赤一职，亦是蒙古人，蒙古人出缺，则由出身高贵的色目人选任，严格限制汉人担任此职务。只有个别南方偏远地区，条件艰苦，遇到蒙古人不愿赴任时，才考虑汉人充任。

元朝在入仕途径上，也优待蒙古、色目人。当时的怯薛（皇帝亲近卫士）出身的人做官最容易，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和色目人，汉人极少有人能够进入此一行列，除非特别优待的汉族“官二三代”才能跻身其间。到了元武宗时期，分汰怯薛，只留下有功劳的蒙古和色目人，其余统统遭到罢免，严格禁止汉人、南人充当怯薛。

元朝在官员选拔任用上歧视汉人南人，在法律适用也是如此。至元九年，忽必烈听说常有汉人聚众与蒙古人发生殴斗，便下令对汉人严加管制。此后他又下令，如果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允许向所在官府申诉，违反者严厉治罪。四等人犯同样的罪，但是所受的处罚却不同。譬如元朝法律规定，凡是盗窃犯既遂者，都要刺字，但是范围却只限制在汉人、南人之内，蒙古人色目人则不在此限。倘若法官擅自将蒙古人刺字，还要受到革职处分。

元朝之所以推行“四等人制度”，其实是政治现实的必然。虽然蒙古人的军力强大，打败欧亚大陆多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异乎寻常的大帝国，可是也隐含着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便是，蒙古人统治的地区，不仅在人数，而且文化以及统治经验上都远远不及被统治者。这样一来，元朝统治者必然要寻求一种方式能够维护统治，保持社会稳定，方法有两种，一是彻底接受被统治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与被统治者融为一体。另一种，则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用政治法律的强力保卫自己的特权。

元朝统治者统治中原时，显然想到了后一种方法，就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坐看下等人之间互相的斗争内耗，统治者坐享斗争的果实。但是这种方法使用，一方面必须要恰当好处，不能操作过头，而且要随时聆听百姓的呼声，及时回应各个“人等”的要求。二是不能长期使用，只能短期应急。

可是元朝统治者显然认为大功告成，可以一劳永逸，即使中央财政连年出现亏空，入不敷出，统治者照样荒淫豪奢，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对于蒙古和色目人特权予以严格保护，阻挡下等人任何可能的上升的通道，同时残酷压榨汉人和南人，结果便是，一旦不堪忍受残酷剥削的农民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高举义旗，号召众人加入反抗的洪流，大元的灭亡，也就在眨眼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