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影响和意义（七七事变）

在平津作战中，第二十九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阵亡高级将领两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而日军的伤亡，据日军统计，仅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军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8月3日，包括89名军官在内，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

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火力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二十九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宋哲元（前排中）

宋哲元撤至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8月3日，宋哲元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重庆与顾祝同研究川、康部队的整编，宋哲元则在山东省乐陵县的家中。当时的参谋总长为程潜，训练总监为唐生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为徐永昌。

当日军在卢沟桥地区发动进攻时，南京军委会即于7月9日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庞炳勋第四十军之第三十九师、卫立煌第十四军之第八十五师北上至保定和石家庄。接着又调高桂滋第十七军之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之张耀明第二十五师至平津附近以增强该地区的兵力。并命令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作好作战准备。

7月9日，蒋介石去电乐陵，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宋哲元，催其速至保定指挥其所属与刚调至河北的部队对日军作战。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地、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日，蒋介石再次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同时要求宋哲元从速星夜构筑国防工事并限期完成。

经南京方面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并未直接返回北平或到保定的指挥位置去筹划战备、指挥事宜，而是去了天津停留到19日，以部署该地军事为名连连与香月清司进行接触，以图侥幸达成和谈结果。实际上，香月正是利用了这一机会来稳住宋哲元，从而实现侵略平津、集中打击所谓“好战的第三十七师”的作战计划。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直属部队发布正式动员令，命令上述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线的防御任务。又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并命令汽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是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东方杂志》（1937年8月号）】 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并未按蒋介石的指示办，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实际上拒绝了中央令其先到保定指挥部队作抗战准备的命令，继续留在天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

在宋哲元滞留天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的时候，何应钦曾不断地将南京方面所得日本国内动员和调兵华北的情况通报宋哲元，分析日本和谈阴谋及形势之严重。并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令其在北平、南苑、宛平集中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但宋哲元无动于衷。同时，蒋介石对宋哲元在军事上也给予应有的支持，指示何应钦抽调高射炮兵六个连运往保定，运送子弹二百万发给第二十九军。17日，蒋又令商震所部四个团赴石家庄集中待命，令第二十六路军、第四十军统归宋哲元指挥。7月15日傍晚18时，何应钦急电仍在天津与日军周旋的宋哲元，指出日军的现下之和谈实为缓兵之计，欺骗手段，待其援兵到达后，必将对第二十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电文如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

天津宋主任明轩兄、北平秦市长绍文兄、冯主席仰之兄：

顷接确报：丰台之日军现正集中包围南苑一带，首先消灭南苑一万两千之我军，将为日军机动之第一目标，虽自昨晨三时半以来当地形势稍现和缓，谈判亦已重开， 中外富有眼光之观察者，以为现下之混沌沉闷状态，实有诡谲欺诈性质。 众人以为日军当局，现仅等待增援完竣然后发动，以驱逐二十九军于河北省境外耳。

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兵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

弟　何应钦　删酉

然而，宋哲元对日军的这次行动依然认为是地方事件，可以用谈判和作适当的让步而予以解决，从而抵制国民党中央军的北上，希图保持住第二十九军在冀察地区的地盘。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当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区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

何应钦惟恐冀察当局为“保住地盘”而昧于大势，于17日再次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告知日军在国内已动员及出动部队五个师团，“调兵遣将，未稍停止。而关东军陆续输送至天津者，截至删日（15日）止，已二十列车，当已在一个师团左右，并有数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前进中。其在卢沟桥正面者千余人，正构筑工事及建飞机场。窥其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二十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二十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可作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

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然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当他接受了香月清司的无理要求，将第三十七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而日军仍向苑平第二十九军进攻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宋哲元接到何应钦7月15日要其“切实注意计划”的电报后，曾令秦德纯拟制了一个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作为预先命令发给高级将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由于诸将领中存在着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执不下，而宋哲元又是主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根本无法执行，形同废纸（这种和、战不一的情况，在南京政府中也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二十九军并不清楚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更谈不上了解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主要突击方向，就连一般的判断都没有。平津作战展开以后，第二十九军军部对28日南苑战斗的情况并不了解，直到当日下午，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逃回城内才知道南苑战斗已经失利。

宋哲元在平津形势紧急时，不仅反对国民党中央军北上，还反对西北军进入其防区。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曾派高级参谋方贤、河北省警务处长李忻去天津，催促宋哲元离开天津至保定指挥，但宋却以他事作推托。军事委员会委员鹿钟麟到达保定与宋哲元通电话时，宋竟加以拒绝。

由于受到齐燮元、陈觉生、张自忠等人影响，7月19日上午10时回到北平的宋哲元，直至20日仍不愿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至北平附近。早在7月9日，南京决定调四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时，第二十九军即以副军长秦德纯的名义，于第二天向在庐山的军委会侍从室钱大钧提出，所调的四个师应仍在原地待命，以免刺激日本和影响平津地区的形势缓和。时过十日，情况已相当恶化，且7月15日何应钦已将敌情用“确报”这样肯定的口气通知了第二十九军，但第二十九军高层在和与战的重大问题上仍犹豫不定。秦德纯关于建议缓调四个师北上的电报如下：

牯岭钱主任慕尹兄（即钱大钧）勋鉴：

蒋委员长致宋主任电，派四师北上统归指挥，业由宋公径复遵办。

惟此间形势已趋缓和，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再为电请之。

务乞察酌为祷。

弟 秦德纯　蒸午

派往保定担任联络、协调作战的参谋次长熊斌，根据第二十九军领导层种种不正常的情况，经与鹿钟麟、张荫梧商量后，于7月17日请鹿、张由保定至郑州，然后乘飞机至九江，向在庐山的蒋介石当面汇报这方面的问题。

此时国民党内派系成见相互间仍有所警惕，不仅宋哲元对中央军是如此，中央军对其它部队也是同样。如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在作战计划中使用了在豫、皖的东北军，但何应钦即于7月22日电告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旧东北军系以军为单位分割使用。”所以后来在河北作战中，东北军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属平汉线北段的第一战区，在安固、永清一带布防；而东北军吴克仁的第六十七军则属津浦线北段的第六战区；东北军缪澂流的第五十七军则隶属于在淞沪的第三战区，在长江口的北岸南通、海门以及靖江一带布防；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则隶属第五战区而在徐海一带地区。以后吴克仁的第六十七军由河北南调至淞沪前线，作战伤亡很大，吴克仁也在淞江作战中阵亡。

当日军于7月25日进攻廊坊，26日又运兵由广安门企图攻入北平城，而且日军的主力部队已集结于平津外围地区时， 第二十九军的领导层才看出日方的真面目，而竟于27日发出推托式的“听候中央解决”的抗日通电。全文如下：

第二十九军在“七·七”事变后的二十天中，其领导层以较多时间用于同日方周旋，并想方设法阻止援军进至平津附近，又未将开至河北境内之部队纳入统一的作战计划之内，作出具体部署，致使在日军7月28日发动总攻时，各部队只是作了战术性的防御。由于作战缺乏统一部署和实行统一指挥，未能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作战仅一天即退出平津地区，只留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及其一部在北平市迎接进城的日军。但北平所留部队和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察哈尔省的第一四三师究竟应该如何作战，并没有明确决定，实际上是交由张全权处理。张于29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后并未指挥部队。这天北苑和黄寺战斗正在进行。位于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是听到南苑战斗并收复丰台的传闻后才于29日对日军发动进攻的。通县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反正也是在与第二十九军毫无联络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8、29两日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作战期间，位于察哈尔省及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一四三师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第二十九军指挥方面的混乱程度。

放弃北平的宋哲元于7月29日晨3时率军部退至保定，此时宋自感责任重大，难以服众，遂于7月30日以患头痛、急需休养为由，指定由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并请南京明令予以发表。

关于第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失利后的情况。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于7月29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南京，委员长侍从室钱主任呈委员长蒋：报告：

（一）本日晨二时，李副师长文田率李、刘两旅及保安队分别袭击天津日租界、兵营、飞机场、津浦总站，情形甚好。后敌兵增加，势渐不支，午后一时奉宋命撤退。八时始退炒米店，小部尚在纷战。连同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

（二）二十九军各师虽尚有力量，惜高级将领精神不振，宋谓二十九军不能再战，拟赴河间收容部队。

（三）沧、保线工事，宋拟不构筑，政府即筑亦无济于事等语。

（四）职为鼓励二十九军士气， 并阻敌直入， 且使后方充分准备， 特派一旅在琉璃河占领阵地。 必要时用作收容，其余部队，开赴任丘构筑沧、保线中段工事。

（五）宋到河间，将作下野表示，请钧座对平汉、津浦两方面指挥人员早为选定。

（六）本路北上以来，虽处境困难，但本钧座意旨，对二十九军力为宣慰、鼓励，期必在钧座指导之下，为国效命抗战。

职孙连仲　艳戌

退至保定的第二十九军军部，在7月31日以副军长秦德纯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此次在平津地区难以令人信服的失利原因及今后作战之意见。电文为：

京，委员长蒋钧鉴：

查平津战役，二十九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即与敌接触，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

二十九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 虽兵员略有损失， 而士气尚堪一战。 为今之计， 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津浦及中间各一路，二十九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响应矣。

若节节抵抗零星消耗，则抗战愈久损失必愈大。如不战而和，则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亦可敷衍一时。

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

职　秦德纯　世

平津失守后的8月初，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德国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在平津前线视察后，对中国军队提出了以下看法：

（一）我方情报工作太差，不仅敌情不明，连自己各部队之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了。此为极危险之事，以后须特别注意情报之搜集与整理，每日至少有二次将敌我情况、作图对照。

（二）敌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基层军官及士兵则甚恐惧。我方则相反，士兵奋勇而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之士气皆较旺盛。但有些部队枪支不好，如万福麟部。

（三）中国军队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之敌歼灭，目下再准备攻势亦不为晚，因所集结之部队已不少。

（四）发动进攻时，卢沟桥及其以西之地形较好，永定河易于渡过。选该处为进攻地区最为适宜，应派各级军官前往该地勘察地形。

（五）第二十九军不可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应调至后方整理。如仍用其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必将引起大的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本人亦直言实述。

（六）我方高级军官过于懦怯，如万福麟即为其一。本人曾向万建议：击退当面敌之少数部队，将战线推至永定河。但万认为其部队不行，难以做到等等，但经了解，其部队士气很旺，实系万之本人问题。

（七）敌机轰炸保定为侦察机，其所投炸弹为十二磅之类型，由于我方不善使用高射武器，故敌机如此活跃。观击落之敌机为旧式，如我空军出动必占优势。

（八）工事构筑似注意沧、石线，实嫌过于靠后，即沧、保线亦嫌靠后，最好前推至大清河。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第二十九军的全部情况来看，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指挥不当，不如说是其领导人幻想苟和的结果。这种幻想苟和的思想贯串在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全过程。为什么在日军进攻、平津危急的情况下，宋哲元等只率第三十七师后撤，而其余部队未动，让张自忠留北平与敌周旋呢？这实际上还是想满足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的要求，幻想求得日军停止进攻，维持冀察原局面。他们不了解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仅仅是发动全面战争的一种形式，即使是完全承诺了日军的要求，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仍然是要进行下去的。

张自忠留北平后，无法完成宋哲元指派的使命，只好先隐匿起来，而后化装由北平转道天津从海上至胶东，但立即遭到追究，中央军将其扣押，以后才被释放复职，重返抗日战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对此感言道：“这三个‘代理’（指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害他不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