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二十大红色印记（喜迎二十大红色印记）

刘清扬故居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严翰林胡同10号或12号。

刘清扬，回族，于1894年2月15日出生在小伙巷清真寺北，因出生时下雪，故取乳名春雪，闺名婉如。至1911年，其兄刘孟扬购邻家房为刘清扬办大同女校所用（此处即后来的小伙巷街道办事处），1913年又将居所迁入西北角严翰林胡同10号或12号。

刘清扬从少年时期就受到家庭与学校的良好教育，特别受其长兄刘孟扬思想的影响很深。1904年，刘清扬入严范孙创办的严氏女校读书，此时从其兄那里接触到女权主义思想，并受到爱国思想的启迪。1909年，刘清扬从严氏女校毕业后，进入天津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史地教员白雅雨先生的赏识和教诲，辛亥革命时加入了同盟会。此时刘清扬并不知道，其长兄刘孟扬已是同盟会成员，与赵元礼、华实甫、严智怡、时子周等人是同盟会在天津活动的主要人物。

刘清扬从小就立志救国，13岁那年，她和几位同学参加了一次富国强兵的募捐大会，会上受到爱国热情的感染，她把随身带的一点钱全部捐了出来，并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耳环金戒指捐献给了大会。“13岁女孩捐出金戒指”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传为佳话，《大公报》等报刊登载文章盛赞其为回回女豪杰，刘清扬迈出自己投身社会爱国运动的第一步。

1907年秋瑾被杀害的消息传开，随后几天天津报界屡刊秋瑾女侠生平事迹，其兄每天带报纸回家让大家阅读，言非如此壮志不能救国家。刘清扬每日放学便翻阅报纸，对介绍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宗旨反复理解：“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为日后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同时日诵《勉女权歌》。刘清扬还请其兄刘孟扬给吕碧城（吕碧城与秋瑾可以说为当时爱国至交两才女）写信代为向秋家人致问候，并立志效命国家。从此，秋瑾的革命精神也成为刘清扬走上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人生基础。

1913年，刘清扬在读的女师高级师范班停办，刘清扬欲办学校，其兄将小伙巷内尚空之房作为校址（拆迁前的小伙巷街道办事处），购置学校用品，并为之取名“大同女校”，自已担任校长兼教员，教员还有韩咏华（若干年后韩咏华成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之妻）、崔季云等人。后因办学经验不足，以及很多人不愿让女孩子读书等原因停办。当时也有社会政治等原因受到北洋政府的压力，因大同之名是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天下大同”理想，而袁世凯政府自不会让孙中山的口号满天飞，更不会让其落在实处。

至1915年后半年，刘清扬到严氏女学任教，严修老人常去听课，随时提醒不足，使其受益非浅，教学水平也日渐提高，每讲到有关国家一事都会激情言说“国家有难男女有责，学文启智不只是为学而养身、更是为民族为国家做奉献”。严修老人曾满意赞许：“女先生都似婉如，何愁女孩学不好知识以开智”。此时刘清扬其兄已将居家搬至严修老人居所附近，即西北角严翰林胡同，刘清扬在此教书直至“五四运动”开始。

真正引导刘清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创办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1916年底，刘清扬在其居所经长兄刘孟扬介绍初识李大钊先生，阅读报纸《新青年》内刊《青春》一文，抄录后激情朗诵，并向大钊先生求教：“愚味仅能初解，观先生文章心感如潮涌，自幼文章曾写我虽非女侠，但亦有救国报国之志，此生不能为中华效命岂不空度青春”，得到了大钊先生的大加赞赏。转年6月，李大钊先生又到津办事，与刘孟扬相约畅谈，刘清扬旁听，大钊先生给了刘清扬一张人名地址，所介绍之人正是大钊先生的至近好友姜般若。于是刘清扬就经常向姜般若请教，至1918年姜般若介绍她认识了苏联人鲍第威，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念，也第一次听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听到政治名著《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并初步了解了其中内容，姜般若和鲍笫威经常送进步书籍给刘清扬，均为刘清扬更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至此刘清扬方知其兄盛赞大钊先生“大同洽天下，青春雕栋梁”之深意。有一次李大钊先生在津时，刘清扬等进步青年正组织爱国演讲会，刘清扬邀请大钊先生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演讲，大钊先生揭露并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经济抢掠和精神压迫、宗教麻醉，号召青年们用救国精神学习先进哲学思想，并团结起来做一个不负青春的新青年，这些对刘清扬产生极大震憾与鼓舞。若干年后，她以《李大钊先生对天津青年的启蒙教育》为题，对这次讲演作了详细回忆，在回忆中说：“天津青年接受大钊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最早，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

刘清扬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风暴已席卷了天津城，她立即投身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成为“五四”时期具有组织才干、宣传才能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女界代表人物。她和郭隆真等人组建了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被推选为会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还是觉悟社的第一批成员，十个女社员之一；她作为女界代表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当选为该会的常务理事；她还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举为调查科理事。刘清扬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她积极进行提倡国货的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作为“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她和邓颖超等一道组织其成员深入学校、里巷及边远地区广泛开展演讲活动。当时红桥地区的西北角、北大关、西于庄、西沽等地都是她们的演讲场所，所到之处“观者塞道”、“听者动容”，有的“全家感动至于泣下”，可见演讲感人至深。她们还多次在当时天津商业区大胡同、估衣街、北门外等地进行游行演说，散发传单，劝商家不再贩日货，劝民众不再买日货。在宣传推动下，天津不少行业的同业公会纷纷起来抵制日货，订立公约，冻结日货存底，停止再订日货。

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中，刘清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920年11月，刘清扬与张申府、蔡元培等同船赴法。1921年春，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开展活动。1923年秋，刘清扬乘火车经莫斯科回国。同年底，她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研究并倡议创办《妇女日报》，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李峙山等都是该报编辑。这份被向警予誉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的《妇女日报》，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1924年上半年，《妇女日报》就刊登了宣传马列主义及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要言论、消息近50篇，刘清扬带头写文章、发表演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1924年夏天，第三国际派刘清扬在她的家里和邓颖超等一起会见了鲍罗廷夫人，谈话后还一起合影留念。

近年来，随着天津市对危陋平房改造步伐的加快和道路拓宽，西北角地区旧貌换新颜，昔日的刘清扬故居已不复存在。

旧城改造后的芥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