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着思乡之情的一首诗 由江上青的一首词引起的回忆

欧远方《由江上青的一首词引起的回忆》

1989年11月26日，我收到王尔宜从上海家中寄来的一封万言长信。信中有这样一段：

记得1939年5月，我离开皖东北到定远皖北行署的时候，上青同志曾赐一纸中堂式的条幅，他作了一首赠我的诗写在上面，还送我一件驼绒长袍及《词综》一部。这部书封面上有他赠我的一首《如梦令》，词曰：

羡煞王郎年少，镇日风尘催老。天冷客窗寒，翻作相思情调。天晓，天晓，莫被虚名误了！

我曾把那幅中堂贴在我的办公室兼卧室的墙上。不幸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附近落了一颗炸弹，我那间房子震塌了。我躲在后院，幸未受伤，那幅中堂却裂为碎片。衣服和书，历经动乱，亦已先后失落。上青的遗物、字迹，均荡然无存矣，常为扼腕太息。

我收到江上青这首遗作，非常高兴，当即手书并复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同志及其家属。这首词写作时间，从其内容和所赠袍子推测，当是写在1939年初，是冬季。那时王尔宜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泗县县长，原泗县县长黎纯一被免职后，由专员盛子瑾自兼县长，不让王尔宜接任，曾引起小小风波，地方上颇有议论。盛、王二人分属国民党两个派系，盛系黄埔六期毕业，属国民党中央戴笠系统，王尔宜则与新桂系关系密切。其伯父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与新桂系有关系，委托主持安徽省政的新桂系予以关照。盛子瑾名为专员，管9个县（即泗县、五河、灵璧、宿县、怀远、嘉山、盱眙、定远、凤阳），实际活动地盘主要在泗县。在此情况下，当时作为党的负责人的江上青及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廖量之（江上青介绍入党）出面做工作，委任王尔宜任专署直属五河工作队队长。王尔宜委曲求全，勉强赴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上青赠给他这首词。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江上青和王尔宜不但有交情，且知之甚深，赞誉中兼有劝勉，是友善而中肯的。这是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段插曲。

江上青是皖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安庆退到以金寨为中心的大别山，是新桂系部队防区，省主席原为李宗仁兼，后为廖磊。1938年夏省政府委派原六安县长盛子瑾为第六区（即皖东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又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纵队司令，率百余人赴皖东北。应盛的要求，安徽省动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张劲夫派江上青、吕振球、赵敏、谢景鸿、周村、王毓贞（王韶）、李艺等7名共产党员以及吴云村、廖量之、贺汝仪一批骨干分子，还有省动员委员会直属第八工作团随盛子瑾来到皖东北开辟工作，建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江上青任书记，周村任组织委员，赵敏任宣传委员。江上青的公开职务是专署秘书（相当于秘书长）兼“五游”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实际是党的机关所在地。

徐州沦陷后，皖东北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溃退，地方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揭竿而起，组织抗日武装。原有的地方武装，各种“司令”以至帮会式的红枪会，都纷纷拉起队伍，有真抗日的，有假抗日的，互相倾轧，控制地盘。广大热血青年、失学学生彷徨苦闷，到处寻找抗日的机会。1937年底，上海党组织即派朱伯庸、戴纪亢来到泗县，利用四川同乡关系，与县长黎纯一合作，委朱、戴分任政训处正副主任，进行抗日活动，利用泗县中学校址举办青年训练班。我在泗县初次参加抗日活动，在城东大松林里曾听过朱伯庸的报告，朱伯庸口才很好，讲的内容很新鲜，很能打动人。他还曾派吴为珍（女）到五河组织以蒋荷仙（蒋敏）、俞蕙如为首的女子抗日宣传队。这是五河第一个抗日宣传组织，颇有影响。蒋荷仙在五河城名气很高，丁明志则是青年人的领头人。五河城里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的有濮斗辰、丁明志、邱奕盛（成宣）、张光万、欧元方（远方）、谢景杰（柳林）、王启国（王纬）等一批青年。盛子瑾来皖东北后，派谢景鸿来五河县政府当文教科长，五河一批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开展抗日宣传，办了一所抗日小学。抗小是宣传抗日的阵地，学生实际多为青少年，每次上课，俞蕙如一曲“松花江上”边唱边哭，全场哭声—片，鼓起了爱国热情。

就在盛子瑾来到皖东北前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由钟辉、李浩然率领过陇海路来到邳（县）睢（宁）铜（山）灵（璧）一带活动。至于地方抗日武装，著名的则有孙象涵部、赵汇川部、沈连成部、徐崇富部，经常活动于宿县、萧县、灵璧、泗县一带。他们是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活动频繁，并有战绩，所以在群众中威信较高。江上青为了打开皖东北的局面，经盛子瑾同意，并亲笔写信给彭雪枫，派吕振球（亮屏）赴豫皖苏与彭雪枫联系。彭雪枫非常高兴，对皖东北产生浓厚兴趣，风趣地说：“上路东吃大米去。”（引自吕振球回忆文章）。时张爱萍任中共豫皖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高级参谋，经吕振球介绍后当即决定派张爱萍代表八路军，刘玉柱（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秘书）代表新四军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来到皖东北，受到盛子瑾、江上青热情接待。经过张、刘、江、盛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盛子瑾表示欢迎八路军、新四军进入皖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就地供应粮草。这时的皖东北形成非常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来自路西和本地武装组成的新四军四总队由张爱萍率领，来自华北的苏鲁豫支队一部由胡炳云率领，活跃于皖东北地区。胡部号称胡大队，番号为“泰山”大队，战斗力强，屡次打击日寇，在淮北老百姓心目中，“泰山”大队是一支神兵。

江上青在派吕振球赴路西同时，又派朱伯庸到中共山东分局汇报皖东北抗日形势，要求派干部来开展工作。山东分局即派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杨纯率一批干部穿过敌占区和封锁线，到达皖东北。杨纯当时为了掩护，化名陈光薇，女扮男装，剃了光头，脚穿草鞋，青年人对她传说颇多、把她描述为一个传奇式人物。杨纯到达洪泽湖畔，成立中共皖东北特委，把来自上海、大别山、山东、豫皖苏等地的党组织和党员统一领导起来，以江上青为首的特支专负专署直属单位工作，江同时参加特委领导。特委下设洪泽工委，杨纯兼书记，成员有孙毅、苏英（苏音，女）、汪洋（孟戈非）。

江上青利用他和盛子瑾的关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6个支队，其中3个支队即赵汇川部、徐崇富部、石青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江并建议学习八路军、新四军办法，建立政治机关，以提高战斗力，盛子瑾接受了这个建议，除他的嫡系陈大瑶部外，都建立了政治处，由”六抗”政治部（江上青兼主任、廖量之任副主任）派党员充任主任。这6个支队在盛子瑾被迫出走离开皖东北时，除带走陈大瑶等部少数武装以外，均留下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抗日，赵汇川部后编入新四军序列，活跃于皖东北等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立下功劳。

江上青在抓武装的同时，又抓了政权建设。由盛子瑾自兼县长的泗县所辖六个区政权，其一至五区的区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分别是张国权（后吕振球）、石青、狄克东（后王泽久）、梁绪修、郑淮舟。后来桂系又派来泗县县长，党又派赵敏担任泗县县政府秘书。乡一级政权也由党员担任。实际上是党掌握了这个县的政权。在江上青建议下，盛同意建立皖东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盛兼校长，江上青任副校长，实际负责干校工作，并经常住在干校。谢景鸿任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

干校创办后，盼望参加抗日活动已久的皖东北各地青年闻风而至，参加学习。我们五河一群青年是经谢景鸿介绍来干校学习的。这个学校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抗大式学校。校训移用延安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歌也用抗大校歌，只是把“黄河之滨”改为“淮河之滨”。教师大多是共产党员，经常讲课或作报告的有江上青、吴云村、谢景鸿、廖量之、邓涤凡等人。我们政治大队的大队长是石青，中队长是钱佐，军事教员有赵巨川（赵汇川弟弟）、周本干，教歌曲的有苏英。讲课内容有《中共抗日十大纲领》，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著作（如《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干校办了一个俱乐部，教歌曲，出版壁报，是学员经常活动的场所。石青头戴八角帽，身穿列宁装，非常活跃，和学员关系很好，在俱乐部他和苏英教学员许多抗日歌曲，包括《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还有聂耳的《码头工人歌》。学员们从干校学习中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马列主义基本常识。虽然理解得很粗浅，但对我们这些青年来说，一切都很新鲜，起了启蒙作用。在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学员不仅接触了新思想，又接触了共产党人的风貌，觉得他们个个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生气蓬勃，平易近人，和我们过去所见到过的国民党官员大不相同。印象最深的、威信最高的、深受学员爱戴的要算江上青。他学识渊博，课讲得深入浅出。他给我们讲哲学，密切联系当前政治和日常生活，极为生动。他的风度也好，公认是我们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工作虽忙，但仍经常参加群众活动。记得在一次管镇逢集的日子，在镇子东头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先指挥宣传队唱了几支抗日歌曲，赶集的人闻歌声而来，他便站在台子上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的演说鼓动性很强，全场上千人鸦雀无声，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青年人背地里对他的革命经历以至个人生活传说甚多，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受过刑……如此等等，更增加对他的崇敬。后来知道，这些传说都是有根据的。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干校实行民主管理、军事训练，生活是紧张的，没有课堂和食堂，就在操场上上课、吃饭。这时正是数九寒冬，这对学生也是考验。伙食是糙米饭，白菜豆腐汤。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学员心情都很舒畅，能够适应，但也有少数来自富裕家庭的学员嫌苦，把抗日歌曲的歌词改编一下，变成“吃的青菜豆腐汤，无油无盐大家抢得荒……这里的生活要改良”。这事被江上青知道了，他把学员集合起来，一面进行严肃的批评，一面恳切地讲清道理，说服了这些人。

江上青不仅抓了军政干校，还创办了第五临时中学，委任吴云村当校长（吴后被土匪杀害），又办了行政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财政经济干部训练班。在这些学校训练班中发展党员，并选择优秀者送到部队做政治工作。上千名被培训的学员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建设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骨干，由此可以看到江上青的远见卓识。

江上青得到盛子瑾的支持，以政治部名义创办了《皖东北日报》，通过关系，派人从淮阴买来印刷机器，委任贺汝仪为社长，孙觉为总编辑，编辑是李文涛。江上青、廖量之等常为报纸写社论、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社经常收抄延安广播，大量报道八路军与全国各地抗日武装在前线奋勇打击日寇和广大群众支前的消息，鼓舞了军民斗志。《皖东北日报》还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小册子，对宣传抗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和吸引青年参加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从上述情况可见，以江上青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以后，利用和盛子瑾的良好关系，开辟了皖东北抗日局面。江上青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抓了武装，抓了党的建设，抓了政权，抓了干部训练和报纸，为以后独立自主地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所以后来杨纯在纪念文章中说：“江上青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的奠基人。”

盛子瑾其人

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和盛子瑾这个人当然有关系。盛子瑾（盛瑜）及其妻子杨文蔚，是国民党戴笠部下，与主持安徽省政的新桂系有矛盾。盛本人精干而有胆识，有爱国思想。他在任六安县长时，即与共产党人有合作关系，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六安县城，声名大振，引起桂系忌妒。桂系要排挤他，采取明升暗降手法，把他调到敌后任皖东北专员。盛觉得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搞好了，桂系有功；搞垮了，可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盛也有他的“雄心”，深知要打开皖东北局面，必须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他的主动要求下，江上青等一批共产党员即被派随盛子瑾前来皖东北，江上青本人也就成为盛子瑾的得力助手。盛对江上青可谓言听计从，也是形势使然。“盛到皖东北后立足未稳，就受到上下左右夹击，东边有江苏的韩德勤、王光夏和他争地盘、争盐税和鱼税；西边是被桂系拉过去的灵璧县长、大地主许志远；上有省政府时刻想削弱他、排挤他；下面有地主武装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与他作对。面对这种形势，他需要和共产党人进一步合作。借助江上青等人团结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地方上有影响的开明上绅，发展实力，发展武装。他这个专员是旅一级，他想把武装发展到万人，即可升为师一级。我和他谈话中，他曾向我吐露、八路军编为一二九、一二0、一一五3个师，战后可以再加一个师，其用心可知”（以上引自刘玉柱谈话）。江上青深知盛的这个意图。也利用了这个机遇，大刀阔斧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取得卓著的成绩。

在五河的抗日宣传活动

江上青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解较深。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在大别山工作时，即团结一批抗日青年与进步人士，王尔宜也是其中之一。在皖东北吸收一批开明人士，著名的有陈粹吾、吴静轩、祖树屏、苌宗商等人，参加政府工作。

王尔宜被任命为五河工作队长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廖量之找来自五河的干校学生邱奕盛谈话，派他去当副队长，并动员一批五河学员参加工作队，我也是被抽到五河工作队的成员之一，从此和王尔宜认识。

我们这支工作队活跃在五河、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宣传的内容、活动的方式，都是从干校学得来的，出壁报，到街头讲演，演话剧。工作队有几位队员很会演戏，我参加过一次演出，只一句台词。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才干，主要分工办壁报。县政府每星期一早晨有一个“朝会”，由县里各单位负责人轮流作讲演。一次轮到工作队，邱奕盛演讲中介绍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朝会一结束，县政府秘书即请邱前去交换意见。大意是：我们都是“办党”的，希望以后注意。显然他们把工作队当做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其实工作队里当时连一个党员还没有。因为工作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演戏人爱看，唱歌人爱听，几乎占领了五河的宣传阵地。据在县政府工作的郭传河告诉我们，国民党常有反共防共的文件发下来，可见邱奕盛这次演讲所引起的小小波澜、并非偶然。这时五河三青团成立了，家在五河北乡聂圩子的国民党顽固分子聂淦是团长，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想唱对台戏，但搞得冷冷清清，他们那一套不得人心、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得到群众拥护，在作风上给群众的观感也不一样。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比不过共产党、所以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在暗中阻挠和反对统一战线的工作。盛子瑾到皖东北想有一番作为，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引起了国民党政府不满、和新桂系以及地方封建势力矛盾日深。在中共特支的推动下，皖东北抗日统战线局面在上层比较好，可是反共限共暗流早已存在。当时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对这些都若明若暗，不甚了解，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才逐渐明白。

王尔宜在五河工作队时间不太长，但他与工作队队员建立了友谊。他不安于这个工作，他的目的在于从政，所以到五河不久，即返回定远找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去了。临行前我们为王尔宜送行，当时正是暮春时节，我们组织了一次城东淮河边的郊游，临行我们全体队员把他送到20里外的小溪镇，在高唱抗日歌声中依依而别。

5月间，蚌埠日伪军派几十只汽油划子到五河“扫荡”，船过五河未停留，先到双沟，盛子瑾的部队在这里进行了阻击。过了一天，日军从双沟退回，占领了五河县城。当日军从蚌埠出发时，五河维持会长赵兰阶未同日军同船，而是单独从陆路来五河上任，谁知半路上被区政府捕捉送到县政府，第二天早上被拉到城北火神庙北边的场上（五河通称这里是凌胖子场）杀了头。等到鬼子从双沟回来占领五河县城，我们工作队即随同县政府坐船从浍河退到小圩子。五河县长原为李东仪，不久换了卢新民，后又换了盛子瑾系的陈大瑶（兼支队长）。

我们随陈大瑶住在双河集，为五河日寇所侦知，一天拂晓，我们工作队离开双河集向西南移动，刚出镇不到两里，迎面日军大炮机枪一齐打来，炮弹落在县政府瓦房上爆炸，冲出一团白烟，我们迅即回头后撤，但后边就是宽达数里的浍河（此处是香润湖），别无道路可走，大家一齐下水，徒涉过河，撤向对岸，中途水深至胸，几个女队员即在水里打漂，寸步难行，由男队员搀扶着往前走。幸好此时雨季未到，河水最深处只达到颈脖。日本鬼子机关枪架在片上向河里扫射，我们不知害怕，一面过河，一面还唱着抗日歌曲。县政府以及陈大瑶部队也是这样过了河。工作队未受损失，只是最年轻的郜大盘（辛航）脚被苇子戳伤。原来这是五河日军用汽船开到新集从背后向双河集包抄，实行偷袭，企图一鼓全歼抗日武装，但未达到目的。

到了7、8月间，我们转移到盱（眙）凤（阳）嘉（山）一带，工作队经费无着，又得不到陈大瑶的支持，即奉政治部命令，由邱奕盛率领返回泗县宋庄政治部所在地，我则和工作队另两名队员陈峄民、陈德化（凤阳中学同学）到五河二区工作，陈峄民任区长，我和陈德化任区员。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江上青在濉河岸边小湾子被地主武装伏击遇害了。

江上青的牺牲震撼了整个皖东北

新桂系控制的国民党省政府不满盛子瑾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委派反共顽固分子许志远为灵璧县长，并有代替盛为专员之说，许、盛之间矛盾很深。1939年初夏，许志远企图拉八路军反盛，盛则在张爱萍、刘玉柱面前诉说新桂系如何排挤他，许志远如何暗算他。这涉及到皖东北整个抗日统一战线大局，而灵璧北部还是抗日武装来往津浦路东西的跳板，地位重要。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日，出面调解盛、许之间的矛盾，邀请双方于灵璧张大路苏鲁豫皖支队司令部召开会议。盛子瑾以视察工作名义在江上青、朱伯庸等陪同下前往参加。在张爱萍、江上青等人努力下，会议取得成果，双方达成协议。会后，在灵北申村、大路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张爱萍、盛子瑾、江上青在会上讲了话，动员广大人民、各界人士携手抗日。会议结束时，江上青登上讲台教唱抗日歌曲，群情激昂。张爱萍对许志远早有警惕，曾劝盛不要走濉河边小湾子可绕道马厂返回专署。盛未听劝告，仍沿濉河返回。谁知许志远早与泗县反动大地主柏逸荪、王铸九密谋害盛，派王仲涛率部在小湾子伏击，江上青当场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朱伯庸和国民党抗日进步人士蒋茂林、张愚飞等，造成著名的“小湾事件”，盛子瑾幸免。时在1939年7月29日。

“小湾事件”震撼了整个皖东北。江上青的遗体安葬于泗县崔集，政治部为江上青等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抗演六队”的舒焚为追悼江上青作了挽歌。歌词是：

秋风里，陨落一颗大星，

陨落一颗大星，你去了，

带着音响，划过长空。

在封建余孽手里，

溅了你的热血，

让几十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

无限的哀痛，刻上我们的灵魂。

死者啊，

你是生花妙笔的江淹，

你是朗朗照人的玉山，

你是铁腕斗胆的股肱，

打开皖东北的今天。

死者啊，

愿你手持巨灯，

照着我们前行。

抹干泉涌的眼泪，

掀起倒海的飓风

这首词由“抗演六队”（队长陆万美）歌咏组长张君亮（笔名殊冰）谱写了曲子。在追悼会上，大家怀着激愤的心情唱了这首催人泪下的挽歌。江上青之死，对于皖东北群众，特别是与他共过事的人、受过他教育的人都无异于晴天霹雳。脱险回到青阳的盛子瑾也“垂头放声痛哭，极度悲伤，嘴里不住地叨念着江上青的名字”（引自王泽久纪念文章）。后来这首歌很快传遍皖东北，因为这首歌表达了广大青年对江上青的深沉悼念和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恨。

江上青胸怀韬略，才识过人，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鼓动家，他衔命赴皖东北工作，仅一年多，为盛子瑾出谋献策，推动皖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100多人的基础迅速发展为6个支队，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在各个方面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为后来我党在皖东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江上青逝世50年后，石青填词《长相思》缅怀江上青，词曰：

濉水流，淮水流，铁马金戈善运筹，功垂岁月道。

思悠悠，情悠悠，红透山河寤寐求，江郎无怅惆！

江上青牺牲后，盛子瑾更感受到各方面对他压力加大，而我党我军则支持他继续坚持皖东北抗日工作。经过谈判，他同意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由张爱萍任主任、刘玉柱任副主任。这个办事处在全国罕见，各地或有八路军办事处，或有新四军办事处，唯独皖东北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至于许志远其人，1938年夏我在泗洪县管镇见过他，那时盛子瑾尚未过来，他和专员孙伯文矛盾很大，发生火并，打了败仗，逃向盱眙。在管镇活动过一段时间，在群众会上讲过话，是一个狡猾的政客式人物。皖东北根据地建立以后，他仍充当反共急先锋，和国民党马馨亭、赵觉民联合反共，在灵璧闹磨擦，1942年3月6日新四军四师在自卫战中将其彻底歼灭，许志远等被俘，后来又被释放。

王尔宜与灵壁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

我们三人在五河二区工作了几个月，与工作队断绝消息，不久县长换了，区长也换了，我们三人各自回家，等待消息。

初冬的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住在隔壁本家叔叔家里，一见之下喜出望外，原来他是谢景杰，我的老同学。他是从灵璧县政府来的，介绍说王尔宜已到灵璧当县长，五河一批老同学、老战友濮斗辰、邱奕盛、张光万、张学孟等都在，并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经常在那里活动。于是又联络几个青年化装穿过敌占区，一路风餐露宿来到灵北，路上在郑集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站岗的战士，我们以欣羡而又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战士。虽然只是一个战士，但其态度之和蔼，忠于岗位之英姿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在马公店，我们遇到日寇坦克沿泗青公路向东“扫荡”，隆隆而过。路过许大庄，在泗县二区正遇区长石青在审问土匪。路过高楼，著名的大地主高家大门口，两只冲锋枪守在门两旁，我们为避免麻烦，头也不抬，匆匆而过（高楼是淮北地区高姓大地主庄园，和霍邱的李家圩子不相上下，拥有数百武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淮北三地委、专署和三分区直属机关全住在这个庄园里）。我们进入灵璧县境，才松了一口气。从此，我们又和王尔宜一道工作。

后来邱奕盛告诉我，王尔宜是国民党省政府皖北行署委派的。邱奕盛接受政治部副主任廖量之派遣，率工作队一部来灵璧工作，廖量之入党后，被派到灵璧县政府担任秘书，做王尔宜的工作，并开展党的活动。廖与王是同乡，在大别山时即与王有友好关系，王尔宜在给我的信中，对江上青、吴云村、廖量之3人对他的帮助感念不已。

灵璧的气氛大不相同。八路军、新四军、孙象涵部、赵汇川部等抗日武装来来往往，国民党部队（东北军）也偶尔从路西经过这里前往鲁南。地方武装中孙象涵是个传奇式人物，打过几次鬼子，名声较大，我们几个青年曾拜访过他，他亲切接待，并发表抗日主张。王尔宜以23岁当上县长颇有点自负，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和八路军、新四军多有交往，合作共事。县政府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廖量之负责，如为抗日武装筹粮筹款，协调与各部队的关系。这时灵北（五区）党组织，由李济民（广涛）任县委书记，先后由苏英、宫伯奎任区委书记，发展了邱奕盛、欧远方、张光万、谢景杰等新党员。工作队建立了支部，由徐白坚、陈辉、刘健冰3人组成支委会，徐任书记。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但组织生活会经常开，小组会内容大体不外三个方面：学习理论，与群众联系，发展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对象。王尔宜从淮南路西带来一箱进步书籍，其中有《联共党史》（雅鲁斯拉夫斯基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我们常去借书看。王尔宜个人生活比较讲究，身穿笔挺的中山装，口袋别着名牌钢笔，抽的是成听的大前门烟。他和我们相处甚好，我们常去聊天，打他的“游击”。

灵璧县政府有两个中队的武装，一个中队是王尔宜从淮南路西带来的，带队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中共寿县中心县委书记的仇西华，还有一个名叫周文。仇西华已脱党，但抗战后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党工作，和我们关系很好，这支武装接受了党的领导。另一个中队是本地组织起来的，中队长辉号赵疙瘩（因他颈上长一个大疙瘩，故名，本名倒被人忘记了）。党派张光万任这个中队的指导员。县政府经常活动于濉河以北，九顶山以南，包括尤集、渔沟、白马山、郑巷、郑楼、王集、朝阳集一带。日本鬼子和汉奸雷杰三常来“扫荡”。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觉民积极反共，也常来骚扰、破坏。赵是共产党的叛徒，生活伪装朴素，平时身穿大襟蓝棉袄，腰束白腰带，口头上也以抗战相标榜，所以也颇能迷惑一部分青年学生。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由于不满盛子瑾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派反共分子马馨亭代替盛子瑾，并率所部进攻皖东北。我们党为维护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局面，提出”拥盛反马”的口号，协助盛部进行自卫反击，将马部击溃。盛子瑾为省政府免职，无法立足，率陈大瑶部出走淮南。王尔宜在此情况下面临抉择，或者执行反共政策，或者与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合作抗日。廖量之向王尔宜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王站过来，但王尔宜彷徨动摇，终于不辞而别，返回省政府。我们事前知道王准备走，仍与他朋友相待。王尔宜走后，县政府及两个中队的武装由党来领导，廖量之代理县长。不久，日伪雷杰三部与赵觉民相互配合，对灵北进行疯狂“扫荡”，仇西华和地方党员张树实（京渠人）均遭赵觉民杀害。我们退到九顶山区、朝阳集、大小丁公、京渠、独孤堆、岚山等灵睢边境一带活动。大约在4月份，八路军“胡大队”和日本鬼子曾在九顶山大战一整天，鬼子吃了大亏，拖了几汽车尸体撤退了。不久王亚箴担任灵璧县长。以后随着灵北的沦陷，灵璧县政府也撤消了。廖量之被调到邳睢铜地委机关报《团结报》任社长。我也于5月间调到中共睢（宁）灵（璧）萧（县）宿（县）县委当秘书。这个县委在宿东、大李集都有组织活动。县委书记王觉民，组织部长夏际霞，宣传部长林源，民运部长阎白山。没有政权，没有武装，有一支受党影响的地方进步人士戚庆福组织的游击队能经常联系。县委以青年救国团名义，活动于雎宁海（州）郑（州）公路以南。我帮助林源办了一份油印党刊《红星》，被廖量之发现。经他提名。1941年1月地委把我调《团结报》、工作，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

廖量之，1913年生，湖南湘潭人，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因办进步刊物《文研》而被捕，释放后和贺妆仪在上海创办“新东方出版社”，1937年任《新群》刊物编辑，抗战后到安徽舒城做抗日工作。1938年底随江上青赴皖东北，任“五游”政治部副主任。他身患肺病，经常吐血，仍带病坚持工作，他会办报，写一手好文章。主持《团结报》工作后，使报纸工作走上正常轨道、我的办报知识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1943年3月9日，廖量之因肺病不治逝世于盱凤嘉后方医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怀念他。

全国解放后的王尔宜

直至解放后，未得到王尔宜的消息。“文革”中造反派对我进行审查，涉及五河灵璧那段历史，居然找到了王尔宜。王尔宜如实写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分管党史工作，知道王尔宜住在上海。王尔宜在五河、灵璧工作期间，有完整的日记，涉及的人和事很多，是一份宝贵的资料，已交给党组织。据王尔宜来信介绍，抗战八年他都在安徽，大半在皖西、皖东北，后到皖南，抗日胜利后迁居上海，为一家生活而到处奔波，后经朋友介绍，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民政局当上了一个小职员。他在来信中说，他在任职填表时，在党派一栏中留了空白。他是根本未入过国民党呢，还是主动脱了党，就不清楚了。他工作之暇，做学术研究，和翦伯赞探讨过中国古代史有关问题，并有交往。解放后留用，工作仍积极热情，曾多次要求入党，虽因历史问题一时难于完全弄清而未能如愿，但对党的号召是积极响应的。曾为郊区农中编过语文教材。1958年主动要求下放青海柴达木盆地垦区搞文化工作，写过剧本，演过戏，并得过奖。1961年回上海治病，被迫退职、以退职金维持生活。

他爱学习，每月百多元收入维持生活，却以20多元购买图书，订阅报刊，有时也写点东西，向报社投稿。

1985年，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曾到他家去看他和他的夫人。那时他已年过古稀，两耳重听。行动也不便，家中摆满书架，书架堆满书籍、杂志、报纸。他说生活困难时期还曾卖了不少图书。相隔45年了。两人对坐笔谈。我心里也感慨良多，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清癯而又龙钟的老人。遥想45年前的“王郎”，英姿勃发。恍如隔世之感。王尔宜对这次会晤很激动，在他给我的信中说：“几十年不见。一朝把晤，快何如之。”

王尔宜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爱国青年，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投身抗战，在大别山、六安、舒城一带两年多，与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江上青、吴云村、廖量之等过从甚密，在交往中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和党有合作关系，在皖东北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工作积极，对抗日起过良好的作用，可惜未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学习马列书籍、研究社会科学，可惜未能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与他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生活习惯、世界观不无关系。

王尔宜晚年仍追求进步，关心国事。学习不辍，并从事写作。“文革”中找他写证明的达100多人次，帮助许多人弄清了政治历史问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自称，在大别山时期，他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军政人物如张淦、李文田等一批人有交往，想把这方面资料整理出来，对地方史志有所帮助，也算对社会的贡献，并说他曾为舒城写过长篇回忆录，“为党的统战政策唱一曲热情的颂歌，并寄希望于第三次国共合作”。

我对王尔宜了解不多，不好对他的历史作全面评价。对照江上青赠给王尔宜的《如梦令》，再仔细琢磨，我感到这首词不仅在当时有劝勉的意思，也是对王尔宜的谶语。50年后，这个谶语，基本上应验了。

（原载《江淮文史》199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欧远方（1922—2001），原名元方，字智圆，安徽五河人。1938年参加抗日活动，历任《团结报》《拂晓报》社长，《安徽日报》总编，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安徽省委党校副书记、副校长，安徽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1958年，参与创办《虚与实》（《江淮论坛》前身）杂志并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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