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三顾茅庐这件事吗（揭秘三顾茅庐之案中案）

揭秘“三顾茅庐”之案中案

千百年来，“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故事，在中国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常常令人唏嘘感慨，津津乐道。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蜀相》，更增加了“三顾茅庐”的悲壮色彩。诗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成都的武侯祠，有一副对联曰：“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此联概括了“三顾茅庐”的所有内涵。诸葛亮与刘皇叔“隆中对答”纵论天下大势，颇有先见之明，足以流芳千古；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阿斗，为北伐大计，两上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诸葛亮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酬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因为“三顾茅庐”把中国人崇尚的“求贤如渴”与“知恩图报”的思想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三顾茅庐”的故事，得到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认同，从而成为千秋美谈。

“三顾茅庐”的说法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首先，它出自诸葛亮向蜀后主刘禅上的《前出师表》，表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刘备）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来，晋朝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采信了这一说法，记载为：“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尔后，宋朝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更是全文引用了陈寿《三国志》的说法。到了明朝罗贯中编写的《三国演义》中，从“徐庶走马荐诸葛”到“定三分隆中决策”止，“凡三往，乃见。”这五个字，被演绎成了波澜起伏、感人至深的上万字的锦绣文章。再加上各种评书、戏曲在民间的渲染，“三顾茅庐”的故事，由是深入人心。

从《前出师表》、《三国志》、《资治通鉴》对“三顾茅庐”的记述来分析，在“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和孔明应该是不相识的。可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另一种说法，这就让“三顾茅庐”的故事显得颇为扑朔迷离，似乎还有案中之案了。

另一种说法来源于魏国人魏郎中鱼豢私撰的《魏略》。《魏略》早已亡佚，其内容是在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出现的。当《三国志》写到刘备“三顾茅庐”后，裴松之作注释：《魏略》云：“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牦牛尾与备，备因手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欤！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自度如何邪？’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非无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今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刘备屯军于樊城，诸葛亮知道，曹操平定河北后就会来进攻荆州，而镇南将军荆州牧刘表生性犹豫不决且不懂军事，诸葛亮只好北行去见刘备。刘备与诸葛亮并非故交，又因其年轻（时刘备四十七岁，诸葛亮二十七岁），便把他和诸生一样对待。刘备与诸生集会完毕，众宾客都离去了，而诸葛亮却独自留下来，这时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因刘备曾以编织席履为业，故养成有空便编织的习惯，此时恰好有人递给刘备一些牦牛尾巴，刘备便自顾自地亲手编织起来。此时，诸葛亮便利用“结毦”进言，纵论抵抗曹军大计，刘备听从其计，部队逐渐壮大起来。“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从这一记载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诸葛亮不是由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而是“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找上门来的。鱼豢在《魏略》中的这一说法，似乎让“三顾茅庐”成了案中之案。

其实，在裴松之的注释中还有另一段话：“臣松之以为亮表之，‘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根据诸葛亮的《出师表》所说，应该不是诸葛亮先去拜访刘备的，这已经很明确了。虽然听说了另外的说法，但彼此各不相同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也实在是令人奇怪。这说明裴松之对此也迷惑不解。

可是，为何不同朝代的史学家在撰写这一段历史时都采信了“三顾茅庐”这一说法呢？窃以为，其一，从诸葛亮一生严谨的性格来分析，他不可能在大部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还健在时，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这与诸葛亮的性格和品质不相符。其二，在草庐中，诸葛亮为刘备作了如下“隆中对策”：“……今操己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深思熟虑的这一席话，可不是夸夸其谈的纸上谈兵，而是极具可操作性的。从此以后，在“隆中对策”方针的指引下，十几年四处飘零、四处投靠、无立锥之地的刘备，终于占据了荆、益两州，站稳了脚跟，与曹、孙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骄傲的关二爷没有认真地执行诸葛先生的联吴政策，最后不仅弄丢了荆州，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刘先主为了为兄弟报仇，意气用事，不听孔明等诸臣的劝阻，亲率举国之兵攻吴，结果大败而归，让三国鼎立的大好形势付之东流，最后还弄了个白帝城托孤。诚可悲乎？由此可见，从诸葛亮出山后的三国时局发展来分析，“三顾茅庐”之“隆中对策”比《魏略》的说法更靠谱。其三，为何历朝历代都把《三国志》作为正史，而未将《魏略》列为正史呢？其中一定有史实考证的原因，即《三国志》大于《魏略》。所以严谨的历代史家都采信了靠谱的“三顾茅庐”这一说法。

有人说，也可以把这二种说法合并起来理解，即诸葛亮先去见过刘玄德，而后在徐庶的推荐下，刘皇叔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出山。这种皆大欢喜的说法其实更不靠谱。真正靠谱的说法就是，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定策”。至于魏郎中鱼豢为何在《魏略》中提出这一说法，因该书早已亡佚，真假亦无法考证了。

假设，得了荆、益两州的刘备，如果在后期仍能坚决执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走向。可是，历史却没有假设和如果，正因为如此，才让“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诸葛亮，格外令人伤感和惋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