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为啥没记载夏朝 夏朝为何称后

纵观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商朝帝王“生前称王，死后称帝”，周朝帝王尊称天子，秦朝始称皇帝，那么夏朝帝王为何称“后”？

我们都知道，封建王朝的“后”，一般指皇后，皇帝的妻子。在这样的语境下，再看夏朝帝王称为“夏后”，读起来怪怪的，因此这就不禁让人追溯夏朝称“后”的原因所在。

甲骨文出土后，揭开了蒙在商朝脸上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史书不太相同的商朝。虽说甲骨文中没有直言“夏政权”，让我们无法确定夏朝的情况，但其中的“后”字，其字形却有助于我们探索夏朝称“后”的原因。

谈论“后”之前，先解释一下“王”与“帝”。

甲骨文中的“王”，直接且凶狠，就是一把斧头的象形，意为掌握这把凶器者为王，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斧钺为权力象征，在上古考古中屡屡出现，早已人尽皆知，因此夏朝时想必已有掌握斧钺者为最高统治者的意思，但有没有“王”这个字，如今还不能确定。

甲骨文中的“帝”，本义不明，或是架木焚烧祭祀天帝，或是源于花儿，或是其他，但根据甲骨文卜辞，商代统治者生前称王、死后称帝。周代之后，“帝”被称为大德之人，直到秦始皇时，活着的至高统治者尊号中才有“帝”。

因此，夏朝统治者应该不会称王、也不会称帝。按照史书记载，夏朝统治者称后，那么“后”到底有何特殊含义呢？

如今的“后”，其实代表“后”与“後”（与前相对）两个字。后和繁体字“後”原是两个不同的字，由于汉字简化，于是就统一称之为“后”。

所谓“後”，左部双人旁代表行路、行走，右部上面是“幺”表示绳子，下面是“止”表示脚，因此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用绳子栓住了脚，走不快而表现落后，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意思。

“后”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变化，但与“後”字相比，两者所代表的含义大相径庭。“後”表示前后，而“后”似乎有发号施令之意，甲骨文中的后字见下图A。

甲骨文中的后字，由“人”与“口”组成，大概相当于一个人正在发号施令，与“司”字字形（见下图）恰好相反。

对于“司”与“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即以“后”为君号令于内，而以“司”为臣执事于外，两者内外关联，所以用构形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两个字予以表达。

如果“后”与“司”一样，都是代表发号施令，那么夏朝称“后”的意思就明显了，即“夏后”代表夏朝发号施令者，命令别人办事的无疑是统治者。

不过，甲骨文中的“后”，并非发号施令，而是代表王后与养育之意，这无疑会改写传统认知。

首先，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

1939年，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两个儿子，为了祭祀他们的母亲而特意铸造。

起初，学者将之命名为“司母戊鼎”（下图），因为其中的“司”就是上图字形，与“后”方向相反，故而被命名为“司母戊鼎”。

但上世纪70年代，学者发现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可以一样。尤为重要的是，“后母戊鼎”更切合祭祀王后的实际情况。因此，如果定名为“后母戊鼎”，意思上更接近“商王之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1976年，考古妇好墓时发现“后母辛鼎”，铭文风格、形制、花纹等都与“司母戊鼎”一致，说明妇好也是武丁的一位王后。由此反推，“司母戊鼎”应该是“后母戊鼎”，其中“司”应当是“后”的意思，两个字的字形可能相通。

如今，“司母戊鼎”已被公认为“后母戊鼎”，可见商代的“后”已有王后之意。

其次，“后”另一意思指生育养育

甲骨文“后”与“毓”（yù，但先秦时与“后”同音）同用，其中“毓”字形为C、D（见上文“后”字演化图片）。其中，图C犹如一位女性生子的情形（图D是图C的简化），几个小点代表羊水，头朝下是正常顺产，近代大师王国维就认为是妇女生育养育，所以妇女生子应该就是“后”的本义。

如果“后”为生育养育之意，那么夏朝称后就有另一种解释了，即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人们希望贤明之人，帮助大家发展生产繁衍人口，犹如父母一样帮助他们、养育他们，或许就此使“后”字派生出“君主”、“帝王”之义，恰如文献所说的“天生民而立之君”。

也就是说，“后”起初不是发号施令，本义是生育、养育，由此引申出“像父母一样养育人民的是统治者”，或者“统治者应该要像父母一样养育大家”。如果真相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人说“父母官”也就有了更古老的历史渊源。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代“后”似乎并无发号施令与君主之意，因此夏朝最高统治者是否称后也就让人怀疑。不过，既然史书言辞凿凿夏朝称后，那么在没有确凿否定的证据情况下，我们只能相信。

如果夏朝“后”已有统治者之意，那么“后”的演化情况可能为：本义为生育、养育，夏朝时被引申为统治者，后来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发号施令的“司”。最终，不知道什么原因，“后”、“司”、“毓”意思分离。

笔者认为，夏后之“后”解释为发号施令，无疑残酷而冷漠，但解释为生育、养育，由此引申出君王之意，反而更具一些“德”性，更具有朴素的原始社会道德观，也符合儒家笔下的“以德治国”的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