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石窟群在哪里（散落的石窟造像正在回家）

在今年的央视春晚特别节目“国宝回家”上，一件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鼻壁的主尊佛首，一亮相便引起了大家关注。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这件文物从发现到回归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疑似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在历史上流失的文物。经组织鉴定研究，判断应属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第8窟为隋代石窟，在开皇四年（584年）由晋王杨广下令开凿。

老照片中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18号窟西壁佛像

国家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在国家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这件国宝由拍卖行董事长、爱国华侨张荣与日籍文物持有人洽购后无偿捐给国家文物局，于2020年12月12日12时，重回祖国怀抱。据悉，佛首于2月12日（大年初一）起，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咸同斯福——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展”中展览展示至3月14日。待时机成熟后，有关部门会将这尊佛首送回原籍地天龙山。

这件佛首，只是天龙山石窟大量被盗攫后流失海外的佛首中比较幸运的一件，其他佛首的情况又如何呢？

记者曾在2017年采访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蒋人和团队与天龙山文管所、太原理工大学艺术遗产中心合作的“天龙山石窟数字化复原项目”。蒋老师告诉记者，截至2017年，已确认的140多件天龙山石窟造像流散于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台湾、香港等地的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经过几年努力，她们已为其中130多件天龙山石窟造像，构建了107个单体造像模型。

8号窟中，除了这尊北壁主尊佛首，还有另外一件东壁南侧菩萨头，现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我们期待有更多天龙山石窟佛首，还有其他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能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佛光再现

2017年8月21日中午时分，蒋人和与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老师林伟正，正在为下午将在OCAT（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北京）举办的展览做着准备。从2013到2017年，作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的副主任，蒋人和与同事们一直忙碌着一件事情——用3D数字建模的方式复原那些散落海外的天龙山石窟造像。比起自己2003年时的“数字化复原响堂山石窟的北响堂第三窟”项目，此次的天龙山石窟复原项目加入了天龙山文物保管所、太原理工大学艺术遗产中心等国内合作伙伴，计划复原天龙山25个石窟中的10个石窟，规模更为庞大。

“天龙山石窟佛像中的唐代雕像特别精美，菩萨就像天女，脸和漂亮的女孩子一样。”一脸静气的蒋人和向我讲起她心目中的这座石窟。作为早期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洞窟艺术随着佛教东传，南北朝以后逐渐兴盛于中国。比起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中国佛教洞窟的代表，天龙山石窟的名气并不逊色。隐没于山西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天龙山丛林中的这批洞窟，最早开凿于南北朝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唐、五代，不断增凿。在绵延500多米的距离上，西峰13窟，东峰12窟，25处石窟共有大小石佛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等1144幅。

经历明清之际的衰落，天龙山石窟有很长一段时间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附近寺院僧侣与居民，鲜有人知。1918年，随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建筑史权威关野贞的一次学术考察，及他在1921年发表的考察报告，神秘的天龙山石窟才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于关野贞其人和他的天龙山之行，后来的研究如李裕群在《天龙山石窟》一书中的讲述，还是基本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考察活动看待。但在关野贞之后，各国科考人员与别有用心的文物贩子纷至沓来，天龙山很快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据统计，仅在1923年一年，在外国文物贩子的唆使下，天龙山石窟被盗割后流失海外的佛像就有150多件，其中一部分则出现在海外的拍卖会上。

2013年起，与做响堂山项目的初衷一样，蒋人和带着为美术史研究保存资料的想法，穿梭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与私人藏家之间，不断与他们沟通协商，进行流失佛像的3D扫描与数字建模。几年努力下来，她的团队已为搜集到的130多件天龙山石窟造像，构建了108个单体造像模型。

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太原理工大学艺术遗产研究中心与天龙山文物保管所签订三方协议，共同开发天龙山石窟的数字复原项目。任务分工十分明确，“芝加哥大学负责扫描流散在国外的天龙山造像，其余二者负责扫描天龙山石窟本体与最后的石窟复原”。

在国际上，这种将散失文物与原有遗迹合成复原的案例尚属少见。在2003年亲手创建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的美术史家巫鸿看来，这也是世界美术史研究的趋势所在：“从研究单幅雕像的风格特点转移到整个石窟建筑，把雕像放回原境或上下文。”世界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大量雕像文物与原址遗迹分家，显然是一个大的历史现实，如何通过技术方式，从视觉上将这些文物放回原境呈现，将是一个对美术史研究颇有启发的全新尝试。

3号窟西北角的供养人造像

散落的造像

1918年，关野贞根据太原县地方志中有关天龙山石窟的简略记载“天龙寺，在本县西南三十里，北齐置，有皇建中并州定国（寺）僧造石窟铭”。翻山越岭，最终找到了石窟所在。久远年代的精美佛像，令他狂喜。在接下来的详细考察中，关野贞做了大量文字记录与编号工作。尽管此次考察遗漏了东西峰两侧的第1窟和第18～21窟，但他1921年发表在日本《国华》杂志上的考察报告，还是引起了轰动，他甚至有些得意地宣称自己“发现”了天龙山石窟。

1922年，关野贞第二次对石窟进行了考察。随之而来的学者络绎不绝，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1920年和1924年，山中定次郎在1924年和1926年，瑞典学者喜龙仁在1922年和1928年，曾先后前往天龙山考察，对石窟各时期的造像特点提出自己的见解。1922年，日本学者田中俊逸在调查中对石窟做了详细的记录、照相与系统编号，其编号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对太原佛教状况及天龙山石窟造像的开凿年代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与考察，为随后石窟遭到破坏埋下伏笔，但回头来看，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所保留的石窟破坏前的照片成为后来学者进行研究乃至复原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照片中，最重要的当属小野玄妙与田中俊逸的《天龙山石窟》最为丰富，这本1922年出版的书中，共收录了80幅当时由外村太治郎拍摄的石窟照片。

1923年的一天，一伙日本人来到天龙山圣寿寺。圣寿寺位于前往石窟的必经之路上，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圣寿寺的和尚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保护石窟的责任。日本人找到寺中的净亮和尚，掏出10根金条贿赂净亮帮他们盗割佛像。随着价码不断上升，净亮终于被拉下了水，成为天龙山石窟被大量盗割的帮凶。

盗割首先从开凿最早的东魏双窟——2号与3号窟开始。双窟历史悠长，公元534年，东魏丞相高欢权倾朝野，他为自己在天龙山修建了一座避暑行宫。由于崇信佛教，高欢随后命人在天龙山东峰开凿了两座石窟。这是两座三壁三龛的方室，窟内正壁供奉释迦佛祖，左壁为弥勒佛，右壁则为阿弥陀佛。雕像继续北魏造像传统，佛像清秀，衣纹生动，这种后人所谓“秀骨清像”的造型特点，正如学者李裕群在《天龙山石窟》一书中的描述：“更多地注重表现造像的精神面貌，表现手法以线条刻画为主，强调衣纹的动感和韵律感。”

东魏双窟开凿之后，天龙山香火日盛。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帝登基，改国号为北齐，之后陆续在天龙山东峰开凿一座石窟，西峰开凿两座石窟，就是今天的第1、10、16窟。这一时期的造像，一改东魏时期的秀骨，立体感更强，追求表现人体健壮肌肉结构的写实手法，薄衣覆身，短发螺髻与印度佛教造型相似。

公元584年，隋朝晋王杨广在天龙山东峰开凿了第8窟。唐朝武则天以后，又在东西两峰共凿14个石窟。晚唐至五代的君主又开凿了最大的第9窟。历经几百年的不断开凿，天龙山石窟终于形成了目前规模。石窟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的无疑是唐代造像，其中尤以14窟与18窟为代表。唐代佛像多为水波或漩涡纹发髻，肢体丰满，薄衣贴体，体态婀娜，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第14窟中的两尊菩萨坐像，以游戏坐成像：一腿盘曲在佛座之上，一腿下垂并紧靠座前，颇为引人注目。

天龙山石窟中佛像的独特之处，还源于其石头质地，正如蒋人和所说：“与龙门石窟或者响堂山石窟相比，天龙山石窟雕像的石头很软，是砂岩石，所以线条可以很柔和，能够雕刻出一些包括脸部轮廓在内的细节，不会给人那么硬邦邦的感觉。即使在长安，也不存在这样的例子。”

1924-1926年，日本古董商山中丁次郎先后两次到天龙山，并开始在市面上寻购雕像。他经营的山中商会是当时国际文物市场的大玩家，其在北平常设机构，专门从事文物盗卖活动。收购来的天龙山佛像被他放进山中商会的仓库，随即偷运出境，流散于国际文物市场。山中商会最初多与日本收藏家交易，之后更成为天龙山石窟造像在全球主要的经销商。眼馋于山中商会的暴利，各国古董商纷纷前往天龙山寻宝。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天龙山精美的佛像几乎被割窃一空。大一点的佛像头部被割走，小一点的则整座凿走，少数如第9窟的摩崖大佛，由于体量过大难以运输，得以幸免。

搜寻与复原

截至2017年，已确认的140多件天龙山石窟造像流散于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也包括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对蒋人和来说，搜集资料就是一个不断寻宝的过程。2017年年初，她还在纽约一家古董商店出版的图册中惊喜地发现一件天龙山造像，立刻找寻过去做了扫描。

蒋人和最初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从导师那里听到天龙山石窟的名字。她的导师哈里·范德斯德本（Harry Vanderstappen）早在1966年便和学生玛丽琳·莱（Marylin Rhie）合作，在《亚洲艺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天龙山石窟造像：复原和年代测定》。“他们能做的就是拿着老照片去国外博物馆比对，哪个是天龙山的，是第几窟的。”导师的研究重点是样式分期，在蒋人和的印象里，那时导师已经统计分析了大约四五十件天龙山造像。这些工作，无疑为她日后的复原项目打下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初，蒋人和第一次前往天龙山。那时，天龙山文管所已开始参照老照片在做一些佛像的复原工作，地上散落着许多水泥做好的头像，没有门的石窟完全处于开放状态。一些石窟已经风化得很厉害，人上去也非常困难。

她真正开始着手用数字化方式记录石窟，还要到2003年。那时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刚刚成立，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办公室负责数字化技术的人找到她，希望合作设计一个可以使用计算机技术的项目。由于此前博士论题的关系，蒋人和很自然地想到了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峰峰矿区，最早开凿于北齐时期，这里的石窟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利用3D扫描技术进行数字化复原，正当其用。

2010-2013年，数字化复原的北响堂第3窟结合从博物馆借出的16尊石窟造像，先后在美国5家博物馆进行巡展，获得成功。这一项目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从博物馆借雕像很难，运费、保费太贵。也正因此，天龙山项目从一开始确立的目标就是数字化的复原与展览。

比起10多年前，技术上的进步非常明显，以前的3D激光扫描仪非常庞大，使用非常不便，现在有了手提式扫描仪。但对蒋人和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与极其分散的博物馆，还有私人收藏家打交道，说服他们接受扫描造像的请求。

蒋人和记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她就和前夫一起逛过位于京都的一家颇有名气的私人博物馆——藤井有邻馆，那里藏有大约七八件天龙山造像。等她开始做项目时，很自然地联系了对方。对方一直回复很忙，可等她后来再看，发现已有两件造像被卖了出去。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2017年春节期间，她扫描了其中一件经台湾流转到香港的造像，由分属不同洞窟的头与身体拼接起来的护法天王。

就这样，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蒋人和与她的团队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31处博物馆、私人藏家、古董店那里，陆续扫描复原了108件天龙山石窟造像。

与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团队相比，太原理工大学艺术遗产中心张晓的团队扫描石窟本体面积以及建模过程中处理数据。简单来说，数字化复原石窟的基本流程是，先用三维扫描仪扫描石窟轮廓，在电脑上完成建模——此刻的模型没有色彩，被称为“素模”——然后用高清照片覆到上面，完成石窟细部纹理与色彩的复原，之后再将同精度扫描的海外造像数字模型与石窟本体数字模型合成，形成完整的高精度数字石窟模型。

未来将在天龙山石窟落地的永久性数字展示环境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现存遗迹，借助AR技术，拿着iPad等设备就可以在原址看到复原后的造像。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2.12 艾江涛）

来源：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