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劫持英国伦敦（东方大人物在伦敦被绑架）

1896年10月的伦敦，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门外围满了群情激昂的英国民众和急切想要搜刮消息的记者，他们听说公使馆内关着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人物”，被清政府以极其无耻的方式逮捕并关押。

侵犯人权事小，对他们而言，敢在伦敦搞这种事情，明摆着是对堂堂大英帝国公权与尊严的践踏，这是绝对不能忍的。于是乎，群众强烈声讨，连英国政府也出面表示赶紧放人。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这位“中国大人物”的名头并不是非常大，别说英国人了，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压根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少人充其量只是去凑个热闹，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自己无意间的“善举”会对中国的历史进展造成如何巨大的影响。

这位“大人物”就是我们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这位伟大的先驱为何如此落魄，竟需要英国人出面解救？这事儿还得从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说起。

乙未广州武装起义是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一次伟大却失败的尝试，主要领导者中，陆皓东被捕获，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据记载，清朝官员为从其口中套出“同伙”名单，不惜用铁钉钉穿其手脚，用锤子敲掉其牙齿，惨绝人寰。陆皓东在狱中多次因疼痛休克，遭受数十天的酷刑后依旧坚贞不屈，着实是条汉子。

除此君之外，杨衢云于失败后匆忙逃走，却于1901年被清政府派人刺死在香港，孙中山晚走一步，被困于城内，剩余70余人被捕被杀，起义中坚力量几乎“团灭”。

话说孙中山后来能脱困，还得多亏他的助手郑士良机灵，后者从路人口中得知衙门按照惯例不会让差役搜查花船，因此以自己的财物为交换，从别人手上租下了一艘。两人乘船光明正大地突破了清政府的封锁线，一路直抵香港。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租界，清政府不敢跑去抓人，按照孙中山本来的计划，他将投靠自己昔日的恩师，时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康德黎（James Cantline），并找个地方暂时隐居，直到发起下一轮起义。

康德黎在香港乃至英国社会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藏个孙中山按理说并非难事，但后者显然低估了清政府情报系统的能耐，爪牙们不但一早就把孙中山的逃亡计划摸了个门儿清，还提前一步跟租界打好了招呼，准备把孙中山引渡回大陆。

好在康德黎通过时任港督的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那儿及时得到了消息，在恩师的帮助下，孙中山又只好马不停蹄地逃亡日本。然而刚踏上神户，孙中山随便在路边的报摊上翻了下报纸，就差点两眼一黑昏过去。原来清朝情报机关竟然在他抵达日本神户前就得知了消息，还提前通报给了日本政府；日本媒体将该消息登上头版头条，居然还将其称为“暴徒”、“巨魁”。

没辙，孙中山只好继续开溜，先是投奔了他在日本的忠实追随者，武士宫崎滔天，随后又是逃往檀香山，打算直接去不受引渡条约困扰的美国。然而令孙中山等人意想不到的是，清朝特务们似乎有了神通一般，无论对方往哪儿跑，总能提前猜到。甚至在旧金山时，清政府的爪牙们曾无限靠近孙中山，从他身上偷到了一些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物件，还打算将他当街杀死。好在鉴于他的价值，清廷下令只准活捉。

这下孙中山成了惊弓之鸟，左思右想，无奈之下只好再度动身前往英国，借道利物浦抵达伦敦，再次向恩师康德黎寻求帮助。直至此时，他才度过了一段勉强安稳的时光。

事实上，根据史料来看，孙中山在伦敦依旧遭到了清政府的严密监视。他就像是安装了行程码一般，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了什么地方，甚至是午饭吃的什么，探子们都能一一记录在案。1896年10月11日，趁孙中山与康德黎夫妇约定共赴教堂的机会，清廷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吩咐翻译邓廷铿，以广东同乡的身份设法与孙中山同行，将其诱骗至公使馆一带捕获。

被捕后的孙中山一度万念俱灰，他认为自己的下场将与陆皓东无异，甚至已留下“遗言”，称自己无论遭受怎样的拷打都不会屈服。他并非没做过努力，首先拒绝吃公使馆提供的饭菜，防止被下药；他在纸条上写下求救消息，裹着兜里的零钱扔出窗外试图引起路人注意，不料钱没了，纸条被送了回来，房间的窗户还被封死；试图与看守搭话，用某种方式争取对方的同情，不料周边的人认定他是坏蛋，都懒得搭理。

眼看山穷水尽，连孙中山自己都不再抱有希望，打算黯然地接受自己的人生结局时，意外来了。

原来，每天负责给孙中山送饭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个名叫柯尔的英国杂役，柯尔对孙中山绝食的行为很是不解，遂在某天主动搭话，问其原因。这让孙中山看到了一丝生机，熟悉西方文化的他很快用宗教文化与对方建立了友谊，等到时机成熟，他请求柯尔帮忙，将一封极其简短的求救信设法带出牢房，交给了康德黎。

康德黎在意识到出了问题后连忙做了两件事：首先，他找到了孙中山的行李，将能证明他是“政治犯”身份的东西全部销毁；接着，康德黎跑到了《泰晤士报》报社，声称有一位“中国大人物”在英国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绑架，摆明是在蔑视英国公权。

从古至今，西方媒体对这种带有政治色彩、能够煽动对立乃至激起民众情绪的消息倍感兴趣，可谓来者不拒，康德黎也是有身份的人，被他这么添油加醋地一说，《泰晤士报》立马派专人负责跟踪此事。不仅如此，他们还撰文对孙中山被捕一事做了详细报道，有趣的是，笔者甚至都不了解过程，而是依靠康德黎所说，把报道写得跟一部冒险小说一般。

果不其然，报道一出立马引起了巨大反响，怀着对神秘东方古国的好奇、敌视、猎奇甚至是单纯凑热闹的心态，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跑到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大门前，要求立马放人。要说这英国人真是吃得饱闲得慌，跑去凑热闹，竟然能在大街上从早到晚一呆就是一天，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不仅如此，业务能力丝毫不逊于清政府情报人员的英国记者们也设法打探到了清朝探子捕获孙中山的手段，更是大加批判。没多久，英国政府也坐不住了，1896年10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正式下达通牒，要求公使馆给个明确说法。

在短短数小时后，龚照瑗只得无条件放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完好无损地走出公使馆的那么一瞬间，人群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似乎在向伟大的英雄致敬。客观而言，在那个时间点上，孙中山还是个“有志青年”，甚至在中国国内，其名声也没有后来那么振聋发聩。围观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或许在他们眼里，孙中山的脱险更多意味着大英帝国的胜利。他们更想象不到，此举对遥远东方大国的未来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在此番解围后，孙中山实际上获得了英国政府无形的庇护，清政府吃过英国的大亏，便再也不敢打歪主意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经过这么一发酵，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名气陡然上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自发团结在他的身边，中国民主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