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女性要转变择偶观念（5年少生1957万专家着急了）

上个月中旬，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2021年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人，同比2020年的1200万又减少了138万，同时创下了1949年以来新低。梁建章计算得出，2021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5，这几乎低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对此，人口专家评论称，“虽然已经做好了出生率下滑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数据会这么辣眼。与此同时，这也说明去年推出的三孩催生政策‘无果’。”

查阅近几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以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为基数，过去5年我国总共少生了1957万人。更重要的是，即便有“全面二孩”政策支持，过去5年我国的出生率还是迎来了“5连降”。

无怪乎，经济学家马光远直言，催生“无果”后，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按照当前的趋势，未来2-3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就会跌破千万，这意味着很快我国也将追随韩国成为“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另有北大、清华的专家也发出长远预警：如果年轻人都拒绝生育，50年后，我国的人口数量会降到不足8亿。

有人可能会说，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都是不断萎缩的，少生多福，人口质量才会提升，未来国家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人才，而不是庞大的数量。

在财经作家王明远看来，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载体，人口的负增长对我国未来的挑战将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等方面。首先是城市衰败问题，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塌陷：不仅经济规模缩减、财政衰竭，无力维持城市繁荣，还导致城市生活环境的系统恶化，居民精神状态的颓化，以及社会治安变差等诸多问题；其次是区域经济格局重组的问题；再者是边疆人口结构稳定问题；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国际竞争优势下降问题，要知道目前中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很大程度是人口规模成全的。

此外，经济学家还指出，人口不断萎缩会导致我国的养老问题更加尖锐，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国情有本质区别，我们是“未富先老”，现阶段我国90%的老人仍然是“居家养老”。

综上，催生“无果”后，过去5年我国少生了1957万人，而且基于专业研究，最迟到2024年我国就将迎来“人口负增长”。换句话说，届时各种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问题，都会逐渐爆发，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降速、人口结构断层、劳动力不足等。

基于此，2021年5月31日，国家宣布“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即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为了鼓励生育，虽然“三孩政策”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专家们还是着急了，仍然觉得当前的催生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力度不够，急不可耐地纷纷提出新建议。俗话说得好，着急就容易出错。换句话说，未经斟酌推敲，未经调研的新建议难免出丑。比如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2021年5月份就提出了“要惩罚不生孩子的人”的建议，被网友怒怼是“把人当生育工具”、“不尊重人”；再比如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不久前也提出了“印钱生娃”（多印2万亿十年多生五千万）的建议，他自称是“找到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结果却引来专家学者以及普罗大众的“吐槽”。

人口警报拉响，专家着急，固然是好心，但不经思考地提出一些哗众取宠的建议，实属不该。在我们看来，有些专家的建议之所以会遭到“群嘲”，本质上是没有找准当下年轻人不愿意生的“痛点”。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了？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个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官方调查问卷给出的结果值得反思：生育成本逐年增高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生育成本到底有多高？2022年2月22日著名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发表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给出了答案：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其中城镇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63.1万元，二孩为49.7万元，三孩为37.7万元。

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育成本都高出一大截：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而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有人可能不解，城镇家庭养一个孩子平均成本为63万，怎么会这么高？事实上，这些费用支出，仅仅包括了孩子的教育、医疗、日常生活开支等部分费用，其中占比最高的住房支出并未计算在内。如果算上父母为孩子准备的学区房以及未来的结婚成家的用房，那么这份养育成本报告还将再高出一倍不止。参照2021年底，全国平均房价10458元/平，仅购买一套全国房价中位数面积100平米的房子，就要支出不低于110万（税费、维修基金、装修、物业费等）。

看到这些压在年轻人身上的“担子”后，与其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愿意生，不如说是生不起、养不起、没人带。而面对不断新增的住房、生育等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不消费”，开始自动躺平，有的甚至已经开始摆烂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专家看来，大城市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才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住房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购房首付款、税费、银行贷款等也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最大头的开支。央行报告显示，80%的城镇居民的77%的工资收入都用在了房子上。所以，鼓励生育的重中之重是解决亿万民众的居住问题。

不过庆幸的是，在过去5年连续催生“无果”后，国家终于动用“住房”这个大招了，即解决好关乎民生同时又制约生育率的住房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21年进一步收紧调控，打击投资炒作，遏制房价上涨，降低房地产金融杠杆。去年以来相继推出的涉房融资“三道红线”、房贷额度集中管理以及住建部等部委发布的“房地产三年整治行动”等，主要目的是稳楼市、稳房价，帮助更多刚需购房者实现居住梦。当然，最主要的变化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真的跌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12月，70个大中城市新、二手房价格下跌的城市范围逐步扩大，房价也重回“万元以内”了；

第二，去年6月、11月以及今年1月中旬，国家在三次重要会议上都提出了“推动解决符合条件的无房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而解决的方式并非是“让每个人都能实现买得起商品房”，而是从“多层次供应入手”，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发放购房补贴、因城而异实施人才购房新政等；

第三，从2021年6月到现在，全国已经有10多个城市响应“三孩生育政策”号召，重点推出了“生育与购房相关联”的新政”。比如甘肃张掖市临泽县，发布新政明确，生育三孩后家庭购房至多可获补贴的总额超10万元；再比如宁波市，二孩、三孩家庭购房，不同程度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此外，贵州、安徽、吉林等，也制定了多孩家庭购房可享受贷款政策优惠、申请公租房等优先权等新政。

可以想象，如果能顺利解决住房问题，让年轻人尤其是新住民乐业安居，毫无疑问将化解一个制约城市人口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不过，仅仅动用住房大招，仅仅是少数城市在购房贷款利率或公积金等层面的政策支持，肯定起不到立竿见影的催生效果。正如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所说，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在他看来，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

梁建章提出催生新建议，父母们赞同

在梁建章看来，鼓励生育是国家大事，理应由国家来重点投入资金解决。据其测算，我们需要每年需要3-5%的GDP投入才能把养育成本比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如此，梁建章还提出了一套自成体系且可全面推广的催生新建议，涉及现金税收补贴、购房补贴、教育改革、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等9个大方面。

在这里我们主要归纳总结前面4个方面的内容：1、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子女，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三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2、购房补贴。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

3、增建托儿所。国家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4、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具体是要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到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取消中考。

对于梁建章的新建议，父母们看了是表示赞同的——我们做了小范围的调查，快速抽调了10对父母的意见，结果显示10对父母全部赞同。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现金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建议，这三个建议内容几乎彻底解决了父母从生娃到带娃的方方面面。换言之，这些建议直戳父母们的生育“痛点”。尤其是购房补贴，如果真的能够顺利实施，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购房成本，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完全可以覆盖养娃、育娃日常开销。这一系列举措下来，或许真的能提升父母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