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者许金龙重返社会）

许金龙一家三口。（许金龙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

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相关部门还制定了帮扶政策，但政策并不覆盖蒙冤的无罪释放人员。

许金龙吃不了辣，也吃不了油腻的，一吃就爱放屁，这都是长期监狱生活所带来的后遗症。

在多方“轰炸式”劝说下，许玉龙开始“接受现实”。他的择偶标准不再是“未婚未育”，而是女方要比自己小7到10岁。

张丽琴认为三哥许金森挟恩图报，许金森则指责弟媳妇破坏兄弟感情。许金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夫妻经常为此吵架。

45岁的许金龙本想当快递员，老婆孩子陪着他去求职。

妻子张丽琴担心他不好意思开口，每次都冲到前面询问，他则抱着19个月大的女儿在后面等。

2019年11月中旬，夫妻俩跑遍了周边所有快递点，问了8家，只有一家肯收。

得到了“试岗”的机会，但听到快递的“规矩”后，许金龙自己打起了退堂鼓。他记忆力不大好，担心丢件赔不起。他想找份新工作，但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许金龙是福建莆田秀屿区人。1994年，东浦镇一老者在家中被杀，许金龙等四人被认定为凶手，蒙冤入狱，被判死缓，直到2016年才改判无罪，得以释放。

进去时是20岁的小伙子，出狱时已年过不惑，许金龙就这样与社会脱了节。

出狱三年来，他卖过茶叶、卖过酒、送过外卖，都不大顺利。近三百万元国家赔偿金已经花完，还欠下十几万外债。

想找工作，用工单位总嫌他年龄大，不愿录用。截至目前，他已待业在家超过一年。

曾为多位重大冤错案当事人代理国家赔偿的北京律师屈振红认为，除了给予国家赔偿，无罪者出狱后，同样需要在心理建设和就业方面得到关怀。毕竟多年的监狱生涯磨钝了他们的感知力，不通人情世故，缺乏专业技能，身体机能下降，出狱后能快速适应社会的还是少数。

但综合现有政策与规定，屈振红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解决许金龙们的困境。

“对他们关注不够，认为平反就应该是最大的恩惠了。”屈振红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2019年12月13日，许金龙（左）和另两个蒙冤者张美来（中）、许玉森（右）在一起。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关灯睡不着觉

2015年腊月二十六，离春节还有4天。福建高院宣告许金龙无罪，他被当庭释放。

晚上8点左右，许金龙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老房子里。多年没有坐过车的许金龙，下车后有点头晕，走不稳当，但还是在亲人们的簇拥下，放鞭炮、摔罐、跨火盆。

拜过父母灵位，二哥许金桂端来长寿面，他没胃口，还是扒了几口。

二十多人将屋里塞得满满当当。许金龙的面前是一张张陌生面孔，他们挨个问他“认不认得自己”，再一个个揭晓答案。

他被关得太久，早已认不清了。1994年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毁掉了4个年轻人的人生，许金龙是其中之一。

那年1月，莆田市前范村66岁村民郑金瑞在家中被杀，15公里外联星村的4人被控有作案嫌疑，21岁的补锅匠蔡金森首先进入警方视野，他随后将同村的许金龙、许玉森与张美来牵扯其中，蔡被判死缓，其余3人被判死刑，后也改判死缓。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犯罪，遭到了刑讯逼供。

这盆污水在22年后方才洗清。斗转星移，已是中年的许金龙一时难以适应。在监狱都是开灯睡觉的，回到家里，关上灯他就睡不着。

出狱第二天，侄子给许金龙买了一部1900多块钱的华为手机，先教他怎么用电话和微信。他加了一位在场记者的微信，正月初二晚上，主动发起了一场视频通话。发信息时，许金龙不会用拼音和五笔输入法，只能选择手写，在狱中不停写申诉状的许金龙，练出了一手漂亮的楷体字。

生活中各种琐碎细小的困难迎面扑来，需要一桩一桩地克服。

许金龙吃不了辣，也吃不了油腻的，一吃就爱放屁，这都是长期监狱生活所带来的后遗症。狱中难以吃上一次荤腥，回家后，许金龙不挑食，什么都吃。有了剩饭，舍不得倒，全都硬扒进嘴里，经常撑得胃疼。

狱中也没有筷子，没有瓷器和铁器。习惯了用塑料调羹，出狱后，许金龙最怕上酒桌吃饭，担心出丑，因为筷子拿起来“都会发抖”。

跟人聊天也是困扰。别人讲生意经，他听不懂，只能讲讲被冤枉的经历，然后陷入沉默。

一年相亲三十多回

法院通知开庭再审后，家人就推测许金龙即将被无罪释放。

在他出狱前，相亲已被排上日程。没有与许金龙商量，三哥许金森提前帮他说定了邻村一位女士，对方答应等待许金龙出狱。

许金龙出来的第二天，三哥说了这件事，许金龙询问对方条件，三哥说“文化程度不高”。

他不乐意：“我自己没文化，再娶个老婆也没文化，那不完蛋了？”

三哥又说，还生过两个孩子。

许金龙更抵触了，“那等于是结过婚的，我还去什么。”他没结过婚，没孩子，对伴侣抱有同样期待。

两个记者在一旁劝：不管成不成，先去见一面，表示尊重。

第三天，许金龙被强赶到邻村相亲，只想应付了事。

女人又瘦又矮，许金龙看不上。俩人在卧室聊了十几分钟，他主动抹黑自己：“非常感谢你能等我，但咱俩真不合适。我脾气不好，在牢里关着，脾气性格就更差了。”

女人问，“电话能留一个吗？”他说“，不合适，不需要留了。”

这种故意破坏气氛的举动，惹得女方不快，她很快再次相亲，嫁给了别人。

许金龙被抓前，没有恋爱经历，只相过一次亲。他在看守所时，通过收音机的夜间节目，交到一个异性笔友。他当时已经被判死刑，只觉得“这一生也没有遗憾了，还给女孩子写过信”。

他渴望找到爱情，但不愿将就。三哥劝他，年龄相似的女人，不可能没结过婚，如果没结过，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在多方“轰炸式”劝说下，许金龙开始“接受现实”。他的择偶标准不再是“未婚未育”，而是女方要比自己小7到10岁，可以有女儿，不能有儿子，要会做家务，两人能谈得来。

接下去一年里，许金龙都在频繁相亲，见过的女人“超过30个”。密集时一回见三四个，互留电话，回去再联系。同时跟几个人聊天，他“应付不过来”，有时聊“晕”了，会将女方信息记混，酿成笑话。

一些相亲对象会言语伤人，歧视他的经历。许金龙印象最深的话是：“你关里面那么久，虽然是被冤枉的，但你跟那些坏人在一起，多多少少会学坏。”

媒人建议他暂时隐瞒真相，就说老婆跑了，两人还没孩子。但他不愿隐瞒，他觉得，如果两人将来要走下去，说谎会出大问题。

他还会直白地提到，自己能拿到一笔国家赔偿款，数额未知，但其中200万要给自己的三哥，因为三哥为了帮他伸冤，欠了一大笔钱。有些相亲对象不愿意，双方就掰了。

最后一次相亲是在2016年10月19日。那天，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丽琴，张是餐厅服务员，工资两三千，有婚史，有孩子。

许金龙对比自己小7岁的张丽琴印象不错，觉得她长得很漂亮，性格直爽。张丽琴对许金龙的身高、长相和年龄都不满意，一开始没看上他。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已经被年龄限制了，在莆田的婚恋市场中，只能嫁给有孩子的男人。许金龙是个稀有的例外。

两人加了微信，第二天开始约会，聊自己的过去，许金龙还送了张丽琴一朵花。

谈了两年恋爱后，2018年5月，许金龙与张丽琴的女儿出生。同年年底，他们领了结婚证。

“命钱”被花光

与张丽琴相处期间，农历2017年腊月，许金龙拿到了290万元国家赔偿金。但三笔大开销后，钱就用完了。

“他的赔偿金接近300万，就买了这件衣服最贵，一千多块。”张丽琴指着许金龙身上那件棕红色皮衣说，2017年11月商场搞活动，这件衣服打折，他就“狠下心买了”。他还给张丽琴买了件价格上千元的白色西装。

村里人都知道这笔“巨款”的存在，人们只是好奇，许金龙是怎么花掉这笔钱的。

一大半是给了三哥许金森。许金龙说，“我刚出来就知道我哥欠了190多万。我不知道我能赔多少钱，就是想把他的钱给还上。”许金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为了救弟弟借了很多高利贷，自己实际上是欠了397万元外债。许金龙前后给了三哥一百五十多万元。

剩下的钱，几乎全部用在房子上。2018年11月，他在市区买了一套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同年12月底，又在村里老宅基地上，盖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

“是我逼他买的。我就怕他钱给人家骗了，快点花了，我心里才踏实。”在张丽琴看来，敦促丈夫买房、盖房，都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

张丽琴认为三哥许金森挟恩图报，许金森则指责弟媳妇破坏兄弟感情。许金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夫妻经常为此吵架，在2019年6月办了离婚手续。

许金龙发现，赔偿金带来的烦恼甚至超过好处。

屡次爆发的矛盾中，许金龙逐渐倒向妻子。夫妻俩听见侄媳妇（许金森的儿媳）说，“这条命都是我爸救的，那些钱都给我爸也不为过。”这句话伤了他的心。

夫妻俩后来和好，又生活在一起，但未办理复婚手续，在妻子的坚持下，许金龙与三哥的来往越来越少。他们经历了“共苦”，但在“同甘”处差不多已消磨掉多年的手足之情。

带着困惑，许金龙询问了一起蒙冤的张美来和许玉森。他们都拿到290万赔偿金，之后的情况殊途同归。

张美来的赔偿金在一年半里就花光了。他拿出一片摊开的烟盒，纸片上密密麻麻写了三列账目。

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张美来，几乎不识字，托女儿将能想起来的花销全记了下来，不为别的，专门给儿子看。

唯一的儿子前段时间跟他大吵，问他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近三百万怎么就花光了。

他索性都列清楚，第一列花费是置办物件，张罗宴席，买手机、电视、床铺、桌椅、冰箱、空调、洗衣机、三轮车、电动车等物，花了接近13万元。第三列是杂物花销，包括买茅台酒、钢筋、水泥、花盆、项链和其他，共24万元左右。

第二列花费是分给其他人的钱，以及盖房装修的花销。名单上写了接近二十个名字，各自都分了一笔钱：妻子50万，儿子40万，三个女儿各十余万，用于花销与还债。他还开了一个小店，将两层老屋加盖到三层，买了一辆车。

亲戚们都知道赔偿金是张美来的“命钱”。但有一些人，打着冤案咨询的名头找他借钱，希望他提供一笔“翻案资金”，拿到钱后就消失无踪。

张美来又拿出一张借条，以及借方的身份证和银行流水，用莆田话抱怨：“借了10万，说好每月两分利，怎么能给过一次2000块，就把自己拉黑了呢。”

“我都没买一件好衣服。”张美来身上的黑色夹克，已多处掉皮，还一直穿着，他说夹克值百十来块钱，还是女儿给他买的。

许玉森的赔偿金也花得差不多了。拿到赔偿金后，他第一时间还掉申诉欠款三十余万元；用了接近两百万盖房子，共三层，精装修；还给儿子买了一部车，父子俩在时间阻隔下，不太亲近，他说是补偿。

国家赔偿金，被视作蒙冤获平反者的“命钱”。短期内就花光赔偿金的，不止许金龙、张美来和许玉森。

河南的赵作海出狱后，用赔偿金的一部分给儿子娶亲，后做过保健品与理财产品投资，陷入过传销陷阱，65万元赔偿金很快被花完。

海口男子黄家光用赔偿款给兄弟几个盖了两栋房子，之后投过资，并在麻将桌上屡屡输钱，160万赔偿金在4年内耗尽，最后因为没钱偷牛而被刑拘，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吉林省的刘忠林，在16个月内花掉了460万赔偿金的近一半，先给了为自己伸冤奔波的表姐夫60万，又与比自己小22岁的女人闪婚，为对方买了房、车，花了很多钱，但领证7个月后，又离婚。

对他们来说，对亲人的情感补偿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不少人自己很快又陷入经济上的窘境。

放弃“创业”念头

恢复自由不久，许金龙开始“自救”。

2016年8月，他独自到“茶都”安溪进货。被导航引到一家茶叶市场，批发了八千多元的铁观音。

他盘算过，最贵的一档茶，每斤进价280多元，售价四五百元，最便宜的三十多块一斤，售价不超过一百块。卖得比别人便宜，肯定有竞争力。

为省下店铺租金，许金龙决定暂时不开实体店，而是通过亲人们把产品推出去。“金龙茶庄”就设在三哥许金森家的一楼。

拎着茶叶，许金龙去拜访亲戚们，他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做生意，“大老板多”，他将茶叶半斤半斤地送给他们，期望有人成为回头客。他还以茶叶经销商的身份，到工厂和商铺推销，正规地印了绿色底的名片，上面写着“以茶会友，诚信天下”。

双管齐下忙活了两个月，但尝的人多，买的人少。

直到一安溪的狱友见到了那些茶叶，“你这一百多块的茶叶，我们那儿二三十就能买到。”

出狱后卖茶叶，正是受到几个安溪狱友的影响，他们在狱中就强力推介安溪茶叶，说“好卖，赚钱，很多人都发了财”。许金龙因此在狱中就决定出去后要卖茶叶。

知道被“茶叶市场”骗了，2016年10月，许金龙跟那位懂行的狱友一起，再次去了趟安溪，在“中国茶叶第一镇”感德镇，又批发了三千多元的铁观音。

2017年1月，另一位狱友向他介绍了卖酒的门路：吆喝几句，有订单再进货，没有库存，不用事先掏钱。

许金龙将卖酒的收入继续投入到茶叶生意上，坚信人们品尝过后，会成为忠实顾客。他没想到，2017年春节之后，茶叶还没有卖掉，他知道他做不下去了。

复盘“失败”的茶叶生意，许金龙认为销售需要人脉，这不是他的优势所在。在朋友介绍下，他又开始卖饮水机，一个月卖出了七八台，只有两台是卖给了陌生人，同样“赚不到钱”。他决定暂时放弃“创业”念头，先出去打工。

没朋友，没门路，许金龙找工作也是多亏了狱友们帮忙。

2018年5月，他去莆田一家本土外卖公司应聘，没通过。

巧的是，狱友李明也在那里工作，出面求情，“这个人还不错，应该也挺勤劳的，年龄大一点没事。”每月跑单量第一名的李明，深得老板喜欢。

许金龙最终得到了一份当“骑手”的工作。每天从早上七点半跑到晚上十点，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由于曾遭受过刑讯逼供，许金龙经常腰痛，下雨天腰酸背痛，爬都爬不起来，更别说骑车送货，每隔几天就要请假停工。时间长了，他能感觉到老板“不太喜欢”。

半年后，2018年11月，他主动辞职。

埋在心里的创业之火再次燃起，许金龙想自己开个外卖公司。

镇上还未有外卖公司进驻，一个店老板说，如果他们真的开了公司，愿意合作。但两个合作伙伴都担心投入资金太多，创业风险过大，打起了退堂鼓。

那时，许金龙已在市区买了房子，但还没回村盖房，手里尚有二三十万余钱。他一拍胸脯，让两个合作伙伴各掏两万，剩余资金自己补齐。他心想，自己出钱最多，就是理所当然的经理。

两人还是觉得成本太高，合作破裂。许金龙想单干，到处找会电脑的人，“但是找不到，毕竟认识的人也少，懂电脑的都在外面做了。”

2018年12月底，钱最终花在盖房子上，许金龙失去了最后一笔创业资金。

“不包括无罪释放者”

同案的4个蒙冤者，蔡金森已携家眷去了上海，许玉森与张美来还留在村里，年过五旬的他们，找工作更加困难。

50岁的许玉森以前是村里排得上号的健壮青年，但现在“体力活就不敢谈了”，他找了一圈，没有适合的工作，有些迷茫。

刘国强是莆田秀屿区月塘镇司法所所长，曾给许玉森推荐过保安工作，月工资两三千，遭到了拒绝。

许玉森认为，当保安要被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大能走动，像是监牢，他接受不了。那是许玉森心中最大的阴影。说起这个，这个50岁的汉子突然流泪。目前，他和妻子都在家种田，自给自足。

53岁的张美来想做保安，但他不识字，看不懂入门登记名单，胜任不了这份工作。他在家门口建了一栋小平房，取名“美来食杂店”，卖些烟酒零食五金杂物。“解决温饱应该是没问题的。”在刘国强看来，务农、打零工至少都能养活自己。但月塘镇司法所并无针对许金龙等蒙冤者的帮扶规定。

2016年，司法部、中央综治办、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意见》，意在促进刑满释放人员顺利融入社会，但并不包括无罪释放人员。

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已有一些NGO（非政府组织），专门做蒙冤者回归社会的救助、帮扶工作，一些蒙冤者平反后，也会加入这些组织从事一些社会工作。美国洗冤计划的受益者，常常会被组织参加文艺活动、报告会等，既能让无罪释放者参与社会建设，也能让洗冤计划得到推广，帮助更多人。

屈振红认为，不论是有罪者还是无罪释放者，有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以及固定的社群，都有利于他们心理状态的修复。

对许金龙来说，当前最迫切的还是先找一份工作。

2019年12月15日，许金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想好了，接下来要找一份司机的工作。出狱后，他用了一年时间拿到驾照。

他理想中的工作是公司提供车辆，他只负责拉货，不搬货“。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当滴滴司机也可以。”

村里的房子2019年11月刚建好，他没歇两天，就在妻子的敦促下，行动了起来。

“好多人都说，他关了那么多年，挺可怜的，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觉得我没有必要把老公逼得这么紧。”但张丽琴也无奈，“说得有道理，可是现实就摆在面前，没有钱，这个年也过不好啊。”

（应受访者要求，李明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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