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不绝书馨相传（师承不绝书馨相传）

撰文 | 刘佩英

沈昌文，曾任知名文化杂志《读书》主编，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2021年1月10日离世，享年90岁。

沈公是我们出版界杰出、无法比拟的楷模与榜样，但他常说他自己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也因此，他觉得他一生跟从的老师特别多。我不免很好奇，像沈公这样的人物，他的老师都是什么样的角色，给予过他什么样的教益，能被沈公尊称为老师？了解他们的授业，那对我们这些普通出版人岂不是更受益？如今斯人已逝，谁来告诉我们这些事？

海豚出版社2015年曾经出版过沈公的书信影印集——《师承集》。这些信札的写信人，大多是出版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专家，如陈翰伯、陈原、李洪林、范用、曾彦修、刘杲等，也有一代学人如黄仁宇、陆谷孙、李慎之、吕叔湘、王元化、张光直、朱光潜等，一共二十五位。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学人们对沈公及其同事的组稿、出版等工作从多方面进行的指点与交流，包括办刊做书的理念、对读者的态度、选题建议、文风、编校质量等。沈公把这些给他写信札的人都尊为“我的老师”。

《师承集》，作者：沈昌文，版本：海豚出版社，2015年8月

因为是原件影印，我一字一字辨认，研读了所有信函，做了一些笔记。学人们或温情或愤怒或无奈或企盼的心理和神态跃然纸上，叫人拍手称快。本人不揣简陋，拟从六个方面做一番引用和阐述，以飨读者同仁。

谈办刊做书的理念

沈公在每个老师的信札前面，写了一段按语，揭示了与该位老师的交往和受益之处。沈公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老人对他的帮助可说最大，几乎每读一期《读书》，就来一信，谈他的读后感，并指正谬误。

吕叔湘致沈昌文信

在关于办刊理念方面，吕叔湘在1986年6月29日的信上说：

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辞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

“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应该说，吕叔湘这个读者定位准确地勾画了《读书》读者群体的形象。沈公说，这句话，对“我们现在还是极有教育意义的”。

吕叔湘在同一封信上还提到办刊要坚守的两条原则：

（1）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睛当珠子；

（2）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

这种“不把鱼眼睛当珠子”的话，清晰地表明了吕老的编辑出版精品原则。就是编辑要有眼光，善于选稿，知道稿子的好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刊出的每一个文字，对得起刊物本身，对得起读者。

另外两位很重要的人物是陈翰伯先生和陈原先生，沈公说这两位元老对他真是无微不至。陈翰伯先生青年时代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曾主管理论刊物《学习》的编辑工作，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兼总经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对编辑出版有深入的理解。

沈公曾经收到过陈老的一份材料，是关于文风的建议：

1.废除空话、大话、俗话、套话。

2.不要穿靴戴帽……

6.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11.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伯英雄排座次”。

陈老的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做图书的工作，经常发现有些作者简直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以套话、空话开头，以引文当正文，全都是他人的提法和成果，轮到该下结论、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就几句话带过，然后，全文或者全书就结束了。排座次的问题，也是颇为头疼的事情，顾虑太多，失去了初心和重点。

陈原致沈昌文信

陈原先生，著名的出版家，语言学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主持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了后人，可谓厥功至伟。沈公跟陈原先生接触非常多，陈先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本书就选载了二十几封。“好之欲为王，恶之欲置之死地”，陈原老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一直以来，我感觉到我们学界缺乏一种良好的学术辩论的训练，要不就唯唯诺诺，本着互不拆台的原则不作批评；如有争辩，则很容易进入一种人格的攻击，脱离了学术论辩的范围。这种“习惯”何时可以改一改？

关于对所刊内容的意见

与陈原先生类似，陈翰伯老先生不仅对文风提出立场鲜明的意见，对刊物选题方向也关心备至。有这么两页纸，陈老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10个选题方向，说“给《读书》出点题目”，其中包括：

社会科学入门（或ABC）

怎样阅读三本经典著作选读

《大众哲学》刚刚出版的时候

每期要有一篇或音乐、或美术、或电影或戏剧或体育或……（这样团结面可以宽些）

给领导干部开几本科学入门书

……

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给自己如此详细的指导，我估计沈公当时看了，肯定脸上笑开了花。

王元化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也是革命前辈。沈公说《读书》创办之初，还不敢同他交往，因此，本书收集的王先生的来信，都是写给沈公的编辑部同事，如倪子明、董秀玉、包遵信等。王先生不仅自己给《读书》写稿，也帮《读书》约稿，比如钱伯城、王延龄、何满子等。有一封信（时间不清，正好缺了一角）就谈到了对《读书》内容的看法：谢谢送来的《读书》第二期，得来信前，见到丁聪同志，我向他谈起，认为第二期还是编得很活泼、生动，只是太花哨了一点，有分量的文章少了一点，这是美中不足之处。还有一两篇有点像应景文字，恐怕一般读者不太欢迎。由于我很喜爱这刊物，希望这刊物对读书界多发生一些良好作用……。

名重一时的出版家、《读书》《新华文摘》创办人范用先生自然非常关心《读书》的工作。在给吴彬、丽华两位编辑的信里（6月16日，没有标明是何年），范用说：

推荐一读《城市观察》中的《14.回头看云门》，是讲林怀民的（国际著名的编舞家，本文作者注）。……总之，这是一本很能吸引人的书，尤其是文风。《读书》如能找到像这位作者，用浅近的文字来谈大陆的文化现象（大众关心的），我想一定也受读者欢迎。……

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位看一看《薪传》（云门舞集的代表作，本文作者注）。作为《读书》的大编辑，应多多了解中外文化现象及其背景。

本书选载了陈原老二十几封信，大多字迹干净，文雅秀丽。但是，其中有一封信非常潦草、字越写越大，最后一页居然五个字就铺满了全稿，一种难以压制的愤怒跃然纸上。说的什么呢？原来是在批评某文作者的稿件：

不加剪裁，实在令人失望。名家一红便忘记了人民的眼睛是在注视着哩……可见红人就不顾读者了，这是塞责，十分可气！

关于编校质量不留情面的批评

哪怕再好的刊物，都难免要出现文字差错问题。做编辑的都体验过，一本刊物或者一本书发去印刷前，心里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出版后被发现的一个两个文字差错，如同苍蝇般，会把全部喜悦毁于一旦。精通西学的陈乐民先生，写信作文都是用毛笔。在一封信里，他抱怨《读书》（三期）刊发他的文章里错字太多，说：

最不堪者是把所有四处“耶稣”都排成了“耶酥”，可能乐民当时正想着要去买桃子酥、杏子酥之类……

读了真是让人莞尔一笑，然又不由得会心里痛下决心去改过自新。

吕叔湘先生在1984年6月11日的信里也提到：这一期里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错字，想必已经发现了，那就是149页的标题把“落马”错成“罗马”，这恐怕必得在七月号里更正并道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颇有影响力的报人、出版家曾彦修，曾任南方日报社社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沈公尊称他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和老师，说其思维之开阔和行事之果断方面，常令人惊讶。在文字差错方面，曾老在1995年8月23日夜里给沈公写信：

《读书》八月号收到，今天立即翻读一遍，有几处重要的错字，其中有一处似不能不更正，因为完全把史实与意思弄反了：p106倒4行：“斯大林一次乘军舰出到北海上巡游日本……”，其中“日本”一字为“时”字之误，特此更正。

对于文字格式，老师们也是没有放过。陈原先生在一封信里，谆谆叮嘱、着急上火的样子，非常可爱，如见其人。对于屡次见到一个拉丁单词在上下两行的错误分割，他说：

我不得不再作一次呼吁。我记得，这是第三次了。这种分割法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这个杂志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杂志，不允许在外国语方面出这样的笑话（以前出过）。为此，建议每期的拉丁字要有一位同志检查，检查A）拼错了没有？B）分行是否适当？

学人们的无私和谦虚姿态

通读这些老师们写给沈公的信，除了感受到老师们对《读书》杂志的各个层面的关爱，也经常被前辈学人们的崇高品质所打动。他们学富五车，对于刊物问题能尖锐中肯地提出，但是对于自己的文稿，却是非常谦虚，通常都是作完全无私的表态。

陈原先生对自己文章的发表，非常低调。有一封寄给沈公的信里这样说：

拙作如用，乞注意以下各点：……万万不可作为头条，因为份量太轻，近乎补白之作。千万千万，拜托拜托。可放在《编辑室日志》之前，用小号字排……

曾彦修先生经常帮《读书》杂志审阅文稿，他总是作仔细的修改，还会反复跟刊物负责人详谈。1995年6月28日的信里，他谈到修改的某篇文章，认为内容重要，已做了仔细的修改，并强调如要发表：

将我改后的稿件过录后，交作者再审，作者同意后始得发表（千万，千万！）……

这种对作品和作者的尊重，真是让经常挥舞大棒强行改删作者内容的编辑们汗颜。

董桥致沈昌文信

董桥是香港出版人，也是知名作家。特别是《读书》刊发了柳苏的作品《你一定要读董桥》后，董桥先生在大陆红极一时。三联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曾经邀请董桥先生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盛会。董桥回信说：

（一）不必举行董桥座谈会；（二）我到时如能分身，想自费到杭州游三日……（四）如果成行，只请你们代订旅馆、派人接我飞机即可。

那种生怕给他人添麻烦的淡泊心态、文人做派扑面而来。沈公也自称常常为此神往。

《读书》如何竭诚为作者服务

本书沈公所挑信函，初心是想展示出版前辈老师们对一本杂志和个人的指导与帮助，但是字里行间，我也看到了沈公所代表的《读书》杂志是怎样组稿、怎样竭诚为作者服务的。这些做派，真是值得我们后辈出版人努力去学习。

著名华裔学者、哈耶克关门弟子林毓生先生跟《读书》多有联系，除了发表了多篇他自己的作品外，他还经常介绍其他学长的成果给《读书》和三联出版社。在他1987年11月25日给沈公的信里，我看到了一段：

贵店编印拙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仔细认真，深为感激。加入“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兼论容忍与自由”，甚佳。

可见此书是由出版社主动筹划并选编文稿，而作者本人对这个选本的质量是大加赞赏。这一方面看出了三联当时就具备的主动策划、参与选稿的编书思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三联编辑的学术涵养非常之高。而了解作者学术领域、高质量帮助作者选编审阅文稿，是对作者最大最好的服务。

书信里还处处可见诸如请沈公帮忙安排购书、寄书、转赠稿费等事情，甚至还有帮忙解决亲戚住房的事情，以及把稿件全权交给沈公等人去交涉出版的事情。杂志社对作者的要求与托付都细心解决，而作者对杂志社也是十分的信任。这让我仿佛看到了韬奋时代就给三联书店定下的理念：竭诚为读者服务。而《读书》杂志的读者，很多就是《读书》的作者。

在这本书里唯一可以被称为青年学人的，可能就是张隆溪教授了。当时，沈公盯着留学海外的青年学人，想从里面罗致一批写作人才，张教授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张教授在1988年6月19日的信里说：

《读书》对我也一直特别关切照顾，虽然远隔重洋，五年来仍一直寄书给我，使我每月仍像在北京一样，能及时读到新出的每一期刊物。您们的友情使我感愧不已。

后面张隆溪教授在信中又说到之前有一至五期因为搬家的原因未能收到。沈公就在这处地方作出了批示：“1-5请按新址寄一份去，平邮”。然后另有他人的笔迹在后面注明：“已寄。8.11。”

这种对作者极度负责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张隆溪致沈昌文信

当然，沈公也提到他自己一直认为是得意之作的一件“小事”。说有一天，沈老在北京的旧书摊上见到张光直先生老父亲当年在北京编写的《高级日文自修课本》，就赶紧买下来赠给了光直先生。哈哈，可以想象，光直先生以后再也跳不出沈公的“魔爪”，只能乖乖给他写稿了。这不是对作者的小恩小惠，这实在是出版人心中时时处处想着作者的表现啊！这样的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真是极其美好。

陈原先生致沈公的一封信里，开口就称：“‘不再担任总经理’沈昌文先生”。此信署名下没有注明时间，应该是沈老离任三联总经理后，陈先生对他的戏称，可见二人的友情与默契。

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师从”

沈公在本书中开门见山：从小到大，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师从”。读完这本书后，我理解了为何沈公说“干了几十年编辑出版，最大的乐趣是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老师——作家”，感受到为何沈公说“学人们的许多高见让我受用无穷”。出版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沈公从他的老师们的手里接下火把、在办杂志、出好书的路上一路奔跑，同样也给后辈出版人留下了珍贵财富。

《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沈昌文，版本：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

沈公驾鹤西去，我想，他是笑着离开的。正如《师承集》中林毓生教授给沈公的信中所说的：

先生在中国出版界数十年来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凡是关怀中国学术与文化及其未来的人都对先生的恭喜心存感念。此点先生足可自豪并引以为慰。今后，先生正可怡然自得，退而不休，以别的方式做先生要做的事。

谨以此文纪念永远的沈公！

作者 | 刘佩英

编辑 | 李阳 刘亚光

校对 | 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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