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哪一年捐赠国宝(张伯驹和稀世之宝)


张伯驹哪一年捐赠国宝(张伯驹和稀世之宝)(1)

在清末以后的北京书画收藏家中,张伯驹是一位较晚的大收藏家,他自一九二七年第一次收藏康熙所书的《丛碧山房》匾额,自号丛碧起,从事书画收藏近三十年,与其他收藏家相比,若论收藏之富他比不上别人,但论藏品之精,他可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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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藏品中,至少有五件是一般收藏家难以企盼的,也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希世之宝。这五墨宝是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道服赞》,从历史年代来说,均是晋、隋唐、宋的法书名迹,不要说一般的收藏家,就是故官博物院又能有多少这样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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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读者要问:张伯驹是怎样得到这些珍品的?这正是本文的主题。

先说陆机《平复帖》这幅帖卷,他最初是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见到的,一见之下大为惊叹。

晋代真迹能保存至今实为罕见。一打听,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清王府溥心畲所藏,当时他在上海任盐业银行董事。不久,他又听说溥心畲所藏的唐代名迹《韩干照夜白图》为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他生怕《照夜白图》被转手外国商人,流落出境,就急忙给当时主持北京政府的宋哲元写信声述此画的文献价值,请他查询,勿让出境。可是当他接到宋哲元的回信时,画已被叶某转售英国。张伯驹在痛惜之余,又怕溥心畲手中的《平复帖》再被上海古董商买走,于是就请琉璃厂阅古斋老板与溥心畲商量。为了使《平复帖》不至流出国外,便提出溥心畲如果愿意让,他可以收;如果溥急需用钱,可将此贴做抵押。溥回信是“心畲现不需钱,要让,价二十万元”。张伯驹因手头一时无二十万元现款,只得暂且作罢,但他心中无比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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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叶恭绰在沪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委托张大千致意溥心畲,以六万元求让《平复帖》,溥仍索价二十万,未成。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张伯驹在京度夏,交通中断,无法回上海,便在京住下。

年底,溥心畲丧母,急需用钱,由溥增湘从中说项,以四万元让出《平复帖》给张伯驹。卷帖刚刚到手,消息便传到日本人所雇佣的古董商白坚甫耳中,白即带三十万大洋上门索购。张伯驹断然回绝,道:”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此卷万一流落国外,我岂不成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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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收藏展子虔游春图及范仲淹《道服赞》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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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琉璃厂古董商马巨川、靳伯声闻悉东北有批溥仪出的故宫文物散失在民间,于是先后前往收购。靳伯声收得范仲淹《道服赞》、马巨川收得展子虔《游春图》。

张伯驹时任博物院鉴定委员,同任者还有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

张大千听说靳伯声收有《道服赞》欲得之,又被故官博物院院长马衡闻知,争相追索,靳伯声因故躲避。

一日,张大千、马衡同往张伯驹家中,商定由张伯驹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以黄金一百一十两谈妥。可是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上,胡适、陈垣以价格昂贵为由拒收。张伯驹闻讯,与夫人潘素商量私人收藏,结果鬻物借债,凑足百一十两黄金,从靳伯声手中买下范仲淹《道服赞》。

不久,他又得悉马巨川收得《游春图》。因为此画在《宣和画谱》中有著录,是现存世上最古的一幅画,于是急忙走访马巨川,马巨川答应出让,但索价八百两黄金。于是张伯驹约于省吾一起告知马衡,请马衡以博物院名义洽购收藏。马衡告院方经费不足无法收藏,张伯驹便亲自面告琉璃厂商人,谓此卷实系国宝,万万不能出境。与马巨川合伙的八公司亦顾虑此画出境有困难,便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与张伯驹洽商,愿以黄金二百二十两出让。

张伯驹回家与夫人潘素商量,说道:这幅画如不买下来,一旦流到国外,是要遗憾千古的,你要成全我。

夫人潘素是一位青绿山水的女画家,当然他也知道这幅画的价值,于是点头同意了。可是,为了收藏《道服赞》已将家中大部分金银细软变卖抵押,而今又到那里去搞二百二十两黄金?思之再三,下决心典出房产成全丈夫的收藏豪举。正好燕京大学要买房做校舍,他们便将典出的此房得以二百一十两黄金,终以二百二十两黄金买下了这幅存世最古的名迹《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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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张伯驹不惜化巨金甚至典家折产收藏希世之宝,一是他具有收藏家的目力和魄力;二是有爱国之心,怕这些希世国宝流落国外,限于篇幅,关于《上阳台帖》《张好好诗卷》的收藏就不一一赘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正直的收藏家,而不是巧取豪夺的收藏家,在建国初期,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以收藏家所难得的气魄,主动地,无代价地,将这五件稀世之宝连同另外五件珍贵书法——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草书卷,宋吴琚书杂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慷慨地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

此后,他在《游春琐谈》一书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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