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如何灭亡的（汉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文I 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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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东汉献帝让位于魏王曹丕，自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即天子位之后，刘氏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江山迎来曹氏新王室。

曹丕登基后，次月即改年号为黄初，行天子特权--郊祭之礼，追尊祖父曹腾、父曹操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邺城，另营建洛阳宫，居东汉旧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

但魏实际统治范围，仅限黄河流域的北边，在汉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认为魏室威严不足，长期与曹氏一党极力斗争的刘备在曹丕即帝位后次年称帝，盘踞四川省扩张势力。

占据长江中下流域的孙权效仿之，魏蜀吴相争，中国终成三分天下之势。

中国首次出现统一大帝国为秦汉之后，尤其刘氏所代表的前后两汉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统一产生分裂，此三国时代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中十分有趣的时代。

宦官当政

而汉究竟如何走向灭亡，这是了解三国时代必知之事，对于东汉王室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把弄权势，隔绝外臣与和帝之间的联系，于是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除去窦宪。

一般认为，此乃宦官迈向大权的第一步，和帝死后，皇后邓氏听政。

作为中国传统，宦官逐渐手握重权，依清朝史家赵翼所说，其后宦官与权臣相倚为奸，权臣若欲排挤对自身不利的宦官或其他权臣，必同一派宦官结盟，自此，宦官实力愈加不容小觑。

纵观中国历史，东汉及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祸最为惨烈然而唐、明宦官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换言之，东汉宦官之祸的特点为直接波及百姓。

为佐证其自身观点，列举群臣的各类奏折为例，其中尽是夺人田宅、掠人妇女、掘人坟墓之事，如此滥用权力，非仅宦官，皇族外戚及其他权臣亦多为之。

而宦官之所以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是因为其长期被贱视为低人一等，虽一跃成为权力阶级，却只是习得权力阶层的缺点与流毒，总之，宦官嚣张跋扈，遭一般百姓所怨愤已是事实。

公元126年，顺帝继位，顺帝虽在宦官孙程等人的拥立之下登基，但因其曾遭外戚、宦官排挤而陷失意境地，故在登基之后，即有志匡正时弊，扬汉室势威，措施之一是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任用于中央，予以破格待遇，令其担政治改革重任。

南阳(河南省南阳府)樊英就是第一个被推举至朝廷的人，此人在范晔所著《后汉书》中被归为方术者，其品行大略可以推知，但他在地方声望极高。

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是汉初以来施行的制度，今顺帝虽想趁政治改革之际，通过推广旧有制度收获成果，但依范晔之意，此举徒然沿袭前代弊害，且实际上樊英并未确立任何匡正时弊之策，樊英等所谓地方名士多为同类之人。

朝廷权臣中亦多有非议，称其为处士之辈，贪图虚名，一无是处。

名士党首领李固对此甚是愤慨，在写给好友黄琼的书信中称，王室自身志在改革，此乃辅政济民之良机，顺帝曾派遣周举等八人作为特使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地方的贪官污吏。

他们检举揭发与宦官同道之徒的不法行为，并请求免去其官职，李固极力声援，顺帝遂听从其建议。

但李固之所以能短暂实现其想法，受外戚梁商庇护之处颇多，而外戚正是与宦官串通才得到彼时地位，因此，李固企图通过梁商排挤宦官的想法本就不可能成功，只不过可以匡正地方的部分宦官弊害。

待顺帝驾崩，迎来冲帝治世，梁商之子梁冀反而与宦官勾结，陷害李固，顺帝发起的改革毁于一旦。

据范晔记载，梁冀的残暴非宦官之跋扈可比，而其在权倾朝野之时，有人结党对抗之说并非事实，大概是因为与天子关系紧密之人无人在背后施以援手。

当时天子桓帝曾因一私事与梁冀发生争端，于是借宦官单超等五人之力诛除梁冀，成功后将五人封为列侯，可谓将天下重爵送一家仆役，原本梁冀伏诛之时，官宦们为了收买人心，便让黄琼、陈蕃等名士执政，黄陈暗自认为此乃改革良机，照例推举地方名士担起改革重任。

但当时被推举的五名名士皆对时势持悲观态度，无一应允，如此，一方面有人冷静地对汉室前程持悲观态度，另一方面热心时政改革之人所采取的行动却又不免有矫激的倾向。

处士派首领李膺利用当时司隶校尉的职务，权力所及，处处抑裁宦官之众，声望极高，宦官遂向帝诬告李膺等人是党人，望其下达逮捕党人的命令。

此为桓帝延熹九年之事，官宦让反对派背负钩党之名，本是希望以钩党诸人为对照，表明自身为清流，殊不知此举反而掀起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则有钩党之众陈蕃以及外戚窦武。

尤其是窦武，以其高位，成功进谏桓帝解除钩党之禁，桓帝死，灵帝立，窦武以定策之功，权威益高，遂与陈蕃同心，计划在新朝之初，彻底扫灭阉党。

不料窦武关于诛灭宦官的奏章被发至一内官手中，全体宦官如自梦中惊醒，决定团结一致反抗窦武，先是收掌禁军，其后利用西北猛将张奂刚刚返回国都洛阳，对情况一无所知，以天子之名令其讨伐窦武，最终，窦武与陈蕃双双被杀。

翌年，宦官再次以天子诏书，下达党人逮捕令，此命令有多惊悚?且看党人张俭遭受的迫害，张俭系山阳高平的名族，宦官侯览的家族恰好在该地附近，其同伙恣意妄为，飞扬跋扈。

张俭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为党，与宦官势力相抗衡，最终落得党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缉，张俭遂开始亡命天涯，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将其藏匿起来。

张俭辗转各地，最终从河北北面出塞，逃至辽西地区，因藏匿张俭而伏诛者数以十计，张俭宗亲皆被殄灭，郡县为此变得残破。

类似事件虽然不及张俭严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层出不穷，宦官一日不亡，此现象一日不息，伴随全国范围内党争之事日益严重黄巾贼人突然发起内乱，彼时宦官阵营中有心之人认为应停止党争，灵帝听信吕强之言，发布大赦党人的命令。

据称，党人被释放回乡里后，地方士大夫慕名而来争相欢迎，但此时全国因受黄巾之乱的影响，依范晔所述：“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内乱发生权力分散

东汉一代，有人以盗贼之名扰乱地方秩序，不久成为中央政府一大问题，后被记入《后汉书》帝纪，安帝之时掳掠缘海诸郡的海贼张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剧贼刘某、周某等皆在此列。

之后，关于海贼、盗贼、妖贼等的记载屡屡见于帝纪中，如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渤海郡妖贼盖登自称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署置部下。

不过，规模最大者非黄巾之乱莫属，巨鹿郡一个名为张角之人，自称黄天，其部帅分为三十六方，皆头戴黄巾，在同一天反叛，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断在其同党之间，统制确立已久。张角借某种宗教集结徒党。

不过，关于张角与信奉类似宗教的其他人的异同，依据今日所能考证的史料，还存在矛盾之处，学者观点亦多少相互龃龉，尚无定论。

作者观点

综合各家之言，东汉顺帝之时，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有名为张陵之人，创立一个新宗教，集结徒党，其借宗教之名，称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师，入道之人起初皆称为鬼卒，后从中选拔祭酒与奸令。

祭酒为诵读《老子》五千言之人，奸令则为执掌病人祈祷方法之人，因其一般令教众上交五斗米，所以又被称为五斗米道。

邪教蛊惑人心

张陵将该术传与其子张衡，张衡再传与沛人张鲁，另据传，四川省巴郡有张修，巨鹿有张角，皆与张陵一派之术相近，虽无证据表明他们存在师授关系，但应该可视为同本同源之物。

与此同时，有名为骆曜者，以陕西西安为中心，向民众教授幻术缅匿法，集结徒党，骆曜一派向来被归为左道妖术之类，张陵一派则系统有别，张陵创建的太平道在汉中与巴郡虽势力不大，但经张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广泛宣传，因此徒党人数剧增。

依范晔记载，张角宣教以后十余年间，信众数十万，从直隶、河南、山东的大平原到扬子江流域，皆为其势力范围，然而，张角不满足于单纯宣教，他还册封三十六将军，将徒党组成军队，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同时预言自己将取代汉室即帝位，蛊惑天下人心。

事情败露，被政府知悉之后，遂奋起谋反，令徒党头缠黄巾，作为黄天之表象，所到之处，掠夺、焚毁村庄，黄巾贼的爆发令朝廷大吃一惊。

天子立即下诏，令各州郡防备，从河南陕西边界的函谷关到小平津，在洛阳周边的黄河、伊洛的要隘八关，皆设置都尉官，加强帝都防御，尔后令皇甫嵩、朱讨伐寇贼，皇甫嵩为名将之才，为了收揽天下人心，他请求解除拘禁党人的禁令。

宦官吕强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终于得以解除，皇甫嵩虽率领精锐部队暂时在贼寇起事的这一年就平定了内乱，但与黄巾联手起义的黑山、白波贼寇占据太行山脉，在山西、直隶、河南交界之处横行。

不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数认为难以挽回汉室的命运，信都令阎忠甚至向刚刚平定黄巾之乱而威望显赫的皇甫嵩提出热心忠告，称此时若不抛弃汉室谋求自立，将危及自身。

虽然皇甫嵩最终拒绝了阎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节，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认为汉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谋求自立，汉朝宗室刘焉见四方乱离之状，上奏朝廷说当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权甚轻，不足以保境内安宁，建议中央派遣重臣镇压地方。

其自身则考虑秘密前往交趾以谋自立，当时刘焉的建议虽未被立即采纳，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乱中遭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刘焉任益州牧，太仆黄琬任豫州牧，宗正刘虞任幽州牧，皆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范晔注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作者观点

汉家统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坏，地方分权之实成立，新任州牧之中，刘虞等人虽心归传统名节，奉戴汉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只能凭借自身在管辖范围的威信，贯彻奉汉之心。

总之，汉室威严不再，已无力统制地方，个人声望仅能维持秩序而已，当声望有朝一日为武力取代之时，天下必然呈现群雄割据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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