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国共合作的过程（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向蒋介石频招橄榄枝，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三次国共合作的过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三次国共合作的过程

　毛泽东向蒋介石频招橄榄枝

随着抗美援朝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想借共产党深陷朝鲜战争机会第一次“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在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势下，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而美台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暴露。台湾岛内相继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加上美国对“运动”的支持，台美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后来发生的刘自然事件，导致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捣毁了美驻台“大使馆”，反美怒潮迅速蔓延台湾岛。据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3月，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开始进行重大的调整。

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

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决台湾的行动。并表明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中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

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从1955年8月1日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到1970年1月20日，中美两国前后进行了135次会谈。

纵观长达16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在此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在未放弃武力解放的同时，强调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不失时机地对台湾当局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和平攻势。

1955年6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7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决的先例，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国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面对大陆伸出的和平之手，蒋介石从一开始就采取强烈的抵制态度。他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蒋介石常说，他倒霉就倒霉在国共合作上了。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样的名词让蒋介石不寒而栗。

9月24日，蒋介石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台代表团时宣称：与中共做朋友就会成为中共的俘虏，国家要存在就不能要共产党。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美国寻求援助。

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连声哀叹：“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为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很显然，蒋介石之所以苦苦哀求美国政府采取“坚定反共政策”，完全是想假借美国人之手圆他的“反攻”美梦。

但此时朝鲜战争的噩梦还深深困扰着白宫的当政者们，他们要比蒋介石清醒得多：“遏制共产主义”是美国一贯奉行的政策，“协蒋保台”也是可以的。但要与中国共产党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美国人是决不冒这个险的！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尽管蒋介石依旧痴迷于“反攻大陆”的美梦，对大陆的袭扰更是变本加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努力。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5月12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程思远时指出，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和为贵”的思想：“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2月6日，周恩来在印度马德拉斯答记者问时讲道：“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尽一切力量来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三天后，周恩来在加尔各答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在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他可根据自己的愿望留在中国任何地方。

当一位记者问中共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务时，周恩来笑答：“部长太低了。”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卫立煌应邀出席酒会。

席间，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当年，卫立煌统帅中国远征军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痛击日军，扬名中外。伏罗希洛夫对这段历史也是有所了解，便热情地握住卫立煌的手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笑着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为什么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 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号召台湾军政人员“应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主动请缨，要到香港找过去的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章士钊就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

经慎重考虑，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深深表达了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的诚意。

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到香港会见了许孝炎。

许孝炎名为《香港时报》负责人，实则是台湾当局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他与章士钊不仅是同乡，而且在抗战时期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甚密。此次香港重逢，二人分外亲热，感叹不已。

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给蒋介石。

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怠慢，当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奔“总统府”，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并详细汇报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

蒋介石听后，又拿着信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口中喃喃念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随后长时间沉默无语……

宋宜山到大陆与李维汉磋商“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呼吁，蒋介石虽再三宣称“中共的和谈呼吁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并疯狂叫嚣“台湾绝不会妥协，坚决反共到底”，要“反攻复国”、“扫除共产主义”，但私下里，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有所考虑。

蒋介石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希望，而中美在华沙的谈判又令他大为恼火。美国人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中共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呢？蒋介石越想心里越不安，于是决定探探中共的底细。

1957年初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把许孝炎从香港召回台北问话。

“你对中共最近这段时间的和谈宣传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开门见山。

许孝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以为这正如总统所说，是中共的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我们已经在报上给予了揭

露和批驳，提醒国人勿为中共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这只是一方面。”蒋介石似乎并不满意，打断了许孝炎的话，然后微微一笑，“我打算派人去北京走一趟。”

许孝炎大吃一惊，不知“老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哪敢再发表意见。

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何在，我们就难以针锋相对地制定出对策。与其在此猜测推断，不如派人去北京实际了解一下。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反共的国策有所改变，而是我们与中共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许孝炎依然一头雾水，想不通蒋介石何以把自己召来商议此事。

“我考虑去大陆的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如此即使泄漏出来，也不会授人以柄。所以，这个人要在海外选择。这个人不能在政府里挂有职务，但又必须是忠于国家的，而且能为中共所接纳。你对海外的人士比较熟悉，看看派谁去合适？”蒋介石又向许孝炎发问了。

直到这时，许孝炎才恍然大悟，弄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提出了三个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好，你立即与他们联系，最后把确定的具体人选报来。事情要秘密进行。”

许孝炎回到香港，立即着手进行童冠贤拒绝这一使命，而陈克文和宋宜山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蒋介石拍板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党校，是蒋介石的学生。后被国民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宋宜山去执行这一特殊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宜山对党国特别是对蒋介石忠贞不贰；其次，宋宜山身份比较灵活，官职较轻。另外，宋宜山的胞弟、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万一被外界发现，可说是去探亲；最后，宋宜山与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章士钊等同为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这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秘密抵达北京。

　宋宜山的到来，无疑给和平解放台湾带来希望。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了他。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

会谈中，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并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在京期间，中共中央除安排宋宜山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外，还特意安排他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宋希濂。

当时，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右斗争也尚未展开，整个政治气氛、社会面貌都显得生机勃勃，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两个星期后，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

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长达1.5万余字的报告中，宋宜山除详细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提议外，还着意描写了沿途及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包括农村丰收在望、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市场供应无缺的大好景象。

最后，宋宜山大胆陈词：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攻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他就猛地往桌子上一摔，大骂：“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蒋介石当即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留在香港算了，以后“立法委员”的薪水会按时寄去。

此时，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他便是愿意在两岸主动搭桥的“和事佬”--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生于浙江兰溪，字挺岫，号听涛，著名作家、记者和文史学家。他一生结交了许多大人物，据说“中国当代的有名人物，只要榜上有名的，几乎都认识”。

1956年7月1日，旅居香港的曹聚仁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秘密返回大陆。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鹏馆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等作陪。

席间，曹聚仁询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台湾‘和平解放’的票面里能有多少实际价值？能否兑现？”

周恩来立即回道：“当然能兑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就目前形势，曹聚仁认为：中共政权已经稳固，大局已定，蒋介石反攻大陆只不过是痴人说梦。因此要解决台湾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接着，他打了个不恰当的比喻：“国共这一对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桌边去谈？”

陈毅戏谑道：“此公爱做怪异之论， 但不‘ 非常’ ， 也还‘可喜’。”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约见曹聚仁。

据曹聚仁回忆， “ 毛氏代表着东方民族的坚强有志气的性格， 是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

至于谈论的内容，至今仍属国家机密，无法知晓，只知双方谈得非常融洽、友好。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步出居仁堂亲自送他上车。

正当曹聚仁忙得热火朝天之时，东欧相继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公开分歧，共产主义阵营出现动荡。

不甘寂寞的蒋介石又想借机浑水摸鱼，大肆叫嚣“反攻复国”的时机到了，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反应异常冷淡，曹聚仁的主张自然也就被冷落了。

“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流产

1957年10月10日至23日，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随着新中国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海峡两岸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美蒋在金门、马祖两岛屿防守还是撤离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鉴于国民党“反攻大陆”无望，为了避免与中共直接冲突，同时也为了分割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美国逼迫蒋介石撤出金、马，制造“划峡而治”的分裂局面。这自然不为蒋介石所接受，尽管他一心投靠美国，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却是丝毫不含糊，申言“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驳斥“两个中国”的谬论，强调“大陆、台湾皆为我中华民族领土，不容割裂”。

面对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的和谈主张，台湾当局认为是“统战阴谋”，是改换“新花样”的和平攻势，借此“以政治颠覆台湾和外岛基地”。

据此，国民党八大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抗中共的和谈主张，“商讨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其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反共复国”的总方略。

“副总统”陈诚深领蒋总裁之意，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将“反共复国”工作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复国基地”台湾的各项建设；二是加强海外指导；三是争取国际援助；四是策进“反攻大陆”。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历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今后党务工作的重点将“致力于反攻复国的大业”。

“参谋总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提出的工作重点是：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加强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提高军人待遇；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等。并宣称“以上各项均为反攻准备之急务，深盼政府督饬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悉力以赴，使国军成为坚强无比之劲旅，以保证反攻复国之成功。”

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党务工作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蒋介石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议案。大会还选举陈诚、蒋经国等50人为中央委员，王升、石觉等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之所以在拒绝与中共和谈的同时，将对大陆政策由“军事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最终实现“反共复国”，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军事反攻”大陆政策的破产和失去了美国人对“军事反攻”的支持。

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共立场，八大制定的“反共复国”路线不过是“反攻大陆”口号的翻版而已，其实仍是一条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违背的路线。

如果说“反攻大陆”已经不能欺骗台湾与海外华侨中不明真相的人，那么相信“反共复国”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蒋介石自然心如明镜，但他无论如何也要一路唱下去。第三次国共国合作的会谈几经努力，几度流产，这种暗中的讨价还价当然不是当时两岸关系的主流。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势力抗衡。国共两党既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自然不能摆脱阵营斗争的影响，然而两岸关系的特性又注定了国共斗争的特殊性。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海峡出现了几次危机，几度激战，有趣的是这些战斗几乎没有酿成更大规模的冲突，而总是“适可而止”。

原来国共两党“不打不成交”，一打才了解了双方的意图和处境，逐渐在海峡两岸达成了这样的默契：本着“一个中国”的立场，粉碎美国人策划的“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对金、马攻而不取，蒋介石则始终不从金、马撤军。

美国人为达到“托管台湾”最后使台湾独立的目的，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金门、马祖历来是福建省辖地，蒋介石在此设福建省府，既保全了不因只有台湾一省而使“中华民国”沦为地方政府的体面，又可以据此反击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曾多次逼蒋从金、马撤军，而蒋则回答“无金马则无台湾”，强调金、马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可或缺，中共的攻而不取又正好为蒋介石提供了佐证。无怪乎有人说：毛泽东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这是两党真戏假作，以破坏美国阴谋的隐性合作。可以看出，蒋介石派宋宜山到大陆也是这种背景的产物。遗憾的是：蒋介石放弃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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