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陈钢何占豪谱子（为何梁祝的成功）

舞动在琴弦上的两只蝴蝶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始末

向阳光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群众化的典范之作。1959年5月下旬首演于上海，立即轰动全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俞丽拿独奏与乐队

这部作品问世六十余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以其“非常迷人和神奇的音乐”、“绝妙的旋律”而震惊四海，蜚声中外，享誉五洲，久演不衰。《梁祝》协奏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直至今日仍余音缭绕。究其原因，就是作曲家们勇于探索，把西洋交响乐同中国民族音乐有机融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创作道路。

一、圈定选题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位署名作者何占豪、陈钢之间，为乐曲的创作过程一直存有争议：远的不说，从2002年11月15日《音乐周报》报导“陈钢创作的‘梁祝’蜚声中外而首次入选美国斯卡莫奖”的消息起，到2007年6月7日在“上音”八十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中举办的展示优秀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前，不了解该协奏曲产生背景及创作过程的主持人，综合散播在网上、小报上的虚幻无稽之谈，将其当成“史实”向听众作介绍时，在场的何占豪按捺不住，便当即站起来加以制止。

著名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已半个多世纪，当年参与创作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首乐曲竟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现在几乎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了。随着乐曲知名度的提高，我和陈钢、俞丽拿三人是当年凭着参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和演奏而一举成名的小青年，也被人们看作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名人’。几十年来，记者频频采访，媒体年年曝光，因为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我们三个人被越抬越高，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自在。我一直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除了我和陈钢主创外，还有很多人也参与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协创，为这部作品费了不少的心力，流了不少的汗水。

这次论战，可以说是何占豪、陈钢之间的纠纷公开化以来，最激烈、最直面、最令人揪心的一幕。好在也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陈钢，并没有吭声回应。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与丁芷诺、俞丽拿等成了同学。他们当时学的大部分是巴赫、莫扎特作品，但下厂下乡劳动为工农大众演出时，却发现工人、农民兄弟们要听的却是越剧、沪剧，这使他们这些学小提琴的学生，很是“伤心”。

西洋乐器小提琴怎样才能被中国广大民众接受和喜欢呢？在系领导的建议下，1958年8月，何占豪与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六位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

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探索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他们联袂共同打造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主创何占豪在此之前，与丁芷诺合作写了弦乐四重奏《梁祝》，这首“小《梁祝》”可以说是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源头。

1958年初秋，盛夏过后，“热火朝天”的日子便开始降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

这年的冬月，音乐学院开始筹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曲目。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有同学提出写“大炼钢铁”、“全民皆兵”等现代题材。何占豪却提出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作素材，写一部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源于那首“小《梁祝》”。于是，“实验小组”将这三个题材，以一封“征求对以上题材意向”信的形式，带着同学们的期盼，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提送给院领导选择。孟波书记收到意向信后，并没有随大流，冒着风险、毫不犹豫地在一个表现爱情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打了一个“√”。因为当时正处“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示了孟书记的魄力和领导水准。从此，神奇的蝴蝶进入了胚胎发育期。那么，何占豪当时为何想到了提出用越剧音乐作素材？其理由有二：①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创编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②因他当时是浙江越剧团一名小提琴兼扬琴的乐队演奏员，对越剧音乐无疑是熟悉的。

何占豪年轻时，在台上表演

二、巧用素材

当这部作品得到国际社会和音乐界的高度评价后，“实验小组”组长何占豪曾多次在各种场合作了说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音乐不是我和陈钢两个人创造的，也有很多出自越剧演员。何占豪坦诚地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主旋律是“偷”来的。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然而，他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主题创作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越剧尹派唱腔中一句表达爱情的吟腔。原来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的尹派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见林黛玉时，唱前有一句“妹妹呀”，是越剧观众最痴迷的而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尹派吟腔，每次都引来观众阵阵掌声。于是，何占豪当时就想：老百姓为什么如此喜欢？这虽然是一个起调的腔，但却是感情宣泄的表达。此外，还在《白蛇传》的音调中提炼、发展成爱情主题和《楼台会》主题。音乐从哪里来？从感情中来。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情之所至，音之所在。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主题第一句开始，就采用了这句吟腔的音调。虽然整个乐段是取用了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但在每个乐句中仍然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一些深情的曲调，使整个音乐主题，既有江南风格，又有越剧风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芳华越剧团邀请何占豪为越剧《何文秀》和《沙漠王子》创作越剧音乐，当他第一次见到尹桂芳老师时，就用九十度鞠躬，致以敬意和感谢，并告诉她说：我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主题是从您这里“偷”来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京剧、绍剧、苏昆剧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素材是前辈戏曲演员与乐师们创造的。也可以说是我国音乐界、戏曲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炫耀个人所起的作用，否则将会受到前辈们无声的指责，也会给后辈们留下笑柄。

三、合作融洽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大型的音乐作品。说到和陈钢的合作时，何占豪特别指出：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美丽的，合作是成功的，矛盾是短暂的，友谊是永久的。

何占豪记忆犹新：“我和陈钢合作，时间是1959年2月至5月。当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题材确定后，我曾经产生过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不敢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是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先生对症下药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刘书记认为：何占豪同学有条件为小提琴民族化作出更多贡献，但是，也指出了何占豪过分迷信作曲大师们的天才，没有看到他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刘书记还说：“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正是这句话，解开了何占豪思想中的疙瘩，使他有勇气投入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中去。然而，刘书记又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我们这些“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青年学生有志气、有抱负，也写出了一些群众喜爱的作品，但终究是业余写作。要创作如此大型的协奏曲，如果没有作曲专业同学的参与，以及老师的指导，成功的可能性就较小。于是，刘书记建议何占豪代表“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去邀请作曲系的高材生、上海音乐学院最具权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副院长的学生陈钢，来参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写作。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交响音乐中至关重要的构思布局、和声配器等大乐队的写作问题，同时也可以和陈钢一起到丁院长那里去亲自聆听他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的指导。刘书记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长的大力支持。

以前何占豪和陈钢并不认识，但当他知道陈钢的父亲就是蜚声海内外的作曲家陈歌辛先生时，一下子就感到亲近了。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作曲家陈歌辛到浙江越剧团体验生活时，曾热情地辅导过何占豪，还用小提琴试奏过他写的一段旋律。所以，何占豪每次到陈钢家一起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见到陈钢妈妈和妹妹都感到非常亲切，因此，何占豪和陈钢两人的合作也超乎寻常的融洽。

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与夫人金娇丽

何占豪有民间音乐的底子，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比较熟悉。而陈钢不但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识的掌握比较全面，而且有相当的钢琴演奏基础。根据他们当时各自的特长，非常自然地形成了二人合作。

陈钢对乐曲的全局有着统盘的构想，对主题的变化与发展也有丰富的想象。他出了很多主意，如以引子的材料演化为塑造封建社会的沉郁的主题，继而发展为乐曲的总高潮。又如用第二小快板主题以改变节奏重音的办法，发展成抗婚的音调等等。

他们合作得很愉快，由于这种各自擅长的互补，写作进展也很快。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结构布局上形成了两种说法：①以奏鸣曲式来称谓，叫它主部、副部、结束部、展开部、再现部等；②以乐曲内容来称呼，称之为“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英台抗婚”“化蝶”等。

对西洋的曲式结构，他们虽吸收了西洋曲式规律性的合理部分，但是却未把它当作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故此，他们的作品已经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鸣曲式了，而是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

四、领导作用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过程，是在音乐学院、管弦系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谈到协奏曲的创作，何占豪特别提及了几位专家领导的重要作用。一位是时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长笛教授刘品先生，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里我想摘录“实验小组”中丁芷诺（丁善德副院长之女，见证人之一），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60周年之际，针对《梁祝》协奏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奇怪现象：①论作曲技术，当时的何占豪显然不如陈钢，因此有人就在节目单上把陈钢的名字放到了何占豪的前面，有时索性只写陈钢一人名字；②有人说，陈钢当时只是个学生，他之前从未写过大型器乐作品，这其中肯定是指导老师丁善德教授的作用。故而，有同学强烈要求署上丁善德的名字，并认为应排名在第一位；③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就把《梁祝》协奏曲的成功总结为某人的作用是“民族化”，某人的作用是“国际化”，等等。而特地撰写的这篇题为《……还原作品创作历史真相》的文章（细读下文，不言而喻）：

“上音”丁芷诺教授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品和他当时的同学朱迪、陈稼华、王蔼林等一起，经常讨论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来自部队，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较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在1958年春天，整个国家处于欣欣向荣的时代。刘品作为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便开始了小提琴民族化的实践，一步又一步地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为使全系师生从思想上提高对民族化的认识，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在系里展开了“要不要民族化”的大辩论。针对当时的许多观点，如：“马思聪的作品已经民族化了，还用得着我们吗？”“手指在琴弦上滑来滑去，把琴的把位都搞乱了。”“我们是拉琴的，作曲是作曲系的事情。”……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全系思想统一到“虽然马思聪先生用民歌写了不少小提琴作品，但还需要更多让群众听得懂的好作品”，“管弦系的青年学生也应该学习俄罗斯民族乐派，创造出中国的小提琴民族乐派”。这是思想酝酿的阶段。

第二，为在组织上落实民族化的工作，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从附中升上来的同学，例如，沈西蒂、张欣、朱英等，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具体分工是：何占豪、丁芷诺负责创作，张欣、朱英负责收集资料作理论探讨，沈西蒂以及随后加入小组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刘品考虑到民族化作为实验有可能失败，为了保护人才，最初没有让俞丽拿等参加。

第三，组织管弦系学生自己动手创作、改编乐曲。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作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如：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梆子风》，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等。由于新作品不断涌现，系里经常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业余作曲家，如何占豪、阿克俭、屠巴海等。

第四，1958年10月中旬，“上音”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及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部大一些的作品，向第二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院领导后，大家随即投入了劳动、学习、宣传等紧张的生活中，暂时忘记了创作的事。直到刘品乘船赶到温州，才知道院领导已选定《梁祝》这个题材。当时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无法创作小提琴协奏曲这样的大型作品。刘品花了一个晚上，听何占豪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给他打气，鼓励他：“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促使何占豪下决心一定要写好《梁祝》。

第五，“六边”活动结束，何占豪带着他与笔者合作写成的《梁祝》初稿给刘品看。刘品以较高的艺术眼光以及责任感，认为这个初稿“不行”。刘品对笔者说，“看来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跟你父亲（丁善德）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自己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我们曾邀请过陈钢，但他因要写毕业作品没同意）。”刘品这一关键性的意见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与丁善德的支持。从此《梁祝》就在丁善德的指导下开始进入后期创作。

父亲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如“是否采用奏鸣曲式”、“是用单乐章还是用多乐章”、“其故事情节如何与西洋曲式统一”等，都是在父亲把关下敲定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作品的署名很可能是“集体创作”，但是父亲却提出署上个人的名字，是他确定了何占豪在前、陈钢在后的署名次序。党委书记孟波也十分关心《梁祝》的创作，指出“投坟化蝶”不应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是代表了人民美好理想的浪漫主义。

第六，当《梁祝》创作已基本定稿时，刘品让管弦系小提琴教研组来组织小提琴专业学生以《梁祝》作为专业课内容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很快确定了俞丽拿和沈榕重点准备、担任正式演出的独奏者。正式选拔时，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也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两位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气氛如同节日般热烈。同时，刘品又请小提琴教师赵志华、陈又新在实验小组对演奏《梁祝》的一些特殊技法探索的基础上写成理论文章加以总结。

当时，《梁祝》的排练已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例如赵志华在“惜别”那一段中加上了动人的一句；各声部排练中，对配器、弓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笔者在陈钢遗失了总谱后参与了“小快板”那一段的配器。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没有刘品具体的组织和推动，还会有实验小组及其一系列创作成果吗？在何占豪当初没有信心时，如果没有刘品的竭力引导和鼓励，何占豪和笔者会投入《梁祝》的创作吗？如果没有刘品及时争取专家的指导，没有业余和专业的结合，仅仅依靠业余创作，还会有今天的《梁祝》吗？

纵观国内外的大型艺术创作，大多是以团队完成的——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日本名导演黑泽明的团队制作等。因此，《梁祝》是一次成功的团队创作实践，只是成功后的刘品“躲”了起来——他一生都很低调、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以至于我们至今找不到一张刘品和《梁祝》有关的照片，也找不到一篇论述他对《梁祝》贡献的文章。然而，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曾在他的领导下为小提琴民族化事业共同贡献宝贵青春的我们，有责任向所有珍爱《梁祝》的音乐爱好者还原这部作品创作过程的历史真相。”】

从当事人丁芷诺教授的文字叙述中不难看出，刘品书记在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刘品书记是多么的伟大与崇高。“实验小组”组长何占豪也多次说明：“在当时，确实是刘品书记具体策划、亲自一步步运筹把《梁祝》推向成功。”

当他们这些年轻同学在农村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感学非所用而苦恼时，是刘书记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使他们这些拉小提琴的年轻人感觉有了方向。当刘书记发现何占豪在小提琴上演奏《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风格，而又能够用越剧音调，与丁芷诺合作写出弦乐四重奏《小梁祝》，觉得何占豪可以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干力量，建议他把有志于“小提琴民族化”事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何占豪虽然是实验小组的组长，但实际上，小组的工作计划、理论探讨等活动，都是在刘品书记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当何占豪和陈钢两位作者决定将二胡的指法写进协奏曲时，有人以为：“用两条弦演奏不能发挥小提琴功能”，还有人以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坏小提琴的演奏法则”。有些责难，来自个别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尚幼稚的学生犹豫了。刘品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组织全系的专家展开论证，为两位学生的艺术创造提供实践与理论依据。

另一位是“上音”的丁善德副院长。《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标题就是他定的。丁院长说：“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不是很好吗?”为了使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何占豪与陈钢商量，想在配器中加一组琵琶。而丁院长立刻指出：“如果外国人想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音乐民族化不是简单化，不是加些民族乐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乐上下功夫。”即使在那个年代，丁院长就想到，创造民族的音乐不仅要使中国人喜欢，还要面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演奏中国的交响音乐作品。

“上音”丁善德副院长

丁善德教授在关键时刻，起了实质上的“艺术总监”作用。他在接受指导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任务后，他一堂堂课具体指导两个青年学生完成《梁祝》的创作。并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段，并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进行综合、梳理，取其精华。

此外，丁院长还安排了：①民乐系主任、国乐大师卫仲乐，特地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②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教授，他在《梁祝》的编写过程中从小提琴专业角度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不但写下了近万字关于《梁祝》的论文，还编定了很好的弓法、指法。并且给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③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陈又新教授，为“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还有一位就是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作曲家孟波。幸好，孟书记是清醒的。如果他当时在同学们所提送的“题材意向”前两者或任何一者上画了勾，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前两个题材的作品多半会被历史“遗弃”。孟波书记的明智“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革命歌曲。他本是个音乐事业组织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题材，倒也并非是政治上的先知先觉，他当时就识破了“浮夸风”，而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大炼钢铁”、“全民皆兵”这样一类生活所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加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小提琴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把作品写好。孟书记不但有远见地为“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选择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小提琴民族化的题材，而且在审听初稿时，提出了几条有关作品成败的意见。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孟波与刘品、何占豪

起初，当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的总谱完成后，便举行首次试奏。孟波书记发现了曲中没有“化蝶”这个部分，只写到英台哭灵、控诉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都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书记便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之嫌。当孟波书记问及“为什么省去化蝶”时，何占豪组长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孟波书记一听笑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你们不单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于是，“实验小组”着手进行修改，很快就完善了音乐结构上的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陈钢同学说：“孟书记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协奏曲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如果没有孟波书记这番谆谆指导，也许今天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没有那么美了。

然而，成功的背后，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交响音乐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决非一个业余组合所能胜任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当进一步创作遇到瓶颈时，院领导孟波书记就决定调用作曲系高材生陈钢与何占豪合作完成这首作品。当陈钢同学来主创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书记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孟波书记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在当时，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多么需要这种政治上的信任与保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拿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孟书记知道后，为了使何占豪与陈钢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他主动找两位学生消除思想上的疑虑。并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既然反封建的主题是进步的、革命的，那么，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听了这番话，何、陈两位主创者坚定了信念。

但是，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内的“自娱自乐”。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城市能否接纳它？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孟波书记不能不有些担忧。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那儿征求意见。石部长听完录音后，连忙说：“很好听！”孟书记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们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诚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而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这是多么的幸运啊！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协奏曲对于孟波来说，并非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

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的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书记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在“文革”期间，孟波书记，因为圈定创作《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被“炮轰”，有人批他“比杀人犯还杀人犯”。《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由于他否定“大炼钢铁”、“全民皆兵”这两个题材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到处挨斗，差点儿送了命。

风雨过后，梦醒时分，“彩蝶”又倔强、自由地展翅高飞，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重返人间。在1978年6月的《文汇报》上一个小角落发布了一条消息：当天晚上8点钟，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将开禁播放。这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乐迷或曾经学过小提琴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虽然听的是“文革”前的老版本，但是播音员清晰无误地报道了曲作者何占豪、陈钢以及演奏者俞丽拿的名字。

其实，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无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式如何风起云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只美丽的蝴蝶都不可阻挡地穿越了国界，飞到海外。尤其是在海外反华势力最猖獗的时代，许多对中国比较陌生的外国人听了《梁祝》协奏曲后，大惑不解：能创作出这样优美的音乐，难道是一个“凶恶”的赤色国家？很多老外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只能译为《蝴蝶的爱情》或更加香艳的《蝴蝶情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催人泪下，又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刚曾说道：“1981年，我到美国访问，许多华人告诉我，不少对中国比较陌生的西方人对大陆印象的改变，就是从《梁祝》开始的。有两位素昧平生的台湾夫妇请我吃饭，一个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邓玉屏，她告诉我，就因为在台湾听了更名为《殉情记》的《梁祝》，女士还特地摘下戒指——她的手都拍痛了。她的先生也说，有一位美国人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了，转而研究东方文化。”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解禁后的声望达到高峰，它的发行量已逾1000万张(盘)——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还有难以统计的盗版!而发行量最大的还是日本，演奏者是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她一辈子演奏《梁祝》，五次录制唱片，获得过多次“金唱片奖”，她演奏的《梁祝》发行到800多万张。

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

此外，美国小提琴家沙汉姆也录制过唱片，俄罗斯小提琴家文格洛夫多次演奏。在2016年第一届上海斯特恩国际小提琴大赛中，来自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小提琴家们精彩的演绎，更使人难以忘怀。

孟波书记，这位“总策划”为扶持一部经典之作，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引领攀登艺术巅峰的向导，自己要有为艺术牺牲的准备，才可能组织生产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优秀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的诞生，是经几代中国音乐家的共同努力催生了这颗明珠。

音乐美学认为：喜剧是把美的东西呈示给你看，而悲剧则是把美的东西撕开给你看，故而，也就更加牵动人心，荡气回肠。《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人的蝴蝶，它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对生命的礼赞，同时也确定了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梁祝》，不仅抒发了中国人的情感，同时也感动了整个世界。

五、难忘首演

人们耳熟能详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曾先后五次荣获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而它的诞生，需要回溯到1959年。

那年5月27日下午，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由上海市举办的“第一届‘上海之春’（前身：上海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何占豪回忆道：其实，5月4日，在学院“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我们在“上音”大礼堂先有过一次“内部演出”，由我担任小提琴独奏，陈钢担任钢琴伴奏，试奏了加入“化蝶”的修改曲。二十多天后，也就是正式首演的那天，“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演出。俞丽拿荣任小提琴独奏，并由此获得终身荣誉。樊承武（指挥系同学）担任乐队指挥，“上音”管弦系学生担任管弦乐队协奏。丁芷诺担任乐队首席，我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

在这次首演中，当整个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符时，场内居然鸦雀无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许听众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出不来了。指挥、演员鞠躬谢幕，台下却掌声雷动。何占豪从乐队中站了起来，陈钢从观众席中走上舞台表示感谢，现场听众的掌声仍然不停。

顿时，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重奏一次，以回应观众沸腾的情绪，这才满足了听众的要求。也许是成功了，听众、领导和前辈艺术家们都非常激动，纷纷向全体演出同学表示热烈的祝贺。

后来，在国庆十周年演出中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久，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奏响全国，传遍世界。国人称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此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其唱片的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在2000年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这不仅仅是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创世纪意义的礼赞。

何占豪与陈钢二人在短短三个月，就创作出了一部如此大型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并完成了舞台上的全部过程。其创作者竟然是“上音”的两个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了一片绿野”。此乃经典巨著！

神奇的蝴蝶，伟大的作品，绝妙的旋律，不朽的艺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定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梁祝》协奏曲的主创者——何占豪先生，耄耋之年时，在杭州举办五代同堂的音乐会上，当着至亲好友们的面，仍然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我和陈钢的独有成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曲大师何占豪老先生，这种“上善若水”的品性，“虚怀若谷”的胸襟，深受世人称颂。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收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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