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南方忠臣良将 衣冠南渡后的南北乱象

洛阳沦陷后，西晋帝国曾经的军政强人和豪门士族在北方难以立足，不得不扶老携幼地迁往江南。

他们仗着自己体量巨大，硬是活生生地挤进了由本地土著把持的江南，这也是江北侨族与江南土著博弈的开端。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馀人，时人谓之百六掾。——《资治通鉴》·晋纪九

司马睿初到江南，江南土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后来他们虽然承认了司马睿是江南的名义领袖。但以司马睿为代表的江北侨族，依然得用一种谦恭的姿态与江南土著相处。

“愿深弘神虑，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

但随着北方局势的崩溃，越来越多的江北侨族加入了南迁的行列，这使得江北侨族与江南土著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改变。

江北侨族开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江南土著，江南土著则迫于形势开始一退再退，既得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周玘一直都是江南土著在长江下游的重要人物。在平定张昌、石冰叛乱时，在平定陈敏叛乱时，在平定钱璯叛乱时，周玘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至于历史上都留下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传说。

但就是周玘这个一个江南土著的代表人物，后来却在江北侨族的挤压下步步后退，以至于被活活气死。他在临死前对自己的儿子说：我是被那些北方佬给逼死的，你如果不能给我报仇，就不是我儿子！

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

陶侃一直是江南土著在长江上游的重要人物，就在长江上游将要彻底平定之时，陶侃却被王敦逼得无法继续在荆州官场混了。王敦不但罢了陶侃的官，如还想杀了陶侃。如果不是陶侃的亲家周访从旁相助，陶侃恐怕性命难保。但就算如此，陶侃也被王敦欺负得没法在荆州生活，只能黯然离开荆州南下广州。

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六

那个年代的广州可不是今天的超一线城市，只是一个偏远州郡的治所。南下广州，几乎等同于被流放。

而江南土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顾荣也在不久之前病逝，这三位江南土著重要人物的失势，意味着江南土著全面衰落的开始。

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谘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八

光挨打不还手可不是江南土著的作风，面对江北侨族的咄咄进逼，江南土著开始反击了。

周玘死后，晋元帝司马睿想削弱周氏的地位，于是给袁琇发了一张委任状，命他接替周玘成为吴兴太守。

袁琇也是不知死活，他过分高估了东晋政府的委任状，兴冲冲地当起了新任吴兴太守。但没过多久，袁琇就被周玘的儿子周勰派人杀死了。

周勰以其父遗言，因吴人之怨，谋作乱；使吴兴功曹徐馥矫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众，以讨王导、刁协，豪杰翕然附之，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面对周勰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东晋政府却不敢深究，最后不了了之，新任吴兴太守由周玘的弟弟周札担任。

睿以札为吴兴太守，莚为太子右卫率。以周氏吴之豪望，故不穷治，抚勰如旧。——《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王敦扣留了陶侃，派自己的堂弟王廙接替陶侃，担任新任的荆州刺史。结果呢？王廙刚到荆州，马上受到当地将领的武装抵抗。

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以其从弟丞相军咨祭酒廙为荆州刺史。荆州将吏郑攀、马俊等诣敦，上书留侃，敦怒，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而更被黜，众情愤惋；又以廙忌戾难事，遂帅其徒三千人屯涢口，西迎杜曾。涢为攀等所袭，奔于江安。——《资治通鉴》·晋纪十一

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王氏尚且会受到如此待遇，其他人的遭遇怎样，就不用细说了。王廙比袁琇幸运，因为王廙的背后是强大的王氏，所以他保住了性命，但也仅此而已。

不过江南土著之间也非铁板一块，陶侃到广州赴任之时，也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广州的王机、杜弘、温邵和刘沈联手，以武力抗拒陶侃上任。面对这种危险的局势，有人劝陶侃不要轻易进入广州。但陶侃毕竟不是普通人，最终他成功击败了广州的反对势力，成为广州的新任刺史。

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劝弘取广州，弘遂与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俱谋反。或劝侃且住始兴，观察形势。侃不听，直至广州。——《晋书》·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六

这也就是陶侃本人素质过硬，如果他所依赖的只有东晋政府的一纸委任状，肯定也当不上这个刺史。

广州的前任刺史王机，也是广州当地的豪门士族。他在当地实力派的支持下成为广州刺史，却没有征得东晋政府的同意。而东晋政府面对王机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王机向王敦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东晋政府的合法任命，但要求前往交州担任刺史。

王敦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王机卸任了广州刺史，前往交州准备赴任。可他刚到交州，就受到了交州地方势力的“武力欢迎”。王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转身跑回了广州，还想继续做广州刺史。

机既为硕所距，遂住郁林。时杜弘大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执机节曰“当相与迭持，何可独捉”机遂以节与之。于是机与弘及温邵、刘沈等并反。——《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

但此时陶侃已经来了，王机没能在与陶侃的竞争中获胜，最终在竞争过程中病逝。

东晋政府对江南土著如此忍让，也不是他们缺乏血性，而是客观原因使然。

江南土著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但这些权力和地位都不是东晋政府给予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源于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成果。

如果在当地缺乏影响力，就算拿着东晋政府的委任状，也很难成为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至此，东晋政府的虚弱本质已经一览无遗。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摆设，因为他连最基本的人事行政权力都没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东晋帝国，其实只是一个由江北侨族和江南土著共同组建的大联盟而已。

对于汉族而言，南北朝这段历史过于悲惨，所以史书在说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夹杂许多的民族色彩。

大家对于两晋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无法统一中原，完全是因为领袖无能，其实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说起祖逖北伐，大家总是对晋元帝司马睿充满非议，认为他不思进取无心北伐，平白耽误了祖逖这样一员名将。

这实在是有点冤枉司马睿了，这根本就不是司马睿是否愿意北伐的问题，而是东晋政府内部本就派系林立。司马睿虽然是皇帝，但他受制于众多豪门士族，根本就做不到乾纲独断，就算他想北伐，又有什么用呢？

就算没人制衡司马睿，我认为司马睿不想北伐的决定也算不上什么错误。

刘曜攻下洛阳后，一把火烧掉了洛阳城，根本就没有占据洛阳立足中原的意思；

石勒从长江一线回师北上，从中原绕道而过，直接把部队拉到河北去了；

司马睿和王氏兄弟一直在苦心经营江南，从来不曾试图大举收复中原。

刘曜是前赵开国皇帝，石勒是后赵开国皇帝，司马睿和王氏兄弟是东晋帝国开创者。这几个人都是站在时代顶端的大人物，可他们对待中原的态度惊人地一致：绝不立足中原。

我不敢确定洛阳有多大价值，但我敢肯定一点：刘曜、石勒、司马睿和王氏兄弟肯定比我有战略眼光。他们都不选择立足中原，只能证明当时的中原根本就不值得过分重视。

当时，中原地区由众多小势力共同控制。无论是匈奴汗国还是东晋帝国，都只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渗透，却没人愿意把战略重心朝中原转移。

史书习惯性地拔高了祖逖的历史地位，这是过分看重了个人能力，忽略了当时的客观情况。

石勒对祖逖说：希望你不要越过黄河一线，祖逖同意了。很多人说这证明石勒怕了祖逖，其实说反了，这恰恰证明祖逖向石勒妥协了。

如果祖逖真有完全收复中原的本事，他怎么可能答应石勒的这种要求呢？正因为祖逖没把握真正击败石勒，所以只能借着这个台阶下来。

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晋书》·卷一百五·载记第五

石勒的北部有鲜卑段氏占据幽州，鲜卑拓跋氏占据并州，东部有曹嶷占据青州，西部有刘曜占据关中。

在这种虎狼环伺的环境中，石勒当然不希望南方再起战事。于是才有了石勒与祖逖的和谈，但这并不能证明石勒怕了祖逖。

随着石勒和刘曜的势力逐渐巩固，再加上江南和中原的关系微妙，祖逖终于明白了这个四战之地有多尴尬。祖逖的处境是进退两难，很快就在抑郁中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