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理论主张有哪些（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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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旗手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首先在于他在《与元九书》等文中，对《诗经》以来的诗歌发展以及一些具体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扼要的总结性的评述，提出了一套比较正确而全面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一）他主张诗歌必须为时事政治服务，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因此，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尤其强调要“为民”而作诗，要“惟歌生民病”。他用这个标准去衡置过去历代诗人的作品，对六朝以来那些脱离现实的“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歌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对屈原、李白、杜甫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不满的看法。这些论述虽然有些矫枉过正，有所偏激，但他这种坚决的态度，对于抵制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也有其现实意义。

（二）他认为诗歌要根植于现实生活，反映真实感情。他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又在《秦中吟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可见白居易是主张诗人要关心时事，从实际生活中吸取诗材，培养深厚的感情，才能有感于事，动之于情，兴于嗟叹，发于吟脉，以致形成歌诗的。

（三）他要求充分发挥诗歌“感人心”的巨大作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平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这里，白居易以果木的成长过程作比喻，形象、系统地提出了诗歌“情”和“义”（内容）、“言”和“声”（形式）的四要素，认为只要把四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能使诗歌产生“感人心”的巨大作用。（四）他提出诗人要同时承担起“暴露”和“歌颂”的双重社会职责。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劝惩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他认为诗人惩恶劝善的态度应当分明，要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发挥诗歌褒贬、美刺的作用。

（五）他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形式应服从于内容。他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他说他的《新乐府》，“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这些都可以看出，白居易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的。

另外，为了充分发挥诗歌的政教功能，他还建议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他说：“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伸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锚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说，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策林·六十九》）

然而，也应当看到，白居易的立场观点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的，他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乃是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所以他写“讽谕诗”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使自己的谏言“时得闻至尊”，便可“神补时阙”。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立场去要求古人，白居易在当时能提出这些理论观点并能付诸实践，其进步与积极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