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东周（东周春秋战国）

西周的分封制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是我国第三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周武王灭商之后，建立西周，定都镐京（陕西西安附近）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周武王和周成王时期实行过两次分封周天子将土地和人民分给姬姓贵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王的封地称为国；诸侯王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又分封士，封地称为家形成了周天子、诸侯王、卿大夫、士四个等级分封序列“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诸侯在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即诸侯不仅拥有其封地内的军事、赋税、行政大权，而且其继承人也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享有继承权，周天子不得干预当然，诸侯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贡，述职，随周天子出征，缴纳贡赋等，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春秋战国的东周?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春秋战国的东周

西周的分封制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是我国第三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周武王灭商之后，建立西周，定都镐京（陕西西安附近）。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周武王和周成王时期实行过两次分封。周天子将土地和人民分给姬姓贵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王的封地称为国；诸侯王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又分封士，封地称为家。形成了周天子、诸侯王、卿大夫、士四个等级分封序列。“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诸侯在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即诸侯不仅拥有其封地内的军事、赋税、行政大权，而且其继承人也会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享有继承权，周天子不得干预。当然，诸侯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贡，述职，随周天子出征，缴纳贡赋等。

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天子和诸侯王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利于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的疏远，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越来越大等因素，会出现强国兼并弱国，并且威胁周天子的行为。分封制之下分封的诸侯王也不是独身一人前往封地，他会带着西周的文化、各种工匠、官员一同前往。边远地区的封地多是蛮夷之地，诸侯王需承担对当地百姓的教化工作。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受到西周文化的影响，逐渐认为他们也属于西周的国民。于是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由于分封制是四个等级的层层分封，卿大夫的封地来自于诸侯王，士的封地来自于卿大夫，他们仅对给予其封地的贵族承担义务，而不会对更上一级的贵族承担义务。比如，卿大夫会效命于诸侯王，却不会认为应效命于天子。因此，分封制还蕴含着国家分裂的因素。

西周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五等爵制，诸侯王有公、候、伯、子、男五等，依次降级。如宋国为公爵，齐国为候国，郑国为伯国等。

西周的宗法制

分封制的实施需要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其依据。因此，宗法制的实施便为分封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宗法制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分配政治权利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其核心。贵族的四个等级序列都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来分配权利。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位置，其他儿子则延续到下一个等级。比如，天子的嫡长子继承为天子，天子的其他儿子则分配为诸侯王。那么，什么是“嫡长子”？正妻的大儿子是嫡长子，正妻的所有儿子为嫡子。其他侧室所生的儿子统称为庶子。“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所有嫡子的地位都高于庶子，嫡子和庶子的内部以年龄排序来享有继承权。因此，嫡长子继承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有效防止了王子们争权夺利斗争的发生。分封制和宗法制相配合，形成了政权和族权的结合，维持了西周的长期稳定。

西周的灭亡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幸褒姒，为博取美人一笑，曾经豪掷千金（千金一笑）。烽火本是外敌入侵时的报警讯号，从国都到边疆，每隔一段距离，都会设一座烽火台。当有外敌（当时主要是指犬戎）入侵时，最先发现的士兵便点燃狼烟，之后一座座先后点燃。各诸侯国需承担保护周王室的义务，于是要迅速带兵勤王。褒姒天生不爱笑，周幽王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求得褒姒一笑。这时有一个叫做虢石父的佞臣给周幽王提了一个馊主意，让周幽王点燃烽火试试。诸侯王风风火火的带兵赶到，但见王城之上一片锣鼓喧天、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却连犬戎一丝一毫的踪影也看不到。周幽王大手一挥，告诉他们，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的忠心，我对你们很满意。褒姒看着诸侯王满腹牢骚，又不敢发作，带着士兵匆忙、狼狈的打道回府的乱遭景象，不禁莞尔一笑。

周幽王干脆想要废黜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和其子伯服为太子。此举引发王后父亲申候的不满，申候联合犬戎进攻镐京。周幽王慌忙点燃狼烟，但各诸侯王担心再次受骗，没有再来救驾。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春秋战国主要特征

政治上：大动荡

犬戎攻破镐京，并将镐京洗劫一空而还。申、鲁、许等国支持太子宜臼为天子，为周平王。因镐京残破，故将都城迁往洛邑（洛阳），建立东周。

东迁之后，王畿地区不过方圆六百里，周王室的实力大大受损。齐、鲁、宋、晋、楚等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进行了多年的争霸战争，周天子开始沦为吉祥物，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大动荡的年代，我们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的名称应该是由孔子所编著的鲁国编年体史书《春秋》而来。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是齐桓公，姜尚后代，名小白。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召集诸侯参加“葵丘会盟”，霸主地位得以确立。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城濮之战胜利后召集诸侯参加“践土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秦穆公向东方扩张的想法并未实现，但其击败了西戎等蛮夷，西扩领土达数千里，为秦统一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楚庄王芈姓，莅位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大军开进洛阳附近，“问鼎中原”，勃勃野心展露无遗。宋襄公，子姓，商朝贵族后裔。与楚国在泓之战中大讲“仁义”，非要等楚军过河列队之后再战，结果战败。吴王阖闾，姬姓，曾击败楚国，被越王勾践所败。其子夫差励精图治，终于击败勾践。越王勾践，姒姓。被吴王夫差击败后，“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勾践应该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春秋五霸都多种说法，但齐国和晋国是公认的。秦国没有当时没有称霸的能力，但开疆拓土，功不可没。楚国将中原文明传播至南方蛮夷之地，推动中华文明的扩展。宋国也没有称霸的实力，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讲“仁义”，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吴国越国仅是区域霸主而且在春秋后期已成强弩之末。

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各国君主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利益。其称霸的目的并非消灭他国，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要降服他国，而后称霸，获得周天子和其他诸侯的认可和尊敬。而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兴起时期，卿大夫代表新兴地主利益，他们逐渐掌握了诸侯国的实权，其战争带有统一性质。

随着卿大夫势力的崛起，他们开启了篡权之路。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春秋时期尚有一百多个国家，到了战国初期，也就保留了二十多个，就连周王室也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最终形成了七个比较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

民族关系上：大融合

战乱纷争的年代本身就是各民族加速融合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些民族包括西戎、北狄、南蛮等。西周时期便与这些民族展开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地位的衰微，地方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战，各民族利用中原各国无暇顾及的时机，纷纷向内地涌入。所以在春秋时期一般的诸侯国想要称霸往往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来争取他国的支持。比如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到了战国时期，追求统一的兼并战争成为各国的主导方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掉中山，攻击匈奴，“攘地北至燕、代”。各民族的关系由战争到融合，逐渐打破了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辩”，各民族和华夏互相借鉴和学习，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认同感，为汉族的形成提供了奠定了基础。民族大融合，风俗习惯渐趋一致，也为秦朝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准备了前提。

经济上：大发展

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方式是奴隶在井田上集体劳动。为什么要集体劳动呢？因为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很落后。生产工具大多以石、骨、木器为主，就算有少量青铜农具，因其质地较为柔软，工作效率依然较低。动力也是以人力为主。所以需要多人集体协作才能完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的耕作效率有了显著提高。水利灌溉技术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各国的重视。都江堰、郑国渠的修建让秦国农业的以迅速发展，为秦国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铁犁牛耕的加持之下，一些先进的耕作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比如深耕，既可以杀灭杂草，又可以减少虫害；土地的休息轮作，可以保存土地的肥力；在高田里，种在沟里，可以防旱；不同的作物，要遵循不同的耕作时间；在施肥、防虫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经验。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基于铁犁牛耕基础之上的农业耕作技术的发展，终于使我国农业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

在铁犁牛耕的推动之下，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奴隶的大批逃亡。他们纷纷开辟小块土地，成为身份自由的劳动者。而井田作为奴隶主所有的公田，由于大批奴隶的逃亡，而逐渐荒芜。奴隶主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不得不承认了自由劳动者对新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把公田分成小块租给奴隶。并规定，以后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从此，土地私有制得以出现。至此之后，奴隶主和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关系开始变得松弛起来。奴隶主成为出租土地，征收田赋的地主；奴隶则变成了耕种土地，缴纳田租的农民。奴隶社会在逐步瓦解，封建社会在逐渐兴起。

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为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成为农民起义、政局动荡、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

以铁犁牛耕为推动力的农业得以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农业的生产效率和产量有了质的飞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春秋之前，工商业生产由政府控制，这就是“工商食官”。生产的产品也主要是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并突破了政府的控制，打破了“工商食官”的限制。出现了不少工商业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由之前的“贱业”而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甚至尊敬。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善于经商，往来与曹、鲁之间，富致千金。他曾“结驷连骑”访问诸国，与各国君主“分庭抗礼”。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兴越灭吴之后，急流勇退，曾三次经商至巨富，自称“陶朱公”。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以经济投资于政治，帮助赢异人取得秦国王位，辅佐嬴政，官至相国。各诸侯国也逐渐涌现出了一批商贾云集的大城市。如齐国的临淄、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等。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深刻描述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向往。《晏子春秋》描述临淄的场景“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摩肩擦踵）。这些都是对那个时期工商业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当然，由于各国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贸易的往来受到严重阻碍，各国基本都有自己货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成了大势所趋。

思想上：大变革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能够实现统一全国，寄希望于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其中最彻底的是商鞅变法。关于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在“大秦帝国”的章节中会有具体论述，不再多说。总之，商鞅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移风易俗方面做了深刻全面而又务实的改革，虽然商鞅最后“作法自毙”，但新法已经深入人心。经过百年的发展，秦国终成虎狼之师，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专指知识分子，他们针对当前战乱纷争的环境，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定国安邦，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统一的主张。他们创立学派、开坛讲学、教授学生、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这就是“百家争鸣”。那么，“士”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有哪些主张，下面小编将简单分析一下。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农业产量有了质的飞跃。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卿大夫开始向诸侯王夺权。而“士”这个作为分封制下分封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等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有了快速增长的前提下，他们中的很多都没有封地可封。经济上的窘迫促使他们急需得到上层的认可。而无论是诸侯王还是卿大夫为了凝聚力量，也愿意和“士”合作。于是，“士”的地位提高了。这是“士”的第一个来源，即来自于“天子、诸侯王、卿大夫、士“中的“士”。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了农业的高速发展。原先在井田制之下从事集体劳动的奴隶获得了脱离奴隶主控制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开垦荒田，获得了经济独立。之后 ，统治阶级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他们终于成为具有独立身份的劳动者。但是在“学在官府”（夏、商、西周时期的主要教育教学方式，官府垄断教育，官员充当教师，学校即是教育场所又是政治活动场所）之下，教育被官府所垄断。普通平民没有学习知识的机会。但是，随着“私立学校和私人教师”的出现(代表人物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受教育对象没有等级差别）”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态）和廉价的竹木简开始作为书写和传播知识的工具后，普通人也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他们脱离了本阶层，想利用自己的知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是“士”的第二个来源，即来自于平民。

老子、孔子和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出名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

孔子，子姓，孔氏（“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姓是一个家族中所有人员的同称，“同性不婚”就是这个意思。氏是从姓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比方说，有哥仨，他们肯定是同姓，老大种地，老二经商，老三做官。结果老三官位越做越大，得到皇帝赏识，被分封的某地为候，他就可以以封地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氏。所以，我们形成了一种感觉，同一姓，在A地居住的种地，地位就低，在B地居住的做官，地位就高。所以，“氏”是用来区分贵贱的。），名丘，字仲尼。孔子是子姓 ，是商朝大贵族的后代。但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早就没落了。他的父亲叔梁纥（子姓，孔氏，名纥，字叔梁）品行高雅，博学多才，能文善武，担任陬邑大夫，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老爷子也是好体格，在他年近七十的时候，生了孔子。不过孔子和他的母亲颜徵在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去世了，母子二人被叔梁纥正妻驱逐，所以孔子打小就过着清贫的生活。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礼崩乐坏。对周礼极为重视的孔子对当前的现状痛心疾首。于是提出来一系列的主张来恢复周礼。“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目的就是实现礼。孔子并没有解释过仁的含义，而是通过对弟子的教导，告诉他们如何去做能达到仁的境界。“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返回于礼，这就是仁。具体的做法就是不合礼的不看，不说，不听，不做，这就是仁。咱们来对这句话进行分析：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每个人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农民就好好种地，商人就好好经商，官员就好好做官造福一方。不要看见别人有个好东西就要据为己有，那么社会也就和谐了。所以仁就是要培养一种“社会性道德”，即要想办法提高每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使人向善。当然前提是“克制自己”也就是要用外部的规范来约束。如果是一个君主的话，那么他的“欲望”就是称霸的雄心，甚至是要取周天子而代之的野心。这些“欲望”一定要克制，对百姓要爱，要管理好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孔子看来只要上到国王，下至黎民百姓，能够各司其职，就是“仁”。那么社会就回到了周礼的时代，等级分明，井然有序。

“仁者爱人”，仁就是要爱其他人。父母、兄弟、朋友、陌生人都是他人。爱不是毫无差别的泛爱，要有层次和等级，要由近到远，由亲到疏。对父母肯定要比对朋友亲，对朋友肯定要比对陌生人亲。先由父母再到亲人再到朋友，由此要博爱万物。你爱你的父母亲人，那么别人也爱他的父母亲人。你不能妨碍别人去爱，要把自己和别人同等对待。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对于国君来说，要爱他的子民，要体察民情，减少苛政，以德治民。

所以，综合“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我们认为孔子的“仁”的一方面认为要达到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就要求每个人，尤其是君主处理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不要有非分之想。同时要爱人，并推己及人。那么社会到处都充满了爱，国家就稳定了。由于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表，他把“周礼”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强烈不满，尤其是对各国君主僭越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统治者关注民生，爱惜民力，以德治民。不要老想着取代周天子，老想着称王称霸。那么这样，周礼也就恢复了。

孔子的教育主张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育方面成就卓然。作为中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立者，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态，践行了“有教无类”（受教育对象没有等级差别）的思想。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平台。他认为每个人的天赋都差不多，而后天的教育则很重要。因此这种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理念。孔子在教育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比如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指出了启发式教学的作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了学习和思考要相结合。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了同一个问题：“有件事是正确的，可不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如此”，对冉有说“想做就赶紧去做”。孔子解释说：“子路性急躁，好逞强，要让他收敛一下。冉有性格犹豫，要鼓励一下。”这就是典型的因材施教。

编订古籍

孔子晚年在周游列国，铩羽而归之后，回到老家鲁国，潜心整理了先秦古籍文献：《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五经》（《五经》名字确立于汉武帝时期）。《五经》被后人称为儒家经典，但《五经》却不是孔子所作。孔子虽然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但其基本思想“仁”、“礼”等，却在孔子之前早已有之。《五经》之中早就已经蕴含着“仁”的观点，孔子加以整理之后，则更加丰富了“仁”内涵和外延。所以，记载了孔子和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就是将《五经》和孔子思想相结合的集大成的产物。

老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姓李，名耳，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深奥。后人对其研究的成果也是五花八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世界的本源，一切事物都是来源于此。但“道”是“混成”的，也就说明它是物体。但“混成”也可以理解为不可名状，不可捉摸，所以又有可能是一种意识。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意识决定了到底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以，老子是唯心还是唯物确实还需要继续研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自然为法则。很显然，“自然”是最高级的规范和效法对象。什么是“自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样子，即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状态。在老子看来，“道”作为世界的本源，要遵守本来的样子，要遵守自然法则。那么其他万事万物，则更要遵守自然法则。如果道和一切事物都遵守自然法则，那么世界将有序的运行。如果对应的是人类社会呢？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要对百姓的生活进行干预，不要压迫、剥削百姓，让百姓的生活自然而然、幸福美满，感觉不到来自于统治者的压力。那么这样的统治方式才是才是百姓需要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是和谐统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很显然，“道法自然”的理论对于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稳定社会秩序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老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都是相比较而形成的。你觉得自己身高180,挺高大。但如果和一帮篮球运动员相比则又显得矮了很多。所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矛盾的双方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福兮，祸之所伏；祸之，福之所倚”，福和祸不仅相互依存，而且也会相互转化。好事有可能转变为坏事，坏事也有可能转变为好事。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物壮则老，兵强则灭”，强调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道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强调了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不断积累的过程。但老子认为转变是无条件的，这是他的不足之处。比如说汉刘向的《塞翁失马》，塞翁丢失了一匹马，邻居们都劝他放宽心，别着急，要注意身体。塞翁笑到：“丢了一匹马也不是什么大损失，没准还会带来福气”。结果没过多久，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匹胡人的骏马。这个故事就是说的福和祸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是老子否认相互转化需要条件，塞翁的马肯定是有独特的魅力才能吸引胡人的骏马，而老子否认“独特的魅力”，这就是错误的。以上就是老子的朴素辩证法。

老子的政治主张

老子在政治上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要求人们什么都不去做，而是不去做那些过分的，不合理的，不守规律的的事。只要是正常的事，就要去做，而且鼓励去做，这样社会才能运行稳定，这是“无不为”。所以，“无为”和“无不为”是一致的，就是要做合理的事，不去做不合理的事。比方说，一个农民，努力耕种，提高产量，这就是他应该做的。如果他耕作不着调，却想着如何去做生意发财致富，这就是他不应该做的。如果一个官吏，不过分剥削百姓，不生事端，赋予每个人充分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官吏应该做的，那么人民的生产生活也能得到保障，社会也就能稳定。“无为”思想反映了老子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从而对统治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为无不为”在治国理念上是很先进的，这样的管理手段能够促进人们生活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发展。

老子对社会不公有着强烈的不满，他追求的“道”是一个遵守自然规律和法则的物体。“道法自然”、“无为无不为”都体现了老子对百姓悲惨生活的关注，对统治阶级的行为的鄙视。虽然他带着强烈的激情给统治阶级提出了改善的方法和要求，但那些忙于争霸的奴隶主哪有闲心接受和自己的利益毫无关系的“废话”呢。所以，老子怀着对统治阶级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希望，来歌颂它。这就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充满希冀的“桃花源”，一个令人神往的“乌托邦”。虽然我们认为这是老子消极避世的体现，是历史的倒退，还经常拿孔子的“积极入世”相对比，从而宣扬儒家的进取精神。但我们也要站在这个老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个满怀激情却被这个无耻的社会所抛弃的的智者。难道我们就不能给这位老人留下一隅，能够让他的思想肆意驰骋，让他的心灵得以安放呢。

百家争鸣

时间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能够实现统一，对人才的渴望比春秋时期更加迫切。春秋时期，孔子五十五岁时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宣扬思想，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苦行之旅。《史记》中记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意思是孔子访问了大小七十余国，但没有一个国家重用他。不仅是来自于各国君主的冷落和嘲讽，就算是他的弟子也发生了动摇。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孔子的失败经历固然是其宣传的主张“仁和礼”得不到大小诸侯王的重视，更关键的是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实在让人寒心。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尽管未必会重视某些派别的思想，但对待这些“士”的态度却非常恭敬。孟子周游列国，不仅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而且孟子还敢给君主们下套并加以嘲讽。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如果有一个人要出差，就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照顾，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在挨饿受冻，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孟子再问，如果一个长官管理不了自己的部下，那又该如何呢？齐宣王说：换掉。孟子又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不好，那国君又该如何处理呢？而齐宣王听到这个问题才忽然发觉中计了，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那么，造成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所受到的待遇有很大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因素：铁犁牛耕、有教无类。上面提到了由于铁犁牛耕的出现，大量经济独立的平民开始出现，为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提。再加之作为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者——孔子贯彻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尽管其思想没能被统治者所接受，但孔子却将儒家思想带出鲁国，并传播到其他诸侯国。孔子不断丰富着其思想并不断的接收着信徒，使这支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他的学生几乎遍布于各个国家，这些学生在本国宣传儒家思想并促进了“士”阶层不断壮大。他们也在创办属于自己的思想，并收徒宣传主张。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君主既然想要武力统一全国，那么对待“百家争鸣”不仅不加禁止，反而还会鼓励和支持，以期待能够为我所用。即便是不符合君主的治国理念，也用不着去得罪他们。所以，在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而“士”集团也希望通过努力让自己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百家争鸣”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三岁丧父，孟母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教育孟子成人。“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的故事反映了孟母对孟子在学习上要求的严厉和殷切希望。

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一出生就带有仁、义、礼、智四种品格。人需要通过内心的不断自省来保持和完善它。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但实际上，社会上也有很多恶人。孟子认为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就有可能失去这种高尚的品质。所以，要重视后天的教育，引导人去发现和发展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从而实现人性的完美。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主张。“仁”是一种伦理道德，人人之间都要有“爱”，社会也就和谐了。孟子把“仁”扩充为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领域的共同的指导思想，即“仁政”。“仁政”的核心就是要求统治者对百姓减少剥削，轻徭薄赋，怀有对人民的强烈同情和关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性善论”都是仁政得以实施的前提。孟子认为一个国君要有把百姓放在高处的觉悟，再加之其善良的本性，那么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就能实现，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就会稳定，统治秩序才能稳固。

荀子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一出生就是邪恶的，如果不加以干涉，会一直邪恶下去。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来压制内心中的恶。从而强调了外在的教育的作用，甚至要求用强制力来压制。也就是“隆礼重法”。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强调了外在的教育作用，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荀子的学生李斯和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可见，荀子的思想已经是儒法结合了。也就是说，到了战国末期已经出现了各学派思想融合的现象。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不同于老子，老子的“无为”是为政治服务的，也就是希望统治者通过对百姓的好而达到维护统治者统治的目的。说明老子是站在统治者角度出发的。从这一点来看老子的 “无为”和孔子的“仁”的宗旨是一致的。但庄子不同，他完全从自己出发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他根本不在乎统治者的意见。庄子的“逍遥”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态度。他很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顺其自然，生死看淡。他贫困潦倒，却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什么富贵贫贱，在他看来只是浮云，悠哉乐哉的过完一生何其美哉。他还提出了“齐物”的观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也印证了他“逍遥”的处世态度。庄子的妻子去世，他却鼓盆而歌。他的朋友惠施（学富五车的男主）很生气。庄子解释说：“人的生死就像四季一样周而复始，生和死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环节，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活而已，又有什么值得哭呢。”人生的豁达可见一斑。

墨家是站在下层平民（小生产者）利益角度出发的。墨翟是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不同于孔子的“仁”，它要求人们彼此相爱，是没有血缘和等级差别的爱，爱人如爱己。只有实现了“兼想爱”，社会才能真正稳定。由“兼相爱”引申出“交相利”，交往的双方都要获得利益，不得损人利己。与儒家的“重义轻利”相对立。对于君主而言，维护好自己的统治，国泰民安，就是他收获的“利”，对于百姓而言，有收成，能生活，丰衣足食，就是他收获的“利”。对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只有双方都收获了利，社会发展才有动力。而“重义轻利”显然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标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拿“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社会的发展自然缺乏动力和延续性。“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反对无意义的侵略战争。墨子认为战争中牺牲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因此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下层百姓，老人孤独无依，孩童生命凋零。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就是要求统治者任用那些有能力的人参政，而不是那些有背景有血统的人。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积极参政的愿望。墨家的主张得到了下层小生产者的认可，支持者颇多，和儒家并称为“显学”，在当时有“非儒即墨”的说法。

法家学派是在那个年代能将思想做到统治者心坎里的派别。在战国时期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韩非主张“法不阿贵”（法律不偏袒贵族，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要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知要高端多少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期望完全遵循过去，也不效法那些陈规）、“事异则备变”（情况不同了，所采取的措施就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反映了韩非反对墨守成规，认为时代总是在发展，后代必然胜过前代的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即是对那种拘泥形式，不懂变通的思想的鞭挞。韩非鉴于战国时期战乱纷争现象，认为这是由于天子的弱小而诸侯强大所导致的。因此他认为应加强君主专制，主张尊君卑臣，从而实现中央集权。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提供了行为典范，而且为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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