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江西省苏维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在打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疆域进一步扩大，革命形势一片向好。

可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逐渐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不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受到批判，就连毛泽东本人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了。

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后来被称为“赣南会议”。会议气氛十分激烈，毛泽东受到多方面的严厉批评。

在军事上，毛泽东避敌锋芒、积极防御被指责为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改政策，被指责犯了“富农路线”；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指责毛泽东太过保守；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批评是“党包办一切”等等。

会议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进入中央苏区，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对这支改编的部队，毛泽东非常重视，特地调肖劲光担任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负责红五军团的政治建设工作。

萧劲光

在上任前，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当时的肖劲光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回国不久，系统丰富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知识。又先后在闽西苏区担任过闽粤赣军区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实际工作经验又很丰富。

因此，被慧眼识珠的毛泽东看中，委以重任。而肖劲光也不负众望，把红五军团的改造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总是冲锋在前，执行党的战略决策不打半点折扣，这让毛泽东对肖劲光的才能非常满意。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重新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指挥

指挥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

但是宜黄、乐安战役后，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拒绝执行临时中央不切实际的战略部署，这让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更加不满，于是毛泽东再次受到批判。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两天，虽然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会上为毛泽东作了耐心的解释，但毛泽东还是被各种指责，不执行指示，严重缺乏对敌斗争的信心，对革命极为悲观消极等等，甚至还带有人身攻击。

会上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

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

甚至指责毛泽东讲话很少引用马克思列宁，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最后，毛泽东被调离总政委的岗位。对于这些批判，毛泽东有理说不清，强忍悲痛，表示服从中央的处理。加上身体不好，毛泽东只好暂时离开亲手缔造的红一方面军到福建长汀养病。

毛泽东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恰好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这里养病，并即将出院。两人很谈得来，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

不久，博古等人由上海转赴苏区路过上杭，罗明前去迎接。博古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一愣，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罗明答道：“我还没有听到传达。”中央的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反而大行其道。博古很不满。所以，当罗明要接着回答时，博古便不耐烦地打断说：“吃饭了，不谈了。”博古到长汀时，当罗明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中的毛泽东时，博古不耐烦地说：“毛泽东又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坚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方针路线，罗明又受到批判，搞起了反“罗明路线”。这股风气还刮到了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受到批判。

因在赣南会议上，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举出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因此他们四人被称为“毛派”，并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

邓小平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由于邓、毛、谢、古等人对临时中央错误的方针路线不理睬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严重的打击。

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被撤销，并被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毛泽覃被强令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部长；

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

除了地方受影响，斗争还延伸到了军队。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已经被排除在红军领导之外，博古又不懂军事，只能完全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做法，表示要和蒋介石硬碰硬。

李德

围剿伊始，蒋介石就集中3个师进攻黎川。黎川位于瑞金东北部，毗邻福建，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接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部。

大敌当前，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主张避敌锋芒，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萧劲光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他赞同毛泽东的看法，并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

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

9月中旬，国民党军三个师兵临黎川城下。在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黎川只剩下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也撤出黎川城的情况下，萧劲光无法“死守”，遂率教导队撤出黎川，黎川失陷。

面对战争的失利，博古李德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指责萧劲光是退却逃跑，主张对他处以极刑。

黎川失陷后不久，萧劲光被押送瑞金公审。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宣布“开除萧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的公审结果。

但军事顾问李德认为判决太轻，提出要枪毙萧劲光，以杀一儆百。由于刻意隐瞒，毛泽东最初并不知道他们迫害萧劲光之事。公审会后，毛泽东十分气愤地说：“打击萧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

得知李德主张枪毙萧劲光，毛泽东更是坚决不同意，幸好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并拒绝在枪毙萧劲光的文件上签字。经过两人共同努力，终于保住了这个可贵的军事干部。随后萧劲光被调到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

王稼祥

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24师代理师长职务。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贺子珍回忆：那时，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萧劲光得到平反，恢复其党籍和军籍，并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组建自己的海军，正当中央为人选犯难的时候，毛泽东提议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人选，在和萧劲光谈话的时候，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黎川战役。

毛泽东对萧劲光说，“任命你为海军司令，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经过反复思量。你个人作战骁勇，熟悉军中规矩，从来都是以上级指令为主，黎川保卫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明知螳臂挡车依然没有退缩，面对党中央的批评也欣然接受。新中国的成立，海军司令必须是一个作风优良，听党指挥的人，你当仁不让。

在毛泽东的解释下，萧劲光成功地成为了中国海军第一任司令员，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的选择非常正确。刚刚建国，百废待兴之时，萧劲光从经济实力、人才匮乏等方面出发，结合苏联海军的特点，配合中国自身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组建出一支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模板吸引技术性人才的部队。

1955年，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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