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红楼之逆袭（红楼星火专栏）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

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⑤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文/陈斓

1912年10月，严复辞职后，袁世凯曾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此时，北大发生了挽留严复与反章的学生风潮，章士钊因此而推辞，蔡元培到任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办学方面征询章士钊的建议。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蔡元培与章士钊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书生，而是有谋略的政治家。章士钊不但在政界广有人脉，且在晚清的军界也有靠山。

章士钊

晚清的新军、北洋军，是在朝鲜事务中崛起的，统帅朝鲜事务的人是吴长庆，而袁世凯当年只是吴长庆手下的一个营长，“清季吴长庆统大军驻朝鲜，袁为其中军营长，甚见倚任”，章士钊，就是掌握新军大权的吴长庆的孙女婿。

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颇有才学，为一时名士，他携两个女儿弱男、亚男游学日本东京期间，与章士钊交游结识，章士钊也就是在那时与吴弱男恋爱结婚。1914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从投稿者中发现了李大钊，因为赏识李大钊的学问和人品，便聘请李大钊为自己的家庭教师，教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此后，李大钊不但深得章夫人吴弱男的信任，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与章士钊也极为投契。

袁世凯是吴长庆旧部，而章士钊是吴长庆的孙女婿，二人私人关系密切，故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命当时只有36岁的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但章士钊并不看好袁世凯，作为晚清“军中大佬”的吴长庆更不希望袁世凯独揽军权，加之当时的北大群起反对，章士钊就没有接受任命。

蔡元培知道，要办非常之事，需要用非常之人，用人在于谋略，或者说，办大事的第一谋略便是用人。

章士钊与蔡元培相识既久，早在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章士钊就积极加盟，因为他有点军事经验，所以便担任了体操教员，爱国学社没有师生之分，故当年章士钊领导操练，蔡元培也一样列队报数，章士钊有武人的背景，在倒袁世凯运动期间，章士钊又亲赴云南策动云南巡抚岑春煊起事，蔡元培办北大需要延揽人才，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谋略、能活动、人脉极广的章士钊。

历史证明，章士钊没有辜负蔡元培和辜负北大，在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三个主人公进入北大，总起来说都与章士钊的推荐有关，这三个人便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

陈独秀是蔡元培和章士钊共同的挚友。

《苏报》案发后，章太炎和邹容双双入狱，陈独秀和章士钊即办《国民日报》以替之，当时，两人对桌执笔，日夜编辑，章士钊看到陈独秀身上白物点点，因问：仲甫，此何物耶？陈独秀徐徐自视，坦然答曰：虱尔！

那个时候的陈独秀穷得没有衣服可以替换，每天只吃两顿糙米饭。

陈独秀与《新青年》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一接到委任状，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胡同里住的就是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1916年9月1日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由陈独秀主撰。随着《新青年》发行量不断扩大，陈独秀与汪孟邹、陈氏兄弟商量将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成立书局。1916年11月28日，为招股筹资，陈独秀与汪孟邹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的一个小户人家，字仲甫，原名庆同、乾生，辛亥革命后始名独秀。这个天生就有着叛逆精神的安徽人，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书，因主意清奇，经常挨祖父的板子。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宽厚善良，在他淘气犯错时，总是对他温和地劝勉。陈独秀在自传中说：

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1]

陈独秀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更是一个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英雄。

甲午战争爆发后，曾打算科举入仕的陈独秀受到触动，他在《说国家》一文中坦诚地说: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2]

像晚清志士们一样，国家意识，之于他们是巨大的历史屈辱的产物，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

此后，陈独秀在江南乡试后决心跟科举制度决裂，转而追随康梁维新思想，一个土生土长的江淮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了爱国救亡之路。

然而，陈独秀不久就对康有为感到失望，他认识到：要救中国，靠皇帝和皇帝周边的几个精英不行，只有中国的大多数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然后，才能有国家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独立的、自由的人，必须从自己作为、从每个人做起。

后来，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一文中这样写道：“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就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义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社会是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就没有连续的记忆与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是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人也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这一表述何等清晰、理性、乐观，这就是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最集中表述，也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0月，22岁的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他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曾与邹容等一起将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的辫子强行剪去，1903年，因为不服管理，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

1904年，25岁的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带了一把旧雨伞到芜湖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在创刊号上，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两文中，宣告他办报的“两个主义”——启民智、长知识，而这种思想，就是为蔡元培和鲁迅所共推的“社会教育”，后来的人们则称之为“启蒙”。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封面

他说：我开办这报，“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长见识”，使教书的学到“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工的“学些新鲜手艺”；商人“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

对于这段办报的经历，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安徽俗话报》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旗帜鲜明的观点，生动通俗的文字等从国内同期出版的多种白话报中脱颖而出。

蔡元培就是因《安徽俗话报》，而对陈独秀留下了最初深刻的印象：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3]

1905年冬，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期间，曾在上海女校与陈独秀一起秘密研制炸弹，企图以暗杀的方式刺杀满清大员。据陈独秀回忆：“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章士钊、蔡元培、杨笃生等人试验炸弹。”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否定了暗杀活动，他认为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两位英雄人物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在上海匆匆一别，再次见面却已经是十多年后。

当时的陈独秀正在支持亚东书局老板汪孟邹扩大出版事业，他希望蔡元培帮助亚东《青年杂志》筹款，陈独秀一心在出版上。而蔡元培则为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而来，起初，二人没有谈拢，于是，蔡元培差不多每天都往前门陈独秀的旅馆拜访，有时去得很早，主人还没有起床，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坐在房门口的凳子上耐心等候。

蔡元培一见到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却笑着说：“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研制炸药，参加暗杀团吗？多年未见，你现在成了北大校长了啊！”蔡元培的眼睛闪出兴奋的光芒，他说：“那时，我的教育救国理念被击得粉碎，便想着用暗杀来结束这黑暗的社会困局。可是眼下不同了，我身为北大校长，教育青年学生是我的本职。前几天，我看了你办的《青年杂志》，真的大为震撼。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就应该由你这样的青年导师担任。”

陈独秀看着蔡元培那真诚的眼神，却极不情愿地推脱道：“孑民兄，真的是感谢您的赏识啊，眼下亚东书局刚刚搞得有了起色，可是我人来了北京，汪孟邹那边怎么办？这杂志怎么办下去？你的盛意可感，可我要回上海办杂志搞出版。”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北大学校里来办好了！我一定会全力支持！这样，你作者的队伍不也扩大了吗！”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这北京藏污纳垢——不是办事的地方。”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蔡元培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和执着的态度打动了陈独秀，经过多次深入交谈，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在最后一刻，陈独秀仍对自己将赴北大任教而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朋友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于是，蔡元培再次亲自登门拜访，并告诉陈独秀：“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们不搞论资排辈。”陈独秀只勉强答应：“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立马返回上海。”

陈独秀初到北大，立即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但教师中辜鸿铭等守旧派却私下议论纷纷，他们认为陈独秀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用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这些话传到蔡元培那，他反驳道：“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

确实，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这样提出新思想、新学术者，旧学的底子，其实也是最好的。陈独秀之所以对经学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经学并非一般的考据学问，而是与皇权相联系的政治学，是皇权的意识形态。

1917年9月，蔡元培希望章士钊也能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但此时的章士钊已经身兼数职，无心于图书馆主任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于是就向蔡元培推荐了自己的家庭教师李大钊。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学名耆年，又名龟年，后改名大钊，字守常。河北曾是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所在地，在这个从前燕国的东北方，在临近黄海平原上的乐亭县大黑坨村，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诞生了。在《我的自传》中，李大钊曾这样描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

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4]

这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孩子得到了祖父、祖母的宠爱和精心抚养，这段艰辛的成长经历，使李大钊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和乐善好施的仁爱之心。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到永平府去参加科举考试。考试进行期间，府中接到了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他和参加考试的部分生员一起转入永平府中学。就是在这所学校的藏书室，李大钊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他逐渐认识了国家大势，了解到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耻辱；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和清廷顽固派的可憎；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的罪行，《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

中学毕业后，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1907年到1913年，李大钊用了6年时间，在天津学习政治经济学、日语、英语。他选择了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阅读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这一时期，一种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迫切愿望在李大钊的内心不断升腾。立志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成了李大钊的人生格言。

因此，毕业后，李大钊打定主意留学日本。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期开始之时，李大钊进入了该校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师从于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李大钊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深入的对比和研究，试图寻找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

初到日本的一段时间里，李大钊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著名学者章士钊。多年之后，章士钊在回忆中谈起他同李大钊的友谊时写道：

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5]

在章士钊看来，李大钊是品德高尚的学者风范，其见识比才学要高，人品道德又比见识要高。梁漱溟曾经提出，章士钊起初与“守常、独秀雅相契合——章先生则保守，甚至不喜白话文。后来（1925年）章先生参加段祺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时，从盛名在舆论上转为骂名，此则由个性之强也”。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5岁的李大钊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愤怒的他用了六个昼夜写出了声讨袁世凯的战斗檄文，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由留日学生总会油印散发全国。

李大钊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

李大钊急切地呼吁：

呜呼，同胞！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最后五分，稍纵即逝，过此以往皆凄凉悲惨之天地也。然则吾国民于今日救国之责，宜有以仔肩自任者矣。[6]

这篇檄文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他誓与祖国共存亡的爱国决心，有极为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中起到了激励民心、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

《晨钟报》

1916年6月，李大钊因联络护国反袁斗争，搭乘法国轮船回国，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来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并任总编辑。然而，仅仅22天后，李大钊因不愿与趋炎附势的汤化龙等政客为伍，便毅然离开了《晨钟报》。此后数月，他天天读书和研究问题。

《晨钟报》报头

1918年1月，李大钊因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有菩萨一样救苦救难情怀的李大钊，就这样来到了北大。

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交往始于日本学习期间在《甲寅》上以文会友的神交。

早在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表述了关于时下中国爱国主义的观点：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7]

陈独秀认为，爱国应该是一种理性自觉的意识，国家是理性精神的产物，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理性观念，故尚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因此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作为理性观念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等于皇权，人们此前盲目地效忠皇帝，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是有害的。因此，当下黑暗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有知识、有自我意识并能清醒地思考具体问题的人，而不仅仅是情感激昂的爱国精神。要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和自觉者，必须拥有真诚的感情和纯正的理智。

救苦救难的李大钊则认为，爱国首先基于深沉的情感，国家是情感的共同体，在情感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才能养成国家意识，一群精神上麻木、情感上冷酷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共同体。因此，与其说国家的基础是理性、观念和意识，不如说国家意识的根基在情感，在爱本身。陈独秀虽然用激进的语言发泄了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但不过只是“爱之深，恨之切”，于是，李大钊便撰《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回应，呼吁人们不要放弃爱国主义的信念，要提振信心，“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委婉地对陈独秀的文章作了批评。他指出：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独不然？[8]

1915年8月，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用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的人，代替了孤立的个人、孤独的个人，他认为“厌世心”才是实现自我意识的真正障碍，爱国的情感是必需的。在李大钊看来，国家是人们的宇宙，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是“改造国家”，因此他发问道：没有人民的爱国主义，怎么能改造国家呢？

章士钊将这篇文章给陈独秀看，陈独秀读出了李大钊文章中“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的意思，因此他非常感激李大钊的好意。尽管自己表达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在爱国主义立场和思想上与李大钊是完全一致的，也因此奠定了两人共同奋斗的基础。

那时，陈独秀与李大钊，就像思想的双星一样，彼此照耀，并共同照耀着中国前行的路。

章士钊还向蔡元培推荐了他的老乡、好朋友——杨昌济。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1920年1月17日），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后求学于岳麓书院。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早在留日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组织中国留学会，探讨各种救国方案。1913年春回国后，杨昌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必须从教育入手，使青年能肩负起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在当时，他被称为“第一师范的孔夫子”。

杨昌济

萧子升回忆说：“第一师范是长沙最富有的学校，它不仅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并且供给书籍和服装。在帝制时代，学生还可以从学校得到一些零用钱——学生的挑选固然严格，而聘请教员所定的标准之严格，亦正不相上下。当时第一师范的教员不仅都具有良好的训练，而其中有些教员的人品道德更是声誉卓著。他们的薪金甚高，如一旦有空缺，学校当局往往远自上海、安徽或其他省份中聘请填充。这就说明为什么杨先生会留在长沙，在那里教逻辑、哲学和教育方面的课程。”

1914年秋，21岁的毛泽东正是在湖南一师遇见了日后跟他的人生有密切联系的杨昌济。杨昌济经常跟毛泽东等同学强调，个体对他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鼓励他们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追求圣贤的人生境界、豪迈的人生气概。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非常欣赏毛泽东，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9]

1918年，经章士钊推荐，杨昌济赴北大任伦理学教授。此后，杨昌济则向北大推荐了一个日后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毛泽东。

毛泽东

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只要有真学问的人，都可以在此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北大，有一群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这其中，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研究佛学的梁漱溟，也有憧憬君主立宪的辜鸿铭、刘师培。曾经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成了民主自由的新园地，校园里传播着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新文化。此后，学生中认真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涌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勇于开拓的青年学生。

梁漱溟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感慨：“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而梁漱溟则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扭转，就是从五四时期的北大开始，五四时期，许多人都作出了贡献，但如果说贡献最大的人，就是蔡元培，如果说影响最大的事，则推《新青年》的出版。无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是毛泽东到北大，都与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蔡元培一生，不能说有什么其他成就，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培养起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梁漱溟与北大同事在中山公园 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这是历史过来人非常中肯的评说。

自从听了蔡校长对学生的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高君宇、段锡朋、许德珩、周炳琳等人一开始打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圣贤书上。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为学问而学问”这条路走不通，因为社会坏到了极点，而“砥砺德行”，也比较模糊，究竟什么是德行？什么是道德？这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真正做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我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就是如何为改变受压迫的地位而斗争！”高君宇愤然地说。大家纷纷响应，他们经常围在一起谈论当前救国大业，一心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但一时还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周海滨：《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 版，第8页。

[2]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1959年5月中华书局版，第288页。

[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5]《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6]《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7—68页。

[8]《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张斯絮 刘晓 刘博文

编辑：许博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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