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

清初人口发展比较缓慢而稳步，康熙元年（1662年），人口才9600万，只是到了乾隆之后人口呈直残之势猛进。嘉庆元年（1796年）人口2.75亿，而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达到了4.12亿，何以为此？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统一带来了国内的安定疆域的辽阔，扩大了人口统计的范围与地域。“举汉唐宋明极盛之数”，“然犹不逮我朝之繁庶”，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建立“皇朝盛世”的欲望与明朝灭亡的教训相比照，使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国家的富强须建立在“民气和乐”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将士疲劳，生民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的现实，清政府认为：必须首先“休养苍黎，培复元气”，“民足而后治”。康熙帝就认为“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为实现“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这一局面，康熙帝还“躬行节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劳动人民辛勤耕作，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康熙十七年岁入不过33万两，到康熙33年巳达4100万两。

针对明末战乱带来的社会经济严重凋蔽与人口大量流散这一问题，顺、康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招集流亡，鼓励垦荒。顺治的十八年间，下达了九次招集户口的法令，“严编审隐捏之律”，“以杜诈冒、脱免、隐匿不报”之罪。对已归附的农民，国家积极予以安抚，给以种籽、牛具和田亩。康熙二年限令所在州县五年内消灭荒地，否则将督府以下议处；如一年内全无开垦者题参，垦而复荒者削官，还准贡生开垦十二顷、一百顷者分别给以县丞、知县等官职。康熙八年又明文规定：明朝的藩产全部归实际耕种人为永业。这使明末的大批官田转为民田这种“更名田”在全国接近20万顷，占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的4%。雍正帝也认为：“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谊，”并表示“务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规定：“各省凡有订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雍正七年还谕直省督抚：“酌动存公银谷，借给贫寒无力之百姓，以助开垦”，并且对开垦有功的实行奖励：地方官吏可升官职，个别“勤劳俭朴”的农民“洽以八品顶带〈戴〉革身”，以示鼓励。在赋役问题上力求轻、简：如废除三餉：“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餉、练餉及召买米豆，尽行豁免”，以使小民易知，“官吏奉此章无敢苛敛”的。上述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当时“民心悦服”。

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指出：“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如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四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这使四川的人口由乾隆14年的250余万增到嘉庆24年的2560余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到道光30年，四川人口跃而居全国首位。这不能不说是清朝鼓励移民的成果，加以四川肥沃的土地及适宜的气候，更给人口的增长以良好的条件。

为稳固并发展东北满族老根据地的经济，清政府还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顺治八年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顺治十年，正式颁《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按招民的多寡，授以大小官职，并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和口粮等。并没州县，把众多的流民“收募为民”，直接由政府安插。这使当时辽东人口骤增，顺治17年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人，康熙七年辽阳等大州县新增人丁2643人。荒地也大量被开发：顺治年间的民地比入关前的八旗垦地命增辟近20倍。在海城、牛庄等民人聚集处，出现了“民多地少”的现象。这样，康熙帝“腾念发详重地之意”终于实现了。但由于汉人在辽东的发展，为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清政府从乾隆六年起，决定停止招垦令，限期令寄寓该地的民众〈移民〉，返回原籍。这使东北经济又陷于凋蔽状态。

到康熙中后期，清朝已是“国帑充裕”“户口繁衍”，康熙帝为征取人丁实数，消除“漏户避差之弊”。“以验海宇富庶丰盈景象”，决定从1712年起，进行人丁编军。“按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赋役制的改变使当时许多“隐捏”的人丁纷纷“漏”出来，正是：“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户免敲扑”。因此，当时人口增长很快。康熙52年“滋生人丁”即达60455人，康熙60年（1721年），“滋生人丁”为467850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不加赋”愈来愈显露了它的漏洞与不足之处。故雍正元年（1723年），又采“地丁合一”（即“摊丁入亩”）的办法。从此，清代赋役重点从人身转到土地方面，每户赋役的多寡随田亩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自秦汉以来一直以人头税为主的赋役制度，利于贫穷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摊丁入亩”更促进了人口的无政府增长的自发倾向。

可见，赋役制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规模，使丁口统计数字较趋于实际。

蕃薯是明朝万历前期经海路，陆路传入我国的。起初并未受到多大注意。《清初莆变小乘》载：泉人的薯蕃，开始仅是“富贵老请客，以为奇品”。随人口的不断增加，增加的人口对生存的要求，促使蕃薯四处播植。因其产量很高，有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之说。如山东半岛胶洲地区，乾隆15年开始种植，“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红薯在局部地区的大量推广，无疑给人口增长以重要的条件。《清初莆变小乘》载：顺治七年“兴、泉、漳遍洋皆种，物多价贱，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清政府也大力鼓励农民“广为栽植”，故乾隆一代，除了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高寒地带外，全国其它地区均有种植。到嘉庆年间，“蕃薯航海逾岭而江，而淮，而河，而济、秦、燕、赵，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自来，何其速也。”

可见，蕃薯的广泛传播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民来说，是个多么大的福音，因“甘薯不与五谷争地”，可利用闲置之山坡旱地种植，故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封建传统思想在清代人口增长问题上也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宗接代”的思想，依然束缚着那些贫苦的小农，故一旦有了生存的条件——即食物之后，他们马上就产生了延续子孙的希望。这样，人口的增长必快。

总之，经清初的积累与良好的基础，清人口到陀隆间急剧增长，其速度达到了封建社会人口的最高峰。这浩荡膨湃的人口犹如一辆急速驶来的“人口列车”，即使它及时刹车，也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惯性力作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