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

清初人口发展比较缓慢而稳步,康熙元年(1662年),人口才9600万,只是到了乾隆之后人口呈直残之势猛进。嘉庆元年(1796年)人口2.75亿,而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达到了4.12亿,何以为此?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1)

第一,清朝统一的形成,是清代人口大发展的前提。

统一带来了国内的安定疆域的辽阔,扩大了人口统计的范围与地域。“举汉唐宋明极盛之数”,“然犹不逮我朝之繁庶”,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建立“皇朝盛世”的欲望与明朝灭亡的教训相比照,使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国家的富强须建立在“民气和乐”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将士疲劳,生民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的现实,清政府认为:必须首先“休养苍黎,培复元气”,“民足而后治”。康熙帝就认为“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为实现“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这一局面,康熙帝还“躬行节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劳动人民辛勤耕作,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康熙十七年岁入不过33万两,到康熙33年巳达4100万两。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2)

针对明末战乱带来的社会经济严重凋蔽与人口大量流散这一问题,顺、康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招集流亡,鼓励垦荒。顺治的十八年间,下达了九次招集户口的法令,“严编审隐捏之律”,“以杜诈冒、脱免、隐匿不报”之罪。对已归附的农民,国家积极予以安抚,给以种籽、牛具和田亩。康熙二年限令所在州县五年内消灭荒地,否则将督府以下议处;如一年内全无开垦者题参,垦而复荒者削官,还准贡生开垦十二顷、一百顷者分别给以县丞、知县等官职。康熙八年又明文规定:明朝的藩产全部归实际耕种人为永业。这使明末的大批官田转为民田这种“更名田”在全国接近20万顷,占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的4%。雍正帝也认为:“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谊,”并表示“务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规定:“各省凡有订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雍正七年还谕直省督抚:“酌动存公银谷,借给贫寒无力之百姓,以助开垦”,并且对开垦有功的实行奖励:地方官吏可升官职,个别“勤劳俭朴”的农民“洽以八品顶带〈戴〉革身”,以示鼓励。在赋役问题上力求轻、简:如废除三餉:“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餉、练餉及召买米豆,尽行豁免”,以使小民易知,“官吏奉此章无敢苛敛”的。上述这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当时“民心悦服”。

第二,清政府还积极鼓励移民。

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指出:“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如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四川省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这使四川的人口由乾隆14年的250余万增到嘉庆24年的2560余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到道光30年,四川人口跃而居全国首位。这不能不说是清朝鼓励移民的成果,加以四川肥沃的土地及适宜的气候,更给人口的增长以良好的条件。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3)

为稳固并发展东北满族老根据地的经济,清政府还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顺治八年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顺治十年,正式颁《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按招民的多寡,授以大小官职,并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和口粮等。并没州县,把众多的流民“收募为民”,直接由政府安插。这使当时辽东人口骤增,顺治17年辽阳、海城新增人丁3723人,康熙七年辽阳等大州县新增人丁2643人。荒地也大量被开发:顺治年间的民地比入关前的八旗垦地命增辟近20倍。在海城、牛庄等民人聚集处,出现了“民多地少”的现象。这样,康熙帝“腾念发详重地之意”终于实现了。但由于汉人在辽东的发展,为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清政府从乾隆六年起,决定停止招垦令,限期令寄寓该地的民众〈移民〉,返回原籍。这使东北经济又陷于凋蔽状态。

第三,导致嘉、道间人口膨胀的最重要原因是康、雍年间对赋役制的改革。

到康熙中后期,清朝已是“国帑充裕”“户口繁衍”,康熙帝为征取人丁实数,消除“漏户避差之弊”。“以验海宇富庶丰盈景象”,决定从1712年起,进行人丁编军。“按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赋役制的改变使当时许多“隐捏”的人丁纷纷“漏”出来,正是:“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户免敲扑”。因此,当时人口增长很快。康熙52年“滋生人丁”即达60455人,康熙60年(1721年),“滋生人丁”为467850人。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4)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不加赋”愈来愈显露了它的漏洞与不足之处。故雍正元年(1723年),又采“地丁合一”(即“摊丁入亩”)的办法。从此,清代赋役重点从人身转到土地方面,每户赋役的多寡随田亩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自秦汉以来一直以人头税为主的赋役制度,利于贫穷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摊丁入亩”更促进了人口的无政府增长的自发倾向。

可见,赋役制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规模,使丁口统计数字较趋于实际。

第四,许多高产农作物在全国各地的推广,使大量贫民免于饥饿,并使人口的繁行成为可能。

蕃薯是明朝万历前期经海路,陆路传入我国的。起初并未受到多大注意。《清初莆变小乘》载:泉人的薯蕃,开始仅是“富贵老请客,以为奇品”。随人口的不断增加,增加的人口对生存的要求,促使蕃薯四处播植。因其产量很高,有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于芋”之说。如山东半岛胶洲地区,乾隆15年开始种植,“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红薯在局部地区的大量推广,无疑给人口增长以重要的条件。《清初莆变小乘》载:顺治七年“兴、泉、漳遍洋皆种,物多价贱,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清政府也大力鼓励农民“广为栽植”,故乾隆一代,除了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高寒地带外,全国其它地区均有种植。到嘉庆年间,“蕃薯航海逾岭而江,而淮,而河,而济、秦、燕、赵,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自来,何其速也。”

可见,蕃薯的广泛传播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民来说,是个多么大的福音,因“甘薯不与五谷争地”,可利用闲置之山坡旱地种植,故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封建传统思想在清代人口增长问题上也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宗接代”的思想,依然束缚着那些贫苦的小农,故一旦有了生存的条件——即食物之后,他们马上就产生了延续子孙的希望。这样,人口的增长必快。

公元一年到2050年的人口变化(人口由9600万暴增到4.12亿)(6)

总之,经清初的积累与良好的基础,清人口到陀隆间急剧增长,其速度达到了封建社会人口的最高峰。这浩荡膨湃的人口犹如一辆急速驶来的“人口列车”,即使它及时刹车,也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惯性力作用的过程。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分享
    投诉
    首页